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錢遜，1933年生，籍貫江蘇 無錫。國學大師錢穆之子， 清華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 合會副理事長，著有《論語 淺解》《先秦儒學》《〈論 語〉講義》等書。
10月末的北京，已然深秋氣象。北三環邊上一幢寫字樓裡，一間約20平方米的屋子，一圈桌子，一位身著唐裝的銀髮老者，十幾個年輕人，相與圍坐。年輕人輪流誦讀《論語》各章節，然後自由討論，最後由那位慈顏悅色、靜靜聆聽的老者答疑解惑，延伸闡釋。此情此景，不免讓人有置身舊時私塾的感覺。
這樣的「私塾」每周四晚準時進行，已持續了半年多。座中的老者，是清華大學教授錢遜。他還有一個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國學大師錢穆之子。
錢遜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他樂於參加這類活動，並用當天課程中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釋說，人可以弘揚道，而且道是需要有人去弘揚的；但反過來，人講道和弘揚道，最終目的並非是為了弘揚、抬高你個人。「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做那個弘揚道的人，而非靠它來博取名利。」錢遜嚴肅地說。
讀《論語》是學做人，而非學知識
不可否認，錢遜對儒學的喜愛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記憶中模糊不清的父親的影響。
時間回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定居臺灣的錢穆，曾在自家客廳為一眾學子開班授課十餘載，成就一段學林佳話。
錢遜1999年由清華退休後，同父親一樣孜孜於推廣國學，於《論語》用力最勤。在錢遜眼中，《論語》是傳統文化的根基，不但影響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情感。「現在經常講的民族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儒學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價值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仁人志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說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質，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這些精神、思想的源頭都在《論語》。」
錢穆生前曾致信剛考上北京大學的孫女錢婉約，指導其讀《論語》，稱該書「涵義甚深，該反求諸己，配合當前所處的世界，逐一思考，則更可深得。重要當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終身受用無窮。」錢遜的觀點與其父暗合。他告訴記者：「學《論語》，中心目的是學做人，而非學知識。其實，一種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遇到問題，人們會重新回到源頭髮掘一些因素來解決繼續發展的問題，比如歐洲的文藝復興。現在大家感覺到的社會道德滑坡、功利主義等，部分原因就是我們對經典的學習中斷了太長時間，而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從讀《論語》入手，從義、群、和、禮、恥五個核心價值來學做人。」
錢遜把自己對《論語》的研究寫成《論語淺解》一書。錢穆則在上世紀60年代著有《論語新解》。記者問起兩書異同，錢遜連連擺手，「哪能跟父親比。他的書是積大半生學術功力寫就的；而《淺解》是我剛轉到國學時所寫，現在還在做很多修訂。」
其實，錢遜在《論語》一些篇章的理解上，相比錢穆還是有一些新的闡發。比如「巧言令色，鮮矣仁」，錢穆認為非真情流露、有目的的巧言令色不是真正的仁，「務求巧言令色以悅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鮮矣仁』。」錢遜則認為，「孔子這是從否定的方面來說明什麼是仁。孔子反對花言巧語，說的多做的少，主張言行一致。」兩人雖都認同「巧言令色，鮮矣仁」，但錢遜卻將之拓開，聯繫到孔子的言行一致思想，是對錢穆理解的延伸和發展。
與父親錢穆一別三十一載
對於父親錢穆，錢遜在採訪中極少主動提及。即使記者刻意問起，他也多以「不知道，不了解」作答，甚至乾脆沉默以對。這其實並非迴避問題，而正是因為坦誠——他跟父親相處的時日的確太少了。
錢遜1933年出生於北平，是家中老三，上有哥哥錢拙、錢行，下有妹妹錢易、錢輝。當時，錢穆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處任教，潛心學術的他難得回家一次，所以很少有時間照顧到他們兄妹。家中一切事務，均由母親張一貫料理。
張一貫出身蘇州一富裕家庭，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1929年，28歲的她嫁給了剛剛遭遇子喪妻歿、時年34歲的錢穆，從此頑強地扮演起亦父亦母的角色。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大等校內遷，錢穆隻身隨校南下，輾轉至雲南在西南聯大任教。張一貫則攜子女仍留北平，本來準備稍後再伺機西行，與錢穆會合。未料戰事不斷擴大，終於未能如願。1939年，她帶著子女，退回故鄉蘇州。
抗戰勝利後，錢穆回到家鄉無錫，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終與妻兒團聚。錢遜回憶說，錢穆大半時間總在書房裡看書寫作，接待客人。對於陌生的父親，子女們更多的是一種敬畏。「我每次外出，必須經過父親書房。我總要小心翼翼，因為父親書房外走廊上鋪地的方磚，因時間悠久，有些鬆動，踩上去就會發出響聲。我怕給父親知道了不讓玩，而要我回房讀書。」
在錢遜為數不多的關於父親的記憶中，還有件事比較特別，父子的漸行漸遠似乎早已在此埋下伏筆。「當時，南京有個蘇聯大使館文化處，你只要寫封信，文化處就會免費送書。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結果給我寄回兩本《列寧文選》。父親看到，就把我叫到書房裡，說你不要看這些書，然後拿了一本《曾國藩家書》，說你應該看看這個。這時，我已經覺得在思想上和父親產生了距離。」
疏於和子女溝通的錢穆不知，錢氏兄弟三人此時都已接受革命思想，參加學生運動。錢遜在1949年初秘密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地下組織，走上了革命道路。
錢遜的母親非常開明，非但沒有阻攔兒子參加學生運動，反而會儘量給予保護。「臨解放前，我們的一個同學被國民黨抓走了，大家都很緊張。母親就給我們找了個地方，還給幾塊大洋讓我們躲了幾天。」
1949年，中華大地醞釀著重大變化，這一年，對錢穆父子來說，有著特殊的意味。錢穆隻身南下，至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後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從此開始孤懸海外的後半生。16歲的錢遜則從蘇州中學畢業，考入清華，北上求學。父子二人都不曾想到，這一別就是31年。
直到1980年，錢遜和家人才得以在香港與85歲高齡的父親錢穆短暫相聚。
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並非對立
1952年，錢遜在清華歷史系大三結束時，由於院系調整，被分派到中國人民大學的馬列主義研究班。一年後，他從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回清華大學教書。
「很長一段時間，我所從事的馬列教學是和父親學術相對立的，所以海外有這樣的說法：錢先生在大陸有一個孩子和他唱對臺戲。」錢遜輕描淡寫地講述這段經歷。「教馬列和我的價值觀是一致的，直到現在這個信仰也沒有改變。我1949年入團，1952年入黨。上級在抽調學生時都是選擇在政治上積極上進的，所以把我調去學這個，教這個。」
其實在1949年，錢穆曾從香港來信，希望孩子們到海外學習。兄弟3人在報紙上看到一則《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社論，文中寫道：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他們受這篇社論影響，認為父親逃至香港是不愛國行為，革命青年豈能走這條路？於是回信斷然拒絕了父親，還附上那篇剪報。
記者問錢遜，今日回過頭，如何再看當初這個選擇。他平靜地說：「當時，我們兄弟幾個已經走上了革命這條路；而且對父親的學術沒有真正的了解，其實自己很難做出獨立的判斷。」
錢遜在馬列主義講臺上一站就是20多年。直到改革開放，人們才開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1982年，清華大學建立文史教研組，錢遜被調去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而那時他也已年近50。每每談及此，錢遜都會說：「在這個領域，我屬於後進者。」
在錢遜看來，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的文化立足於什麼基礎上繼續往前走的問題。「100多年來，對中西文化關係有過頗多爭論，爭論的實質就是我們的文化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是在幾千年傳統文化基礎上往前走，還是要另闢新路？我的答案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升華，不斷更新。文化其實就像一棵大樹，可能會遭遇災害需要治療，可能營養不足需要施肥，但不能把這棵樹砍了再換另外一棵樹，它總要在自己的根上發展。臺灣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樹，第一代樹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長出了第二代，後來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長出第三代，不管如何，這棵樹始終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長。文化的發展就是這樣一種狀態，總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說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礎上發展。」
從馬列到國學的轉變看似突然，但錢遜認為並非如此。「我30年學馬列、教馬列，又回到傳統文化上，是不是就拋棄馬克思主義了？其實不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並非對立，應該把二者相結合。所以我對我一生這兩段，都不後悔，都不否定。」這也正是其父錢穆一生所秉持的大歷史觀，「不肆意地割裂歷史、拋棄傳統，對待自己的歷史懷有溫情與敬意。」
在錢遜2012年出版的《〈論語〉講義》中，他將人類面對的問題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認識和改造自然，二是認識和改造社會，三是認識人生和安身立命。「馬克思主義主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儒學主要回答第三個問題，這樣二者就形成了互補的功能。」
走過80多年風雨人生，不難看出，錢遜的每一次選擇，都帶有時代的深刻烙印。他和父親錢穆一樣，一生都在尋覓解決社會問題的良藥。不同的是，錢穆堅定地在歷史和學術中獨立探求；而錢遜則緊跟著國家的步伐，謹慎摸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的大方向是自己定不了的，它是由時代決定的，你永遠跳不出時代的牆。」
《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盧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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