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敢於直面歷史、正視自我的民族，才是一個擁有尊嚴、值得尊重的民族。」
在尋訪和收集了數十位德國二戰老兵的反思、懺悔後，留德學者朱維毅博士發出如是感慨。
當有些人還在竭力迴避歷史、粉飾曾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時候，德國政府和老兵們的深沉反思，尤顯意義悠遠。
1988年，朱維毅赴德留學。
第一次來到柏林，讓朱維毅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施普雷河兩岸的風光，而是市中心的一座殘破教堂。「教堂的鐘樓只剩底下一半。當地人告訴我，這座老教堂在二戰中受到了多次轟炸與炮擊。戰後，政府尊重市民的意願，對殘骸進行加固、保護，警示後人。」
在柏林攻讀博士的日子裡，朱維毅感到，戰爭的記憶並不遙遠，相反，它時時刻刻存在於生活中。「我在我的房東和幾戶鄰居家裡都曾經看到他們年輕時著軍裝的照片。房東告訴我，我現在能見到的德國老頭幾乎全是當年的軍人。」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當年究竟經歷過什麼？他們內心如何看待那場戰爭？朱維毅非常好奇。因此，只要一有機會和他們聊天，他總會想辦法從他們口中「掏出」一些對戰爭的感受。
接觸的老人越多，朱維毅受到的震撼也越多。從2000年開始，他決心系統地尋訪這批二戰老兵，把他們的回憶和感受記錄下來。
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德國人常常提起一個詞，叫「零點」。就是說，從這個時間點起，總結教訓，重新開始
一天，在德國讀書的朱維毅的兒子聽了一場題為《教育和戰爭》的報告。報告結束後，他找到主講人、二戰老兵羅迪：「您能不能和我爸爸談一次？他正在尋找像您這樣的老兵。」就這樣，朱維毅認識了羅迪。
1941年，20歲的羅迪和三個哥哥先後踏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他被編入「大德意志」裝甲步兵師，那是當時德國裝備最好、專門用來打硬仗的精銳師。
四年後，當他回到柏林時，一隻眼睛丟在了高加索戰場，另一隻眼睛重傷後看不清東西，右肺也只剩下三分之一。母親告訴他，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人回來了。
「那塊打瞎我右眼的彈片至今沒有取出來，它常常會自己移動，現在，它在我的這個部位。」羅迪指了指自己的右腮說，「對戰爭的殘酷記憶，一直都在我身體裡。」
朱維毅從羅迪那裡第一次聽到了一個詞——「零點」。「我們經歷過戰爭的這一代德國人常常提起一個詞，叫『零點』。就是說，從這個時間點起，總結教訓，重新開始。但這種總結並不輕鬆，因為我們的教訓太沉重了。」羅迪說。
每個人心中的「零點」都不相同。羅迪的「零點」是1945年4月被關進戰俘營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曾經狂熱追逐的戰爭結束了，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但令他的內心真正開始反省的，是那個在荷蘭度過的夜晚。
羅迪告訴朱維毅，戰爭結束後他有一次去荷蘭，一場瓢潑大雨讓他的摩託車熄了火。正當他在雨中摸黑修理摩託車時，一位當地人請他到自己家中避雨。在與主人聊天時，他意外地發現，眼前這位幫助他的人是個猶太人。二戰時，這個猶太人的全家都被關進了集中營，只有他一人活著出來了。
「我帶有幾分歉意地問他，你為什麼願意幫助我這個德國老兵。他冷靜地說，難道我們在經歷了這場戰爭後，還學不會和睦相處嗎？」
說到這裡，羅迪摘下眼鏡，默默地擦拭眼角的淚水。
必須讓年輕人理解什麼是罪惡的戰爭，這樣才能讓他們不再遭遇我們經歷過的命運
當朱維毅見到奧克爾時，眼前的這位白髮老人是一位已經退休的聲樂教授，他說話的聲音特別洪亮。很少有人知道，二戰期間他曾是德軍的一名中尉。
「1944年，我在蘇德戰場的一場戰鬥中被擊中了肺部，就此從戰場上被抬了下來。」
「這一槍是戰爭留給你最深的傷害？」朱維毅問。
「不，最深的傷在心裡。」奧克爾說：「1944年6月，一枚炮彈落在我的陣地上，我立即下令所有人後撤，但我身旁的傳令兵受了重傷，他的大腿動脈不斷地冒著鮮血，人已動彈不得。情況很危急，在不設防的陣地上，只剩下我和傳令兵，眼看著對方馬上要衝上來，我把手伸向了手槍套。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手在顫抖，但作為他的連長，我能為他做的只能是幫他縮短死亡的過程，然後儘快埋葬他。我永遠也無法忘記我用手槍指向他時，他注視我的眼神。」
眼淚順著奧克爾的眼角流了下來，他哽咽著說：「每當我想起那一刻，心就會發抖。」
幾十年來，他都不願意對任何人提起這一幕。
直到他鼓足勇氣走進布萊梅的一所中學，給孩子們講述二戰經歷時，他才第一次把這段痛苦的經歷說了出來。
「我告訴他們，我曾經寫過一本二戰回憶錄，但我的兒子把它藏了起來，因為他不想讓我的孫子知道自己的爺爺是個殺人兇手。」
然而，奧克爾還是向這些孩子坦陳了自己的過去：「我之所以選擇在這些年輕人面前敞開我帶傷的心，是因為他們現在只能在教科書或者電影裡看到所謂的二戰，這樣下去，我擔心人們對那場災難的認識會變得越來越膚淺，甚至會因為小說或者電影的視覺刺激而產生娛樂效果。長此以往，真正應該記取的東西就被遺忘了。所以我們必須讓年輕人理解什麼是罪惡的戰爭，這樣才能讓他們不再遭遇我們經歷過的命運。」
朱維毅忘不了奧克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我曾經醉心於軍人的榮譽，渴望在戰鬥中證明自己，但我現在反對一切戰爭。這種轉變對我來說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我一直都正視歷史，不躲避、不否認、不美化、不沉默，我想這是我能從『零點』上再次站立起來的基礎。」
一個民族如果必須用無辜生命的鮮血才能擦亮眼睛，看清自己和別人，這是很悲哀的
在布蘭登堡州的一個小村莊裡，朱維毅從83歲的雷曼口中，再一次聽到了「零點」這個詞。
二戰期間，雷曼隨部隊一直駐紮在荷蘭。1941年，德國在東線的戰勢需要增兵，雷曼所在的連隊被抽走了50名士兵，他的名字被排在候選名單的第52位。
「我那50名戰友後來全部在蘇聯戰死，無一生還。」老人深深嘆了一口氣。
1945年，雷曼加入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次軍事行動，一個星期後，他被投入戰俘營。「我永遠也忘不了我離開戰俘營的那天，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從這場殘酷的戰爭中完好地活了下來。那一天就是我的『零點』。」
從此，雷曼對於戰爭的反思從來沒有停止過，曾經的信仰和觀念時常在他的頭腦中不斷碰撞。他告訴朱維毅，「我們這一代德國人之所以選擇希特勒，大多是出於改善經濟的需求，而不是因為他『反猶』；但是我們在跟隨他的過程中慢慢接受了他的『反猶』立場。戰爭結束了，我們從錯誤中學到了很多，但卻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我很贊成豪斯總統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無論是今天還是以後，這段歷史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
訪問老兵凱斯訥時，凱斯訥給朱維毅看自己1944年拍的照片：一個年輕英俊的軍人，帶著些許靦腆的笑容。
「這就是我，不到18歲就穿上軍服了。年輕人好像都有一種喜愛軍服和武器的潛意識，小男孩從小喜歡把槍作為玩具，這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那場戰爭使我變得憎恨軍服。」
凱斯訥向朱維毅講述自己的「零點」：「那是在一次行軍途中，我們遭到伏擊。一個戰友心臟中彈，一頭栽倒在我駕駛的汽車的前面。他的軍服上衣被汩汩流出的血全部浸透染紅。那場面永遠留在了我的心裡。所以戰後我發誓不再穿任何制服。」
「一個民族如果必須用無辜生命的鮮血才能擦亮眼睛，看清自己和別人，這是很悲哀的。」凱斯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