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夫婦一九四八年夏與友人在頤和園。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張奚若夫人、楊振聲。
原題：「紅綠燈」，「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晚，北京大學「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紀念堂召開「今日文學的方向」座談會。遼瀋戰役已經結束，平津戰役迫在眉睫，在歷史大轉折的前夕討論文學的「方向」，自然不會只是一個單純的文學議題。果然就談到了政治，沈從文把它比喻成「紅綠燈」，而文學是不是需要用「紅綠燈」來限制呢？
沈[從文]：駕車者須受警察指導，他能不顧紅綠燈嗎？
馮[至]：紅綠燈是好東西，不顧紅綠燈是不對的。
沈[從文]：如有人要操縱紅綠燈，又如何？
馮[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
沈[從文]：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這個比喻是不恰當的。（因為承認他有操縱紅綠燈的權利[力]即是承認他是合法的，是對的。那自然得看著紅綠燈走路了，但如果並不如此呢？）我希望諸位前輩能告訴我們自己的經驗。
沈[從文]：文學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點批評、修正的權利呢？
廢[名]：第一次大戰以來，中外都無好作品。文學變了。歐戰以前的文學家確能推動社會，如俄國的小說家們。現在不同了，看見紅燈，不讓你走，就不走了！
沈[從文]：我的意思是文學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響以外，還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單方面的守規矩而已？
廢[名]：這規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釘上十字架，他無法反抗，但也無法使他真正服從。文學家只有心裡有無光明的問題，別無其他。
沈[從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這即是問題。
廢[名]：自古以來，聖賢從來沒有這個問題。
沈[從文]：聖賢到處跑，又是為什麼呢？
廢[名]：文學與此不同。文學是天才的表現，只記錄自己的痛苦，對社會無影響可言。
錢[學熙]：沈先生所提的問題是個很實際的問題。我覺得關鍵在自己。如果自己覺得自己的方向很對，而與實際有衝突時，則有二條路可以選擇的：一是不顧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槍斃為止。另一條是妥協的路，暫時停筆，將來再說。實際上妥協也等於槍斃自己。
沈[從文]：一方面有紅綠燈的限制，一方面自己還想走路。
錢[學熙]：剛才我們是假定衝突的情形。事實上是否衝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對？如認為對的，那末要犧牲也只好犧牲。但方向是否正確，必須仔細考慮。
馮[至]：這確是應該考慮的。日常生活中無不存在取決的問題。只有取捨的決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義。一個作家沒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因戰事逼近，十一月八日，沈從文所編的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停刊；十日，他和周定一合編的《平明日報·星期藝文》停刊。十日這天，他拿出自己的一本舊書，一九二八年新月書店出版的《阿麗思中國遊記》，做校改，在書頁上寫下一句「痛苦中校本書三章」。十二月六日，繼續校改，寫下：「越看越難受，這有些什麼用？」「一面是千萬人在為爭取一點原則而死亡，一面是萬萬人為這個變而彷徨憂懼，這些文章存在有什麼意義？」
十一月十九日，張充和與傅漢思結婚，十二月十六日兩人離開北平飛往上海，後同去美國。沈從文的舊識、時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長的陳雪屏十二月來到解放軍包圍的北平，搶運學者教授，通知沈從文全家南飛。沈從文選擇留下。他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說：「北平冬晴，天日猶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戰發生！」「北平可能不至於毀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亂胡塗中毀去。大家都心情沉鬱，為三十年所僅見。……二百萬人都不聲不響的等待要來的事件。真是歷史最離奇而深刻的一章。」
沈從文很快就清醒地認識到，北大座談會所討論的「紅綠燈」問題，是一個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討論的問題，因為即將來臨的新時代所要求的文學，不是像他習慣的那樣從「思」字出發，而是必須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說，必須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為一個無可懷疑的前提接受下來，再來進行寫作。看清楚了這一點，他也就對自己的文學命運有了明確的預感。因為所編副刊停刊，他寄還來稿，在給一個青年作者的信中，說「中國行將進入一新時代，……傳統寫作方式態度，恐都得決心放棄，從新起始來學習從事。人近中年，觀念凝固，用筆習慣已不容易扭轉，加之誤解重重，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擱筆。這是我們年齡的人必然結果」。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複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從文是相當克制和平靜的。他看到了即將來臨的悲劇命運，但這樣的命運，他那時覺得，不是他一個人的，而是「我們年齡的人」、「我們一代若干人」的。「在這個社會由分解圮坍到秩序重得過程中，中年一代既由於種種問題難適應，可能會要犧牲大半，也不妨事。因為這些人大多已年在四十到六十之間，四十年內憂外患，各有一分，一顆心都磨鍊得沉沉的。……不幸的是社會發展取突變方式，這些人配合現實不來，許多努力得來的成就，在時代一切價值重估情況中，自不免都若毫無意義可言。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劇，年青人能理解這悲劇所自來，不為一時不公平論斷所蔽，就很夠了。」
一九四八年的最後一天，他在《傳奇不奇》文稿後題識：「卅七年末一日重看，這故事想已無希望完成。」《傳奇不奇》是他最後發表的小說，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刊於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是《赤魘》、《雪晴》、《巧秀與冬生》的接續，這一個系列本來計劃中還有續篇。這一天，他給同事周定一寫了個條幅，臨史孝山《出師頌》，落款處寫「三十七年除日封筆試紙」。「封筆」，也就是對文學的決定了。
（本文摘自《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 張新穎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