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玉京，女，韓國全南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政治教研室副教授，主要從事東北亞地區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
關鍵詞：儒家；韓國；價值觀；西方政治思想；融通
中國的儒家思想對歷史上的韓國有過重要影響，它不僅成為朝鮮王朝的主流政治思想，也培育了韓國人日常生活的道德倫理。近代以來,韓國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主要依靠的是西方政治思想，但是，隨著西方文化影響的深入，其中的弊端也不斷呈現出來。儒家思想不僅是強調禮儀的社會文化，也是主張德治的政治思想。它對「仁義」等價值觀念的訴求，與現代西方思想並無根本區別，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融通的可能。因此，考慮到儒家精神對韓國傳統文化塑造的歷史事實,在尊重儒家文化的基礎上，探尋儒家與西方思想之間的共同性，進而生長出屬於自身的現代性來，就成為不脫離自身經驗的關於國家政治思想的積極思考。
韓國傳統文化曾先後受到域外多種文化的影響，中國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土俗薩滿教文化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幾種。如果從韓國價值觀念形成的視角考慮，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似乎更大，這不僅表現在對韓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影響方面，即韓國傳統在建構其國家管理體系的過程中包含了中國儒家思想的許多元素，而且體現在統治者在建構其相應的價值觀念時，參考了大量的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但隨著西方文化的侵入，韓國近代文化表現出了明顯的西化傾向，而曾經對韓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的中國儒家思想則受到了忽視或批判。然而，近年來，隨著種種社會問題的日益凸顯，人們開始重新反思作為韓國近代文化影響要素的西方文化，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則是中國儒家思想再次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當中，把它當作糾正近代以來韓國文化種種偏頗傾向的文化力量，這正在成為韓國思想界的某種共識。
儒家思想起源於中國先秦時期的孔子，但是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核心存在，它卻是一個歷史化的概念，即雖然儒家思想起源於孔子，但是在歷史的發展中，後繼者不斷地結合現實社會的實際問題對其進行補充或者重新闡釋。一般認為，儒家思想不僅是修己治人的學問，也是兼有政治和倫理的思想體系,可以說，孔子對周禮的積極倡導，並不僅僅在於對周禮本體的讚美，而是意在圍繞家庭倫理去建構社會秩序，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孔子推崇周禮並把禮看做道德之源及規範，從此，道德不僅是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基礎，也是判斷每個人言行對錯的標準，從而塑造了至今為止牢不可破的中國文化歷史大傳統。」然而，這並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作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儒家思想成型於南宋時期，這不僅是指朱熹通過對《四書》的註解，完成了對儒家思想的最終建構，也指由他所注的《四書》獲得了統治者的認可，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從中國儒家思想與朝鮮歷史的互動情況來看，三國時期的高麗就設立了以儒家經典教育為主的太學機構，開始講授儒家的五經三史。統一新羅時在五經的基礎上增加了《論語》和《孝經》的講授科目，後設置當時最高教育機構——國學，並將《論語》《孝經》定為必修科目，至元聖王時，已經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了名為讀書三品科的任用制度。統一之後的高麗時期沿襲了統一新羅時期的文化傳統，基本上沒有變動。通過這條簡單的線索，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統一新羅和高麗時期已經扮演了重要的思想角色。不可否認，此一時期，佛教也對朝鮮半島產生了重要的文化影響，而從接受的情況看，朝鮮半島對佛教的接受似乎也較儒家思想更為融洽。此時的中國也正處於佛教開始興起的魏晉時期，那時的儒家思想面對外來文化的影響，自身尚未開發出其超越的視野，以至於在無法有效吸納的條件下，處於一種被動的尷尬局面，而只有到了南宋時期，當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家開拓出以「理」為內涵的朱子學時，儒家思想才具有了可以容納和消融佛教的契機。考慮到這一情況，我們就不難明白，此一時期的朝鮮半島何以會對佛教的吸納遠遠大於對儒家思想的吸收。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後李朝排斥佛教，而推崇朱子理學的時間，恰恰與中國明代時期同步，而此一時期的中國也正是朱子學說的鼎盛時期。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太祖李成桂倚重鄭道傳，以排佛揚儒為國策，定朱子學為國學，強化中央集權。此後朱子學成為李朝組織政治和社會及思想文化的官學，對塑造整合朝鮮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譬如經筵制度，它雖然是高麗睿宗時建立的制度，但是卻被朝鮮王朝所承襲，並進一步將其功能發揚光大，旨在教育君主，培養其內在之德行。其要義在於朱熹所說的「理在氣先」，由於「理」是萬物形成的最終根源，它規定了人類社會各種秩序，所以，一方面，道統大於君統，另一方面，君統則因作為「理」的衍生物而獲得了在世的合理性，由此來看，在經筵制度中，君王的每次出席幾乎成為一種義務，其最終目的就是以自己的身體力行來表示對道統的承認，進而向其臣民宣布其君統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君王向負責經筵的儒學家學習，則是在遵守「理一分殊」的邏輯前提下，對自身修行的現實培養，它一方面強調治國與修身之間的緊密關聯，另一方面則強調對佛教心性思想的消解，這不僅達成了李朝政治思想的深層結構，而且也型構了朝鮮民族懂得大義和嚴於要求自我的文化精神。
但是在上世紀８０年代之後，隨著「新公共服務論」的登陸，承受了儒家精神的韓國傳統意義上的價值倫理受到了嚴重的衝擊。「新公共服務論」的理論資源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市民權、共同體和市民社會、組織人本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行政，等等，其目的是通過對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強調，建構起現代政府在實施政治管理過程中種種合理性。如果說儒家思想更多地從形而上的道統中尋找君統的合法依據，那麼，在經歷了祛魅的現代性運動之後，現代政治很難再從抽象的學理中尋找資源，而是努力從與其相配合的資本主義倫理中尋找新的可靠論證。我們不能簡單地否認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現代性過程中的倫理價值，但也不能不加批判地將其運用於自己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其中的道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這個與歷史過程中西方的現實霸權密不可分的普遍性模式，仍然為人類貢獻了有用的認識論，這就是它轉化出了人類共享的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和平、仁愛……。只不過，這些基本價值只有在高度抽象層面才是沒有問題的，一旦進入歷史過程，每一個價值範疇的『即物方式』不但都不完美，而且往往是虛假的。」
概括地說，儒家思想並非韓國的產物，但是它在韓國經歷了文化的融合過程，事實上，李朝對朱子學的推崇並不是在單層面上完成的，也是經歷了雙向的融合過程，譬如，李朝對同為理學精神的陽明心學的排斥，對朱子學中「誠心正意」的主動選擇，進而在融合自身特點的基礎上，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注重民族氣節的精神傳統，這不僅體現在知識階層的價值觀念當中，也體現在普通人行為舉止的日常倫理觀念中。相比之下，在傳統思想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價值理念並沒有經過這一本土化的過程，這就勢必會造成種種文化不兼容的現象,由此，如何創造性地轉化傳統就成為韓國當代思考者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治國，即認為無論是個體的修身還是國家的治理都必須符合「道」的倫理秩序，這意味著在「道」的統領下，家庭中的倫理秩序與國家管理的策略並無根本區別，如果說「仁」「禮」「孝」是對父子、兄弟等家庭關係秩序的強調的話，那麼，把它們當作管理國家的政治思想，也是適用的。《中庸》曾以「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去闡釋「孝」的倫理價值，其大意是：後來者要懂得承繼先人的志向，更要經常記起他們的豐功偉績。其適用範圍顯然不只是單純的家庭而是被推廣到了國家的建設當中。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武王、周公繼承太王、王季、文王的遺志，完成滅商興周的大業，以至制禮作樂，都被歸結為孝。」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強調個體的價值，盧梭曾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從表面上看，西方的價值觀似乎與儒家傳統並不相契合，但是如果從其內在的價值形成上看，它們之間的距離似乎並不像其表面看上去那麼大，恰恰相反，在某種程度上，東西方形成的行政價值共同點有多種，例如區分人類和動物的合理性、控制欲求和感情的理性、想要追求知識的特性、完成自我修養和社會化基礎的社會規範性等；例如儒家思想的核心主旨認為，探求人類倫理的出發點是人類的本性。同樣，如果從更深層的價值觀念上看，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之間也有很多的共同之處，譬如，孟子曾經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由此可見，儒家思想與西方文化雖然在所強調的內容和側面上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其內裡的確包含有相互融通的可能，這就為闡釋當代韓國價值觀念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在對民權的理解上，雙方有大致相同的精神暗通性。當代政府強調市民利益的重要性，並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加以保護，可以說，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政府無論是在相關程序的制定上，還是在相關權利的實踐中，均扮有非常重要的公共角色，甚至可以說，為了能夠自由公正地實現公民個人利益，韓國政府始終在做著許多有價值的工作。反觀儒家思想，它更注重人格精神的培養，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正氣」，其作用就在從道德的層面來區分出個體之間在價值追求上的不同，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成立的。正是有了如此的價值觀念的正當性，所以，儒家思想不僅強調士人追求人格自覺的重要性，同時還明確指出，統治者的修養行為對於他的執政過程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這樣一來，在「天人合一」以及天人相互感應的思維中，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便被統一到一個道德化的思想秩序之中，並進而生發出培養各自主體道德精神的自覺性來。在儒家思想看來，個體對道德的自覺顯然不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而是與國家政治相關的宏大的事情，今天來看，這正是儒家思想可能與現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洽的結合點之一，即民聲反映於行政，行政獲取國民的要求，國家公務人員由此可形成其自覺的責任感，並以此積極地參與到國家的行政管理當中去。
其次，在對市民社會的理解上，雙方也有大致相似的價值訴求。西方文化強調個體價值的至高價值，也重視市民社會的價值建設，一方面，社會通過種種形式保障個人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則又積極尋找各種契機去嘗試創造可建基於個體利益基礎之上的社會價值，由此在一個不違反個體利益的前提之下，去構建出可以相互照顧、相互信任協助的市民社會形態。參照儒家思想,我們不難發現，在倡導者的話語中，不乏相似的論述，如孟子主張將人和禽獸嚴格區分開，也主張將民意和功利分開。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簡單地說，德治所談論的內容就是一個相對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所應遵守的價值倫理問題。當統治者採取德治的政治實踐時，與此相併行的還有對種種道德秩序的建構，譬如，統治者經常會認為，人類不應該過度地享受私慾，更不應該提倡各種奢侈生活，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不道德的事情，因此也是不能加以倡導的事情，基於「天人一體」的政治思想，如果人類採取那樣的生活方式，不僅會影響作為個體的人的生活，同樣也會波及他的統治，所以，德治的核心就是要構建一套普及於社會的道德規範和體系，並將它推行到社會的實踐運行之中，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有的學者指出，仁政是減少刑罰，使人有平安的內心去生活和享受，來形成孝順、恭敬、有愛、真實、信義之風，使人對生死沒有遺憾。這裡所說的「仁政」顯然是德治的一種具體形態，體現出了既兼顧統治者又照顧下層人們利益的一種價值訴求。今天來看，作為個體意義上的個人正在逐漸融入到更大的社會當中，他的價值也必須通過社會的價值獲得呈現，為此，如何構建一種比較合理的社會價值就顯得非常重要，具體而言，它不僅要在超越的意義上確立某種共有價值，起到既能尊重又能統領個體價值的作用，而且還要在現實的層面上，起到既能解決個體價值衝突又能融合個體價值差異的作用。儒家思想顯然可以在這一點上提供某些有益的思考，譬如在構建行政人員的倫理意識方面，可以通過建構與人為善的價值理念的做法，來引導和影響公務人員的行政實踐。
再次，在對組織人本主義的理解上，雙方也有許多共識。所謂的組織人本主義，就是尊重開發組織管理者的個性，維護他們的自我意識，這裡面不僅包含著工作能力的問題，也包含著工作倫理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應該開放組織溝通，在尊重公務員的自身發展的同時，構建出一套比較完善的、有利於大家遵守的價值倫理。儒家思想強調道德治國，士人在治理國家的同時,也要不斷地修身養性，以追求更為闊大的人格精神。如果說民本思想是國家的立足根據，那麼仁政則是確保其實現的規範與保障，也可以說，尊重百姓在仁政的意義上成了封建統治的最終目的，這就使得其中的民主主義特徵被直接表現出來，進而與現代意義上的憲法精神取得了邏輯上的溝通。進一步而言，儒家思想中還有天下為公的烏託邦理想，儘管那種視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只是一種空間虛設，但是其價值意義卻在於，它不強調利己主義，而是從維護人類秩序的角度上更看重利他主義的存在，與此相關的是，作為對人類社會管理的政治，不再僅僅是一種管理手段，而是作為人性的根據，和人類生活後盾的存在。可以說，儒家思想的政治觀在於國家的存在理由就是實現完全的百姓生活。在重視效率性的個人和組織文化當中,人本主義性的接近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效率性是理性的過程，某種行為在與理性一致時則稱為合理性。關於過去行政的問題可以認為是效率性的問題。這是某種目標的改進，或是相互衝突的目標和價值觀的調整與融合，並且是依照某種行動的指稱。儒家思想所提及的百姓和與民同樂精神是維持組織的上下關係中所必須具有的品德。
最後,儒家思想與後現代主義行政也有某種融通之處。後現代主義行政分離事實和價值，以此來嚴格分離人類行為。實際上價值和事實是很難實現的。不同於忠於現實的實證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接近也可以說是完全理解人類的生活，並重視價值的主張立場。生活中重視自我修養的儒家思想在理解人類生活、揭示義務倫理觀這一點上，使德、忠、孝也能找到相同點，最終，實現了西方代表性行政價值和韓國儒家思想的仁義禮智信等目標，在本質上和追求的理想上達成了一致。這是因為從古至今，雖然文化環境有所不同，但在政府指向的價值傳達於社會這一意義上是相同的。在儒家思想中，德是從禮記中提到的「身體力行所領受之德」中顯現的。比起事物的本性，從君子的本性來展示禮和惡。禮是廣義的道德社會秩序的表現，人很難自然擁有，因此需要用教育的手段來教育個人禮儀，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方面，為政者不要只致力於擴張自己的財務，而要以德為本來進行統治，這樣才可能使民心聚攏，統轄之地的稅收也就隨之而來了。君子的政治就是要尋求自身的德性、人類的道理、上天的道理，並且要與萬民百姓的情緒相吻合即要有從個人到他人、萬物、天地、宇宙，與之相通融的政治理念。具體地講，孔子的政治核心就是從百姓處獲得信心，亦即讓百姓對政府產生一種信賴，這是一種社會的品德，在經濟層面上也尤為重要。正因為如此，以德來統治的政治自然可以被稱為美好和有效的政治。
總之，孔子強調忠和信相融合的「主忠信」的價值觀和理念。他認為「人若無忠信，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真實」。忠是始終如一的心，是治國的根本。在實際道德教化的意義上所提及的忠可以被作為法律規範或者統治的手段。孝是使子女和父母的關係相融洽的一種德，是家庭倫理的根本，也上升到一種社會倫理。從基本上來說，孝是子女用禮來侍奉父母，恭敬父母。如果沒有這樣的心，父母的養育之恩就跟馴馬一樣無意義了。孝道的精髓在於體會父母的愛子之心，並以之為心，身體力行。孝與悌一同，是實現仁的根本，連接著社會政治的倫理。在儒家思想中，孝比忠更被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道德，比起統治，更重視教化，比起法律，更重視道德。忠孝精神是韓國新羅時代的精神支柱，就像韓國學者崔志遠所標註的一樣，「在家盡孝，在外忠國」。高麗時代，在經學博士的輔助下傳播了忠孝精神，朝鮮王朝世宗編纂的「三綱品行」，進一步推動儒家思想成為民眾文化的基石。正因為這樣，忠和孝被朝鮮王朝認為是倫理文化的普遍價值和人類道德的中心。而隨著現代政治的到來，儒家思想並沒有失去其有效性，恰恰相反，在某種媒介的觸發下，它還依然保持有與現代政治某種融通的可能。
儒家思想與現代民族主義並非相互排斥的一對概念，作為不同時代的價值訴求和理想，它們在對價值的追求這一行為上是相同的，儘管從具體價值理想的內容看，其間的距離似乎非常明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為了價值實現，以及為了價值實現而組織的種種思想實踐卻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這就為今天的借鑑和融通提供了許多啟發。其一，政治理想。尊重國民權益，使民眾享受舒適生活是一個必須的課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是實現人類的共同體。當然尊重權益和實現人類共同體並不矛盾。但是在實現過程中必須克服不考慮社會影響而只追求個人權益的態度。其二，權利的源泉。天命思想在賦予權利神聖性的意義上雖然有效，但卻無法運用於方法論。其三，權利的職責。權利並不僅僅是實現民意，還必須分辨民意的是非價值。因此在這樣的狀態和情況下，權利必須發揮對國民的指導作用。但是掌權者不僅要有合理的統治理念，還需要道德性的感化力。其四，在管理方法上，從為了阻止統治者的自我獨斷的統治層面上，需要追求法治。而且，掌權者在合法的統治之餘還需要一定的道德性的感化力。雖然國民因為害怕刑罰而遵守法律，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還必須認識到道德性的自律性是自我尊嚴性的根源。其五，從國民地位上來說，國民是權利的主體，人道的主體。從本質上保證人類尊嚴不是權利而是人道。最後，從規範正當化最基礎的層面來說，規範只有在所有人都能夠理解內容的正當性,並具有安定的永久性的時候才能實現其規範的作用。這隻有在最終與天道一致時才能產生完全的真正的正當性。因此，也有必要對以這種基本理念為基礎的儒家思想在韓國行政價值上所顯示的恰當性進行分析和說明。
首先，儒家文化圈中可能出現的民主主義。幾百年以來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圈國家曾經強調，如果民主主義想要在本國紮根的話，就必須把儒家價值和民主主義價值進行融合，並提出發展新的價值的必要。儒家民主主義並不提倡或利用宗教、階級的矛盾，它是從想要探索建立在共同體上的民主主義的問題形式上出發的。在這種狀態和條件下，如果單純地將儒家思想和民主主義進行結合，那麼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但是其中的融合併非沒有可能,例如，儒家思想的仁義禮智可以用仁義禮法來解析。儒家思想的基本雖是仁義,但是作為包含義務以上行為的最大倫理,仁也是最適合於小規模共同體的規範。當然禮進一步發展，到文明化的狀態便可以說是法。法具備規範市民的最少倫理形態，也反映了法家特性。孔子以禮為中心追求禮儀和法治，展開了不同於孔子的仁以及孟子的義的理論。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強調在法律規定自由的限度中可以按自己意願處理並規制的觀點。顯然，兩種文化或思想的分歧在於如何界定法律本質，雖然以現代法律為中心分析的話可以充分減少兩方意見分歧,但不能因此就把儒家思想與民主主義進行簡單與強硬的聯合，而是更需要一些中間的媒介作用。政治性的道德性只有從主觀性權利的主體個人意見出發，追求與之相匹配的統一性，才能保障它的正當化。與之相反的，民主主義要求的是，比起道德的內部的約束和要求，則更加要求合理解決矛盾，實現法律的制度化。從這種狀態上來說，單純地把儒家思想和民主主義相融合時，衝突的可能性會更高，因此首先要從儒家和民主主義觀點中都可以普遍化的價值中去選取。如果嚴格地解釋儒家和民主主義也會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仍然可以從中找到很多共同的價值。比如說，西方哲學家洛克主張的「在法律規定的界限之下,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處理和控制自由」。只是儒家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差異是「法律的本質是什麼」這一論爭點，如果從現實法律為中心來解釋的話，可以充分地減少兩邊意見的衝突。細看儒家民主主義就可以發現，它不是提倡或者利用宗教、階級等的矛盾，而是從探索共同體主義的民主主義這種問題意識上出發的。因此如果以道德性的協調為基礎，在維持強大團結凝聚力的同時再預備制度性的裝置，那就具備了充分的可能性。
其次，儒家資本主義的興起。要想理解東亞，首先要理解它們所遵守的儒家思想。西方經濟學家們分析了韓國日本等國家經濟急速發展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儒家資本主義的興起。從儒家思想的視角考察現代韓國經濟發展，其有效性在於：以家族中心倫理來提高儲蓄率，強調個人發展，相對於其他國家,形成了更高的教育熱，共同體的所屬意識增強，長幼有序的秩序意識擴大，團結力提高。受這樣的儒家精神的影響，重視政府責任和公務員的角色,起到了促進產業政策的作用。儒家思想強調以仁為中心以人格修養為目標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民生經濟呼訴君主的惻隱之心以仁政確保民心並謀求經濟安定。他們並不是一味地排斥利益，而是指出管理者如果追求私利的話，就會增多怨恨，進而產生利益是否適當等諸多問題。由此，儒家並不是鄙視金錢、輕視經濟，而是對那些可以預見到的經濟問題，作出了事先的提醒。東亞可以被稱為「共生資本主義」，特別是依照東亞資本主義的家族中心原理，通過社會和國家組織化，依據實踐性的倫理和道德來維持社會的安定和秩序。強化政府主導的集權經濟和家族中心的集團主義傾向，被稱為共同生存的共生理念。如果從暫時性的層面來看，重視能力主體競爭性的競爭資本主義可能會佔優勢，但是更多的學者認為,從長期性的觀點來看，溫情主義所具備的一致感和以高度的集團效能為中心的以人為本的儒家資本主義更具有優越性。
再次，傳統思想可以克服現代社會病理現象。以傳統儒家共同體主義為根據，可以批判在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中所展現出來的諸多問題。譬如,在對個體自由的強調上，西方文化重視自由選擇，但是卻因此衍生出無限制利益追求、弱肉強食性的社會構成理念等副作用。與此相比，儒家思想根本上強調和諧的世界觀，認為社會生產物的公正分配比單純的生產增值更重要。同時相比單純的社會財富增加，心理融合顯得更為重要。這就需要勸勉人們應節制欲求，維持和諧關係，關注重視人類心理道德的修養。人類和自然能否重新恢復到和諧平等的狀態？現代社會能否找到恢復這一狀態的途徑與方法？在這方面，儒家學說有很多有益的啟示。韓國儒家思想的歷史性展開也和其他社會倫理的一般性進化一樣是根據時代狀況變化的產物。儒家思想雖然經歷了演變與變遷，但是仁義禮智信這一價值卻一直保留了下來。當西方行政價值觀在進入韓國之後，「法治」得到了強調和吸收。根據儒家思想中的理念和內涵，西方法治的概念和儒家思想的出發點不同，也存在著觀點的差異。與其說韓國儒家思想的焦點在追求某種具體的目標，不如說它在方向指向性上更有意義。比如說,在韓國政治處於不明了的曖昧狀況或是解決或選擇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根據儒家思想的價值基準則可以來判斷。因此，儒家思想可以從與在西方歷史文化的基礎上成長的韓國社會科學的流向相反的其他視角上解決社會問題。儒家思想會成為反省現在行政價值的西方社會思想的機會，也可以挖掘整理出被隱藏在韓國意識和生活中被無意識隱藏的儒家思想的體制基礎。探索儒家思想的現代性價值和恰當性是非常重要的，這在探求儒家思想的肯定性和積極性的貢獻和影響，以及在儒家思想創造性革新的發展上具有著重要的意義。儒家思想和現代行政價值雖然在微觀性部分上存在著差異，但是從整體上看，兩者最終在指向性的層面上具有一定的融合性與可行性。
道德價值和政治思想相連接，對傳統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韓國儒家思想的普遍有效性不僅在體現在行政管理上，而且也體現在作為社會的整體價值上，與此同時，也對作為道德行為和法律的制定標準施以影響，即由儒家思想所構建出來的道德架構，不論在過去還是在現在，均對政治管理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
在儒家思想裡面，「仁」這個核心在現代性意義上被擴大為相互理解和社會性的定義。「仁」是人類可以安身的家，「禮」是人類可以走正道的路。因此,實現人類社會內在的道德性非常重要。從儒家思想廣泛的意義上來看，在人類社會安定中最重要的守禮這一層面上，如果守禮不能成形，就需要法律以及施行的政府進行幹預。比起積極滿足儒家思想中追求的理想性現實秩序的現實要求，政治管理更強調脫離現實世界的利害關係，強調對實現理想化的成分進行規範。
儒家思想強調和諧的世界觀，認為社會生產物的公正分配比單純的生產增值更重要，比起單純的社會財富增加，心理融合顯得更為重要。它勸勉人們應節制欲求，維持和諧關係，關注重視人類心理道德的修養。在當代，這種建基於相互理解的儒家精神正在社會的層面不斷擴大，而韓國多樣性的社會問題之所以能夠被再探索、人文價值之所以能夠被再次提及，均來源於儒家精神傳統的影響。從歷史上看，當時的儒家思想作為朝鮮王朝建立的精神支柱，它是確立政治文化體系、維持安定和秩序的新理念。在提倡人類的尊嚴性、人倫道德的確立、形上學的體制化，尤其是政治道德的確立上都有著很大的貢獻。因此現代韓國社會多樣的問題也可以從儒家思想上尋求問題解決的途徑與線索。第一，仁義是超越社會對立、實現和為貴的理念，大同社會揭示了階級矛盾等問題所指向的理想社會。儒家思想在經濟問題解決上起著重要的政治作用。從整體上來看，所有經濟行為都可以儒家思想的觀點來實現。在積極肯定個人人格的同時，為了社會和集團，個人應當適當妥協的儒家思想是支撐國家安定的絕對力量。社會安定是經濟發展第一要件，沒有安定的話，源於良心的道德會很難實現，經濟發展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以仁愛和道德為基礎的精神，到現在為止仍然具有著深遠意義。儒家思想中的「仁」代言著韓國人的文化和心理狀態。韓國人不分離自身和他人，往往將自身和他人合為一體思考成為「我們」的觀念，是比較普遍和發達的。雖然韓國人的「我們」是不分他人，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把別人的困難當做自己的困難，是從這一人道主義精神發展而來的，但是，否定地把別人的事看做自己的依賴他人的心理也無法避免。孔子認為去除依賴他人的心理便是仁。而發揮仁的精神，與他人實現和諧的狀態可以說是禮。孔子闡明了朝廷中只做政治便不會被認可，糾正個人就是在做政治。因為個人如果不端正，社會也無法端正，所以可以認為糾正個人便是政治的本源。第二，儒家思想所積極強調的方面，如勤儉、節約、誠實、忠孝、信義等在儒家文化圈國民意識上紮根已久，並堅持試圖利用厚生實現道德功利主義立場。在成長、福利、先後均衡問題上，均衡、融洽、中庸的接近也有所幫助。如果探尋韓國政治的思想根源，可知其確實與儒家價值密切相關。因此，實現傳統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就顯得非常必要。為此，我們需要開展啟發道德能力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啟發與學習技術具有相似的道理，使儒家思想的「禮」用在根據恰當行為的形式上的學習成為可能。但是，並不僅僅是機械式的學習禮，而是學習儒家思想在現實基礎上展開所包含的感情以及認識。已經熟悉現代行政價值的人們在適用儒家思想的「禮」的時候，所需要的是仁的態度和對道德的關心。雖然對禮的教育受到個人水準的限制，但是理解仁的方法不是通過強行灌輸就能實現的，而是同時要求自身和他人的形態相互作用才行。儒家思想首先要跟隨已經確立的基準，如果判斷儒家思想的倫理在這種規則下比較難以實行的話，則可以運用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方案。西方價值被認為並不十分強調個人修養的培育，但是在以個人、家庭、社會價值適用為代表的價值裡，個人的修養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需要把儒家思想作為一種標誌來具體地應用。第三，在教育過程中將儒家思想融合於現代價值中，以此來吸收與融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差異是由於視角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西方思想以人類存在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為基礎，高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在喚醒人類尊嚴的問題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並且，法律的目的不僅僅是保護個人的權利，也是為了解決紛爭。但是，並非每個人都擁有權利就能解決問題的。這是由於解決紛爭的過程過必須要有雙方之間的理解和認同，並在結果上需要有和解的實現才能被稱之為問題的解決。儒家思想在考慮社會性的存在、照顧他人的教育性層面上可以被靈活地運用。並且，作為西方行政思想價值根本的民主性、責任性以及被稱作本質的自由、平等等一些概念可以與儒家思想中所強調的德治相連結。西方的行政價值也是在實現政治的目的自由與正義時所需要的概念。但是，如果這樣的概念在個人內心裡無法變成內在概念的話，它在維持社會安定的同時必將面臨著困難。儒家思想一貫主張的道德價值內在化是很有意義的。正確的市民教育或倫理教育能帶來正確的市民培養，也為如何要守法與規範這個提問給出了很好的答案。因此，公務員倫理教育或行政學領域中所教導的科目也承載著儒家思想。以公務員為最先行的群體，在倫理層面的教育上應該開發現代化儒家思想的專題內容與課目。儒家思想所提及的教育是理性覺醒、意志強化、情感調節，也可以說是禮樂的範疇。禮樂重視品行或人類存在，也承認按規則行事的人類是有界限的這一事實。儒家思想也可以廣泛活用於一般教育、公務員教育、韓國社會倫理規範等方面。它已深入人心並紮根於韓國社會，因此將來的現代行政價值就可以更有效地運用儒家思想。因此，在真正意義上，儒家思想終將會完成現代化的轉型。實質上，成為現在韓國行政價值最基本的核心內容，類似於「公務員倫理憲章」的公務員行為規範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結合與運用。行政價值從根本上也討論了各種見解、性格、方法、技術性問題，發揮了指示方向的基本作用。正確的行政價值是超越科學技術以哲學為基礎體系化的理論，也是價值判斷研究的重心。特別是，行政價值的確立可以說是來源於各領域備受爭議的觀念和靈活運用的溝通與融合。在這個過程中，儒家思想還要求不斷變革，正是這種隨時變革的環境及條件，並根據道德原理積極謀求社會發展，使儒家思想在這一點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從而使這種思想體現了對人性的深深信賴，去積極樂觀地看待人類。在這種影響下，政府在經濟領域則獎勵工漁業、畜牧業，呼籲資源利用和保護，獎勵關係民生之基的支柱產業，實現百姓生活安定，這便大大發展了國力。這和孟子與孫子的主張不謀而合，孟子和孫子認為民生經濟的安定，便是政權安定的捷徑，集財富於特定人為中心的話，是不可能有作為的。因此，以孔子孟子為首的儒家思想家早已主張作為包含行政價值的社會倫理價值。這便和現代行政價值所指向的一樣，在這一點上，儒家思想可以說是與行政價值相一致的。
儒家思想對韓國傳統道德文化的形成、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儒家思想是以政治社會理念為基礎，在持續維持政治安定、構建社會秩序倫理，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培育上作出了巨大貢獻。它的那些優秀的思想遺產如立足於道、以德為根據、不違背「仁」、完美禮樂之法等，不僅有益於個體的道德培養，同時也有益於國家的政治管理。在西方話語比較強盛的今天，由它所強調的各種價值觀念雖然有著更可以直觀到的有效性，但其中所呈現的種種負面要素也正在成為國家管理者所擔憂的問題，因此，如何探索出一條適宜自己國家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就顯得非常重要，而重新回到儒家文化精神的探討，似乎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儒家思想不僅體現在抽象的文化層面，而且也經常被運用於傳統的政治管理層面，由此考察其中的政治智慧，將會有益於或者豐富當代的政治管理方法，事實上，儒家思想已經融入韓國公務員倫理憲章之中，就是傳統文化現代化的一部分。至於在抽象的層面，儒家思想與現代價值所探討的內容雖然不同，但這並妨礙它們有一個相同的價值基點，即均是圍繞著人性所展開的倫理訴求，它們都在為致力於使國民有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更重要的是，在解決問題的層面上，儒家思想的確展現出了它的現代有用性，換句話說，針對現代價值觀念中某些因偏執而帶來的種種問題，儒家精神就像是一服非常有效的中藥湯劑，可以在不知不覺中起到某種神奇的效果。當然，對儒家思想的強調並不意味著對現代價值的批評，恰恰相反，我們是在基於現實問題的視角上，希望看到種種問題的解決。考慮到當前東亞經驗正在成為我們的真實感覺的前提下，那種在抽象的價值層面上的討論，似乎失去了它對於現實問題的針對性，而種種現實問題的不斷呈現，也似乎在暗示著那種抽象式的討論正在失效，因此，尊重自己的傳統和生活經驗，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生發出某些具有生長性的因子，或許才是更為有意義的事情。（注釋略）
小編：Jl
文章來源：《河南師大學報》2019年第1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編輯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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