摘 要
通過對2014年和2018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公布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比較研究，發現東部地區獲獎能力呈現「一家獨大」，馬太效應值得思考；高職教育類型的成果獎數量呈現增多趨勢，中職學校出現「擠壓現象」；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是職業教育成果獎獲獎的主體，但獲獎優勢呈現減弱趨勢；獲獎成果所屬專業基本一致，專業改革力度有待加強；獲獎成果的研究主題反映了當前職業教育的熱點問題，少數成果的價值導向值得商榷。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風向標，職業院校應理性審視教學成果獎的價值定位，全面提高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
關鍵詞
國家級教學成果獎；職業教育；情況分析
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每4年評選一屆，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近4年我國職業教育領域的最高教育教學成果，另一方面又昭示了今後一段時期內職業教育發展的努力方向。本研究通過對2018年及2014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公布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比較研究，試圖回答近兩屆職業教育教學成果獎獲獎項目的總體分布、主要特點，各省近年來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努力方向，以及成果獎項目所透視的職業教育發展的價值導向等，為我國職業教育教學改革提供借鑑參考。
一、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項目的統計分析
（一）對獲獎項目地域分布的統計分析
根據《關於做好2018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推薦工作的通知》精神，全國32個推薦單位（含軍事院校）2018年共計向教育部推薦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申報項目1054項，經專家評審和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評審委員會審議，最終獲獎項目為451項，其中特等獎2項，一等獎50項，二等獎399項。關於獲獎單位的區域分布，我們按照成果推薦單位所處的區域進行統計。關於區域劃分，我們按照政府年度統計的辦法，按地理位置將我國分為三大區域：東部、中部、西部；考慮到軍校的特殊性，其成果單獨統計（下同）。
本屆成果獎的特等獎共2項，分別由山東和廣東兩省獲得，均屬於東部地區；一等獎共50項，按照獲獎區域劃分，分別為東部32項，中部6項，西部9項，軍事院校3項。從二等獎的區域分布來看，東部248項，中部62項，西部72項，軍事院校17項。從獲獎比例來看，東部地區超過六成，而中西部地區均不足兩成。與2014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情況相比，東部地區一等獎及以上獲獎數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區有明顯增長。具體分布情況見表1。
從成果推薦單位的省、直轄市統計來看，451項成果中，有69項由北京市教委推薦（含教指委、行指委推薦的獲獎成果數，下同），有46項由江蘇省教育廳推薦，佔比均超過總數的1/10。與2014年相比，各省（市）獲獎情況變化不大，值得關注的是山東省無論是一等獎還是二等獎的獲獎數均增長顯著；陝西省和貴州省的獲獎數也明顯增長；而河南省、河北省和吉林省的獲獎數則明顯減少；青海省連續兩屆沒有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獎。
對2014年和2018年各省（市）獲得職業教育國家級成果獎總數進行統計發現，排名靠前的分別是北京、江蘇、廣東、山東等，而排名靠後的分別是青海、西藏、內蒙古、寧夏等。值得關注的是，近兩屆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數排在前5的省（市）均在東部地區，而排在後5位的均在西部地區，具體見圖1。
對2018年各省（市）的獲獎率（即獲獎項目數與推薦的項目數佔比）進行比較發現，獲獎率排名前十的分別為：江蘇、北京、天津、山東、浙江、上海、重慶、廣東、陝西和廣西。其中一等獎及以上獲獎率排名前十的分別是：天津、江蘇、浙江、北京、廣西、廣東、上海、陝西、山東和湖南，具體見表2。
（二）對獲獎項目類型結構的統計分析
將451項教學成果按照高等職業教育成果、中等職業教育成果和其他成果3類進行統計，其中一等獎及以上的52項成果中，涉及高等職業教育成果33項，中等職業教育成果13項，其他成果6項；二等獎399項中，涉及高等職業教育成果261項，中等職業教育成果107項，其他成果31項。（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2018年獲獎的成果中，65%左右為高等職業教育成果，25%左右為中等職業教育成果。與2014年相比，高職和其他類型的成果所佔比例進一步擴大，而中職類型的成果比例呈減少趨勢。
（三）對獲獎項目完成單位的統計分析
對所有成果獎的第一完成單位進行統計發現，2018年的451項教學成果中，高職院校完成的共有282項，中職學校完成的共有88項，另有81項成果是由其他單位完成。與2014年相比，成果獎完成單位中，高職院校和其他單位的比重呈增大趨勢，而中職學校的比重呈減小趨勢，具體詳見表4。
根據學校屬性，我們將高職院校分為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和其他高職院校兩類。依據教育部201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高職院校共計1388所，其中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200所，佔比14.41%。統計發現，2018年高職院校獲得的32個「一等獎及以上」成果獎中，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有16所，佔比為50%；獲得的250個「二等獎」中，國家示範（骨幹）院校有151個，佔比60.40%。與2014年相比，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獲得「一等獎及以上」的比例減小幅度較大，而「二等獎」獲獎比例基本持平。縱觀兩屆成果獎的獲獎情況，不足15%的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獲得了60%左右的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可見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的總體辦學實力明顯優於其他高職院校，具體見表5。
剔除1所學校可能完成多項成果這一因素，統計高職院校的282項成果實際由208所高職院校完成，其中國家示範高職院校62所，國家骨幹高職院校47所，其他高職院校99所。進一步統計發現，共有55所高職院校獲得2項及以上國家級成果獎，其中國家示範高職院校26所，國家骨幹高職院校17所，其他高職院校12所。而2014年成果獎中，獲得2項及以上國家級成果獎的高職院校共有53所，其中國家示範高職院校38所，國家骨幹高職院校10所，其他高職院校5所。可見，2018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國家骨幹高職院校和一般高職院校獲獎的比重有所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獲得3項及以上的高職院校有13所：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和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均獲得5項；金華職業技術學院獲得4項；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四川交通職業技術學院、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等6所高職院校均獲得3項。2018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獲得3項及以上的高職院校有14所：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獲得5項；陝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和濱州職業學院均獲得4項；淄博職業學院、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天津職業大學、武漢職業技術學院、楊凌職業技術學院、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浙江金融職業學院和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均為3項。以上涉及的27所高職院校均為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
連續兩屆獲得2項及以上國家級成果獎的高職院校包括：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陝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濱州職業學院等22所，這些院校也全部為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其中廣東省4所，江蘇省4所，山東省3所，浙江省3所。
（四）對獲獎項目涉及專業的統計分析
2014年和2018年兩屆教學成果獎對成果所屬專業類（中職）或專業大類（高職）略有調整，2014年要求對照的標準分別是《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2010年修訂）》和《普通高等學校高職高專教育指導性專業目錄（試行）》，而2018年要求對照的標準分別是《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2010年修訂）》和《普通高等學校高等職業教育（專科）專業目錄（2015年）》。從獲獎成果的統計結果來看，由於對照標準的調整，少數專業大類的稱謂發生了微調，如「製造大類」調整為「裝備製造大類」，「財經大類」調整為「財經商貿大類」等；但從專業內涵來看，兩屆成果獎中獲獎數較多的專業大類（高職）排序基本一致，裝備製造大類、財經商貿大類、農林牧漁大類、交通運輸大類、電子信息大類、醫藥衛生大類和文化藝術大類的專業獲獎數相對較多；專業類（中職）的獲獎排序也基本一致，加工製造類、信息技術類、旅遊服務類和交通運輸類等專業的獲獎數相對較多，具體詳見表6。
（五）對獲獎項目研究主題的統計分析
對32個推薦單位推薦的1054個項目的研究主題按推薦單位進行分類統計，每個單位列出排名前3的研究主題；同時按區域進行分類統計，列出排名前8的研究主題，具體見表7。
應該說，各省或直轄市推薦項目的研究主題代表或反映了本省（市）一段時間以來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主要內容和核心成果。從表7可以看出，各省（市）教學成果獎涉及的主題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的區別：①人才培養模式是各地普遍關注的研究主題；②東部地區更加關注創新創業、產教融合和國際化等主題，中部地區更加關注課程改革、協同育人和信息化等主題，而西部地區更加關注課程改革、產教融合和專業建設等主題；③從研究主題的內容來看，東部地區的研究主題緊跟國家職業教育熱點問題，而中西部地區的研究主題主要關注職業教育內涵建設。
對獲獎項目的研究主題進行分類統計，（見表8）2018年成果獎獲獎數排名靠前的主題分別是人才培養模式、協同育人、專業建設、創新創業、產教融合、實踐教學、文化育人和國際化。與2014年成果獎比較，以上獲獎主題基本一致，值得關注的是，國際化、「三農」問題、創新創業和現代學徒制等主題均獲得2項及以上的一等成果獎，這些均是2018年成果獎獲獎主題的熱點。
二、基本結論與啟示
通過以上對近兩屆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項目的綜合比較分析，可得到5個方面的結論與啟示：
1. 東部地區成果獎的獲獎能力呈現「一家獨大」，馬太效應值得反思。通過對近兩屆成果獎的數據分析發現，無論是獲獎數量還是獲獎質量（獲獎率及獲獎層次），東部地區均呈現「一家獨大」局面。職教史研究發現，「職業教育的發展是與經濟社會實現良性互動的過程」，教學成果的獲獎能力又一定程度反映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由表3可見，各省推薦項目的獲獎比率排名前8的分別為：江蘇、北京、天津、山東、浙江、上海、重慶和廣東，與2017年各省人均GDP的排序基本一致。因此，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各省（直轄市）職業教育國家級成果獎的獲獎能力是否與該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成正相關。然而東部地區的獲獎能力「一家獨大」，其馬太效應不可忽視，如何規避這一問題，值得下一屆成果獎評審予以重視。與此同時，少數省份的成果獎獲獎率不足10%甚至為零，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區域特色多樣性又該如何體現，值得反思。
2. 高職教育類型的成果獎數量有增多趨勢，中職學校呈現「擠壓現象」。近兩屆的職業教育成果獎數據反映，高職教育類型的成果呈現增多趨勢，高職院校作為第一完成單位的成果也呈現增多趨勢；而「中職類型」和「中職學校」均呈現減少趨勢。也就是說，在職業教育成果獎的「獲獎域」方面，呈現出中職學校遭受高職院校和其他單位（本科院校和科研院所）雙重「擠壓」的現象。與此同時，由於工業4.0時代的到來和智能製造的高速發展，社會對技術技能人才的規格要求不斷提高，近年來中職學校升格為高職學校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多。以上這些現象是否昭示了「職業教育高移」正在悄然發生，值得探討。
3. 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是獲獎的主體單位，但獲獎優勢呈現減弱趨勢。數據分析發現，近兩屆的成果獎中，不足15%的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獲得了60%左右的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特別是獲得2項及以上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高職院校中，80%的獲獎院校均為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而從兩屆的變化趨勢看，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的這一優勢有減弱的趨勢，特別是一等獎的獲獎比率相對2014年呈現明顯減少趨勢。值得反思的是，國家示範（骨幹）高職院校作為我國優質高職院校的標籤，在「後示範」建設時期，如何在進一步發揮示範帶動作用的同時加強自身的內涵建設，使自己能夠繼續保持領跑地位，是當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命題。
4. 兩屆獲獎成果所屬專業基本一致，專業改革有待進一步加強。對比2014年和2018年成果獎獲獎項目面向的專業，兩屆情況基本一致，裝備製造大類、財經商貿大類、農林牧漁大類、交通運輸大類和電子信息大類仍是高職院校主流獲獎專業。主流獲獎專業一方面反映了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情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前職業院校的專業改革情況。值得反思的是，4年來職業院校的主流專業設置和專業改革沒有明顯變化。進入21世紀，經濟社會迅速發展，職業院校作為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陣地，應對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能力還不夠強，特別是以專業改革為抓手的內涵建設亟待加強。
5. 獲獎成果研究主題反映了當前職業教育的熱點問題，少數成果的價值導向值得商榷。統計發現，兩屆成果獎的研究主題均能緊跟職業教育的熱點問題。本屆教學成果中獲獎頻率較高的研究主題有「產教融合」「國際化」「協同育人」「創新創業」「『三農』問題」「現代學徒制」和「質量保障」等。應該說，以上這些成果的研究主題，與當前職業教育大力推進的產教融合、協同育人、「雙創」教育、現代學徒制試點、教學工作診斷與改進、職業教育國際化和社會服務能力提升等政策是基本一致的。需要反思的是，少數獲獎成果的價值導向值得商榷，如職業教育的國際化問題，本屆成果獎一等獎中涉及國際化的主題有4項，需要探討的是職業教育國際化確實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否為每一所高職院校的主要努力方向呢？又如，「產教融合」這一主題，本屆成果獎一等獎中涉及6項。國務院於2017年12月專門印發《關於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各省市也正在研究制定地方深化產教融合的實施意見，而弔詭的是職業教育領域已經形成了相當多的教學成果，這裡我們不排除有些學校已經先行先試，探索出了值得關注、推廣、借鑑的經驗，但在本屆成果獎中產生如此大面積的關於「產教融合」主題的獲獎成果不得不令人驚嘆。是否會讓人感覺這樣的獲獎項目是僅僅為了獲得成果獎，又或者讓人產生「產教融合」是個「筐」的想法呢？
三、結語
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職業教育領域的最高獎項，更是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風向標。面對區域之間、類型結構之間、院校之間和專業之間等的不平衡，需要利益相關者重新審視教學成果獎設立的宗旨、意義及功用。因此，作為教學成果獎基層參與的主體，職業院校應理性看待教學成果獎的價值定位，從職業教育的真問題著手，逐步推進「由下而上」的自覺的教育教學改革，以獎促改，以獎促建，逐步實現職業教育均衡發展，建立現代職教體系，全面提高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
作 者
鄭永進，杭州職業技術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18；黃海燕，杭州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19年第2期第67-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