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5日訊，葉龍一生追隨錢穆，在他八旬高齡的時候，整理、注釋先師錢穆未曾出版過的課堂講義，但這位訥訥的老人，不止是一位「複述者」，他原本也有要一個「大江大海」的故事。
在前往香港青衣島的路上，我時斷時續地讀著葉龍老先生即將出版的《錢穆書信集注釋》樣稿。
車窗外正是華南特有的「回南天」，薄霧若有似無，空氣中瀰漫著潮溼黏膩的味道。走過羅湖橋，由上水到青衣，出地鐵，轉巴士，沿途的風景漸漸從一片繁華變為寂然破落。
青衣，這片全港最多公屋（廉租房）的地區，另一個代名詞是「老人的天堂」。成群結隊的老人上車落車，一晃而過的茶餐廳擠滿蹣跚身影，路上幾乎看不見潮爆的年輕人，滿城儘是白頭人——從紹興到香港，從民國到21世紀，走過關山萬重，葉老尋到的棲身處，更像是一片被遺忘的土地。
他虛歲89了，鰥居多年，子女忙碌少來探望。在這片被遺忘的時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篤定地，做著一件堅信不會被後世遺忘的事情：整理、注釋先師錢穆未曾出版過的課堂講義。
2014年開始，《中國經濟史》、《中國文學史》陸續出版，猶如點燃燎原之火，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在錢穆廣博的學術體系之外，還有從未被發掘的、完整的專門史。很多人開始背誦錢穆的金句，「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或是「杜甫是大時代中無足輕重的一粒沙、一片葉，但杜詩變成了史詩」。學者們也注意到這新出土的「文物」，並由此衍生出對新文化傳統的再一輪反思。而葉龍本人，則被迅速冠以「錢門傳薪人」的美譽——這，幾乎是他默默無聞的一生中最高的讚譽了。
這一切來的太快。快到當我們一遍又一遍去詢問葉老關於錢穆當年的音容笑貌、錢穆在香港的逸聞趣事、錢穆那些未解的謎團，從而把他變成錢穆的「影子」和「複述者」時，卻獨獨忘了這位訥訥的老人，原本也有一個「大江大海」的故事。
一位歷史的見證者，自己的故事卻未被見證，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即將出版的《錢穆書信集注釋》，部分彌補了這個遺憾。其中有二十封信，是錢穆在不同時期親筆手書給葉龍的。葉老特地為每封信寫了一篇解釋文章，短則千餘字，長則六七千字，當中不但有師生交往的細節、「南下文人」群體的歷史片段，難得他還談起了舊日往事，引人唏噓。
「我一生的成功，大概都和寫字有關。」他捧著樣稿，一面用紅筆細細訂正，一面對我說。那字跡著實漂亮，是好看的簪花小楷，端端正正的，有金石之氣。
這樣的筆跡，多半來自「童子功」。上世紀三十年代，紹興孩童葉龍每到暑假總不能玩耍，因為父親的嚴厲要求，他每天要練習整整六小時的毛筆書法，一面填寫紅字格，一面臨寫名家書法碑帖。至今，那墨硯清香、蟋蟀聲聲的悶熱夏天還栩栩如在眼前。
因寫字而改變命運，在葉龍的一生中，發生過多次。而最具轉折意義的，至少有兩次。
一次是1947年。從省立紹興中學畢業的葉龍還不滿20歲，沒錢升大學，先父又病故，只好寫信給世伯呂惠泉，託他的女兒呂馨婉幫忙找工作。很幸運，呂馨婉的先生在南京工作，正需要請一位書記，葉龍的一手好書法，當下就被看中。那一年他揮別母親，去了大城市南京，自此一去不回。
另一次是1953年。葉龍進入香港新亞書院，很快就因為筆錄快而準確，且對浙江口音無障礙，被指派為專門替錢穆先生做演講記錄。這件事，不少人都有記憶。新亞研究所前所長陳志誠曾回憶：「記憶所及，替錢師作記錄最多的，葉師兄應該是其中極少數者之一。他一直追隨著錢師，也一直好好珍藏著他所記錄的錢師筆記，應該說，他是錢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這兩次寫字，深刻改變了葉龍的人生。
沒有南京，就不會有葉龍後來南下香港的機緣。
沒有新亞，同樣不會有時隔六十年整理恩師授課筆記的前因。
如果說，南京給了葉龍一身謀生本領，新亞就賦予了他一個精神世界。
人常說命運偶然，我更願意相信命運是位「盲眼鐘錶匠」，它因循的惟一準則，是因果。
二
南京，是葉龍人生的第一站。
19歲的小鎮青年一腳邁入當時的全國政治中心，而且直接進了政府核心部門，雖然只是個底層的文書，總還是體面的公務員。
這一切，都和葉龍的世家姐姐呂馨婉的丈夫陳祖舜有關。
陳祖舜任職於國民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是位要員，軍銜少將。今天能查閱到的史料顯示，陳祖舜是廣東始興人，曾在國民黨軍事情報機關擔任要員，也捲入過軍統內部的「爭權大戲」，後在獄中病逝。
對於這一段政治風雲，葉龍卻不願提及。在他的記憶裡，只留下南京的明媚春光。
紫金山下，玄武湖畔，雨花臺上，棲霞寺中，「我在南京那一年多很悠閒，工作就是抄寫抄寫，假期到馨婉姐姐家吃飯，同他們兩夫婦到處去玩。」除此以外，貨幣貶值的可怕情狀，至今宛在眼前，「每當月尾領到薪水，便急忙到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急忙將紙幣換成銀幣，那時候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出的貨幣，幾乎每分鐘都會貶值。」
王鼎鈞先生在其回憶錄《關山奪路》裡說：「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峰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這句話用在葉龍身上，同樣貼切。
1949年，中國鼎革。大時代裡如同一葉扁舟的小人物葉龍，先是隨國民黨政府機關轉移到了廣州，很快又接到播遷重慶的命令。早聞「蜀道難」，葉龍不願隨遷，行至湖南時選擇了脫離，在湖南武岡鄉下一間小學教書，教了半年多，等待全國解放。誰料，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後，葉龍的家鄉又開始緝捕託洛茨基派。葉龍的兩個朋友因為信奉託洛茨基被捕，他因此受到牽連，無法回鄉，只好轉往浙江舟山，試著再謀生路。陰差陽錯，舟山的「蔣軍官兵收容所」一張字條，把葉龍遣回親戚所在的籍貫：湖南沅陵。他千山萬水，又回到湖南，這次在一家醬園做學徒，白天送貨，晚上看門口，一晃又是半年。
「我中學畢業就做了少尉書記，如今一輩子要做個小學徒，有什麼意思？」那時的葉龍剛滿22歲，人生卻一眼就能望到盡頭。在信息閉塞的鄉下，他聽收音機、看最新的雜誌、和筆友通信，心中充滿了不甘和對外面世界的嚮往。
一份香港左派報紙給他帶來了希望。一天，葉龍在當地的新華書店看到香港《周末報》上刊載的文章，介紹香港調景嶺難民營的情況，「救濟糧每天吃幾餐，還有奶粉、維他命，待遇很好。我心想，做難民這麼好？不如到香港闖一闖。」
那是1950年。葉龍一路向南，經廣州過深圳，直到香港關口才停下。他還記得這樣一個細節：當時，警察用粵語問了一句「你從哪裡來？」他聽得一頭霧水，因此被拒入。原來鴉片戰爭後港英政府有規定，廣東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非廣東人則不允。幸運的是，葉龍在關口附近遇到「黃牛黨」，晚上由「黃牛黨」背著過了深圳河，這才踏上香港的土地。
關於那幾年，葉龍談得並不多，且語焉不詳。
我想，他身上一定繫著許多秘密。
這些秘密是什麼？要不要解開？答案或許並不重要。時代的風雲散去，小人物無非被時代裹挾，小人物的秘密也早被時間稀釋。真正能留下來的，今天我們才看得無比清楚，是知識，是思想，是文化，是藝術，是亙古不變的精神之美。
猶記第一次到葉老家做客的情形。臨走時，他突然拉住我，說要唱一支歌。那是一首我從未聽過的歌，歌詞十分樸素，韻律卻相當動聽：
南京到北京，哪一個不文明？人民的領袖，就是那毛澤東。因為有了毛主席，咱們才抬起了頭，嘿嘿嘿喲，咱們才抬起了頭。
江水向東流，花開滿山頭。又有吃又有穿，人人不發愁。因為有了毛主席，咱們才抬起了頭，嘿嘿嘿喲，咱們才抬起了頭。
這是一首紅歌。解放初期在湖南沅陵的鄉下，葉龍停留大陸的最後一站，偶然從收音機聽到這首歌，就記了下來，一直記到今天。這麼多年過去了，他說「最愛還是這首歌」。
1951年4月15日，香港《星島日報》「喜怒哀樂」專欄登出了一篇短文，投稿人名為「重生」。
這位「重生先生」，就是葉龍。
此時的他，如願到了調景嶺，進入美國女傳教士西門英才創辦的協同聖經學院。每天學英文和《聖經》，畫些聖誕卡、繡麻包袋，或是幫忙種菜，生活清貧，卻其樂融融。較之此前的顛沛流離，他仿若開始了第二次人生。
與此同時，在不遠的九龍深水埗桂林街，一間名為「新亞書院」的私立大學剛創立不久，創立者正是名震天下的大學者錢穆。而「新亞」，取的正是「亞洲新生」之義，錢穆堅信「中國民族當時的處境，無論多黑暗艱苦，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復興之前途」。
彼時的香港，大陸富商、南下文人、難民學生，紛湧而入。據英國歷史學家弗蘭克·韋爾什《香港史》記載：「新來者蜂擁而至，數年之內人數就達到香港本地人口的4倍。」人人備嘗艱辛，只求一席之棲和一口飯吃，可「重生」的快樂，依然鼓蕩在每個人心中。
當時，葉龍以「重生」為筆名，經常在《星島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發表文章，稿費少則數元，多則幾十元。靠著這些稿費，他度過了最初的艱難歲月。
而真正意義上的「重生」，則要等到1953年，他正式踏入新亞書院的那一刻——
「他（註：錢穆）給我的印象是：一個不高而結實的身材，精神飽滿，面色紅潤，眉毛長得特別長，目光慈祥而帶有威嚴。記得那一次好像也是穿著藍色的長袍吧，白斜布的內衣領子，高出外面那件藍棉袍的衣領幾達一倍。」
錢穆並沒有記住臺下的葉龍。可葉龍的心底，不知被注入了什麼東西，暖暖的，又禁不住想流淚。過了很多年，他才明白那是因為「錢先生對於古老的中華，有著說不出的情愛；對於深遠的中國歷史文化，更有著說不出的敬重。他這個人真是有點理想」。
或許，就是這一點「理想」，讓錢穆自那時起，成了貫穿葉龍一生的「精神教父」。
從新亞書院畢業後，葉龍執教過21所學校，包括7間小學、7間中學、7間大專，課程涵蓋文、史、哲，「香港中小學的課本，基本不講抗戰史。」他搖搖頭，執教的四十幾年裡，他沒什麼機會跟學生好好講抗戰是怎麼回事。
曾幾何時，殖民地色彩濃鬱的香港，中文教育之落後，讓身為教師的葉龍為之心寒。那些讀ABC長大的香港年輕人，古文水平差，考試只知背標準答案，更不用說對中國傳統文化心懷「溫情與敬意」了。他不止一次要學生「去奶路臣街買本《古文評註》回來學」，《赤壁賦》《弔古戰場》……逼著背上兩年，才終於打下點古文基礎。
如今在時事、財經、政治多個領域大放光華的香樹輝，曾在新亞書院讀經濟系。他還記得，剛入新亞，作文課就要求寫毛筆字，老師葉龍奇怪道，「你的字體差得像讀英文中學，文章卻寫得像中文中學，到底算哪一種？」其實，香樹輝讀的是「英中」，但從小愛讀中文書報，這給他打下很好的通識基礎。如今，每談起讀書心得，香樹輝總說一句話：先讀點人文科學打底。
新亞畢業的前香港警署署長李明逵，退休後堅持做義工，而非如同僚一般謀個薪水豐厚的職位。前港大校長徐立之，用新亞精神適度影響傳統的英式教育。滙豐銀行大班鄭海泉，認為「在新亞經歷每一件事都令他成熟」，而後來成為保險界大亨的王偉慶，最大遺憾就是因家庭窘困退學未能在新亞畢業。
當葉龍歷數這些老校友的故事，似乎舉頭能見先師的眼。這，就是所謂「傳承」吧。
如果說教育是另一種傳承，不同於血脈的精神傳承，葉龍這一輩人的使命，其實已然完成——教書，育人，著書，立說——他用這樣的方式，把在新亞「重生」的自己，刻進了歷史。
我對於葉老的身份仍有質疑。
追隨恩師錢穆幾近一生的他，之於錢穆究竟意味著什麼？一個勤於記錄而短於創見的學生？還是一個終究未能將「為文」與「人生」打通的晚輩？而錢穆的人生旨趣與精神高度，他是否稱得上知音？是否真正植入了內心，進而成為自己的身份認同？
與葉老相識的這些年，這些問題如影隨形，揮之不去。直到我又一次站在他香港青衣島的住處門前，端詳著眼前這幅新對聯：
讀書丹桂根，勤儉黃金本。
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上聯講「義」，下聯講「利」；上聯講的是人生理想，下聯講的是現實利害——葉龍的一生，實在是在這二者之中不斷地尋找平衡。
舍利取義，必要時捨身取義，這是錢穆作為一介士大夫，活在這世上的精神支柱，不能塌。1965年，錢穆離開新亞，結束了在香港16年傾注心血的辦學生涯。他並未申請在當年足以買房囤地的一次性數十萬港元退休金，而是堅持辭職以示明志存節。離校前的畢業典禮，錢穆如此寄語：「人生有兩個世界，一是現實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我們都是現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須同時成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這番話，既是夫子自道，也是他對學生的期冀。
在1959年的信中，錢穆勸導葉龍：「為學必先有一種超世絕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到了1965年，葉龍受派系之爭牽連，無法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大英國協學位，然而申請入讀臺北文化學院高級班研究，又因家累，顧慮重重。錢穆在給葉龍的一封信中，措辭激烈地勸解道：「吾儕為學不能太重在計較出路，打算利害」。
然而，20世紀下半葉，錢穆所讚美的那個「禮」的世界早已漸次崩潰，人們不再以君子為楷模，經濟騰飛的香港，繁華也開始蠶食「象牙塔」和「冷板凳」。
1971年，葉龍開始投資股票，小有收穫。他興奮地與恩師談論，卻引來一番叱責：「弟之近況一切不如意為念，然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此一濫字，切當好自體會。來書甚道股票事，斯人各有志。」
話說的很是嚴厲。
其實，錢穆一生淡迫名利，96歲去世時從無置產，遺產只有一副眼鏡、一對拐杖，晚年清苦悽涼。葉龍卻截然不同。埋首舊學之餘，他練就了一項炒股的好本領，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寫股評，炒股票，並以八萬八港元購入人生第一處房產。在「現實俗世界」和「理想真世界」之間，二人取捨之道，原本就南轅北轍。
不過，南轅北轍，並不等於高下之分。
葉龍一生跌宕。從記事起便烽火連天，從未有一張安靜的課桌可供讀書，也從未經歷過傳統中國社會通過「禮」來維持的一個值得依賴的價值系統；父親早亡，母親改嫁，十幾歲年紀便開始面對生存大計，從大陸顛簸到香港；讀書就業多有不易，他先後輾轉21間學校任教，邊教書邊念書，60歲才終於拿到博士學位。
——這樣的人生若拍成電影，片名一定叫做《苦鬥》。向生計苦鬥，在最底層的塵埃裡苦鬥。他只是一個小人物。
小人物葉龍不一定能做錢穆的伯牙、子期，卻可以做恩師的「影子」。
從最早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到《新亞遺鐸》中的若干篇章，從《講學粹語》到《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經濟史》，從《中國文學史》到即將出版的《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錢穆學術演講集》《錢穆書信集注釋》，由葉龍一筆一畫整理出來的這批學術成果，覆蓋了他大半個生命，未來必將成為「錢穆學」研究一批不可或缺的文獻。
人們說他是「錢門傳薪人」。我說，是，也不是。
你問他做這些事懷著多少的理想，我想，不如說他是樸素的、對恩人的一種回報。
至於他的價值，或許，最可貴在於他是一個見證者——時代的見證者，錢穆的見證者，他自己的見證者。
葉龍主修哲學，一生和宗教有不解之緣。有一回，他唱了首《聖經》歌曲，印象很深，像是說自己的一生，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那一刻，那張布滿滄桑的臉有了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