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臺灣詩人余光中昨日（12/14）逝世，我們重新刊登北京學者趙稀方寫於2004年的這篇文章（原發表於《中國圖書商報》），作者文中提及在中國大陸的「余光中熱」，在文章面世後時隔13年不僅不見消退還持續升高，此次重刊此文，也是希望兩岸各界在嘗試綜合評價余光中此一極具爭議性的作家時，能更全面的顧及歷史。
因此，我們絕非刻意要對死者不敬，而是，余光中或許從來都不只是一個個人，他的一切值得非議的作為與品格，反映的都是國府遷臺後，冷戰下的反共愛國綱領，在文藝與文化方面的戰線。
隨著「革新保臺」，當年反共愛國的「國」可以漸次轉移，從「中華民國」替換為「臺灣」，前者由本土化之國民黨延續至今，後者則由民進黨半路繼承，但戒嚴時期以降的反共意識形態，至今則絲毫未改，深深支配著臺灣最深層次的精神土壤。
一個幽靈，余光中式的幽靈，在兩岸遊蕩。扣紅帽子、「狼來了」是否真的離我們遠去，值得今日關注臺灣社會的朋友們深思。
臺灣詩人余光中昨日逝世。（圖片轉載自《新京報》）
「余光中熱」
據臺灣的朋友告訴我，大陸的「余光中熱」讓臺灣的左翼文壇感到很吃驚，我想補充的是，「余光中熱」讓我們大陸稍有臺港文學知識的學者感到慚愧！也許余光中應該與我們一道懺悔，余光中懺悔的是他隱瞞歷史，「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李敖語），而我們應該懺悔的則是對於臺港歷史及文學史的無知。
「余光中熱」誠非虛言，只列舉近年的幾件事即可明瞭其「熱度」如何：2002年9月，福建省專門舉辦「海峽詩會」——余光中詩文系列活動； 2002年10月，常州舉辦「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誦音樂會」，來自北京、上海、江蘇、臺灣的藝術家、演員現場朗誦了余光中不同時期的作品，余光中先生在這裡幸福地度過了他的75歲生日； 2004年1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廣泛注意；2004年4月，備受海內外華語文學界矚目的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開獎，余光中成為2003年度散文家獎得主。
近日報刊上關於他更是連篇累牘，「文化鄉愁」、「中國想像」、「文化大家的風範和氣象」之類的溢美之辭讓人頭暈目眩。今年4月21日的《新京報》上，一位元記者在其「採訪手記」中這樣寫道，「高爾基提前輩託爾斯泰『一日能與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兒』，況且曾相見並有過一夜談呢？」 他將余光中比作託爾斯泰，並為自己能見到這位大師而感到幸運萬分，這段「驚豔」之筆將大陸的「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
遺憾的是，這些宣傳和吹捧說來說去不過是余光中的「鄉愁」詩歌和美文，而對余光中在臺灣文學史上的作為毫無認識，因而對於余光中究竟何許人並不清楚。不過，對於普通的讀者也許不應該苛求，因為大陸對於臺港文學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於順應潮流。舉例來說，在九大卷300餘萬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確是十分乾淨和榮耀的，因為他將那些成為他的歷史汙點的文章全部砍去了，這其中包括那篇最為著名的被稱為「血滴子」的反共殺人利器《狼來了》。但在行家眼裡，這種隱瞞顯然是徒勞的，每一個瞭解臺灣文學史的學者都不會忘記此事，海峽兩岸任何一本臺灣文學史都會記載這一樁「公案」。
鄉土文學之爭
余光中在臺灣文壇上的「惡名」，開始於「唐文標事件」。70年代初，臺灣文壇開始對一統臺灣文壇的「橫的移植」的現代主義詩歌進行批評反省，其標誌是唐文標先生的系列批評文章，他在1972年到1973年間的《中外文學》、《龍族文學評論專號》、《文季》等刊物上先後發表了《先檢討我們自己吧！》、《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詩的沒落》等文章，批評臺灣現代詩的「西化」和脫離現實的傾向。這一系列文章在文壇引起了震動，引發了關於現代詩以及現代主義的大爭論。在這場論爭中，余光中當時是維護現代詩的代表人物。關於論爭的是非本身，這裡無需加以評判。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顯示出他的不厚道。在《詩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過其實地將論爭對方視為「仇視文化，畏懼自由，迫害知識份子的一切獨夫和暴君」的同類；而且給對方戴上了在當時「反攻大陸」的臺灣最犯政治忌諱的「左傾文藝觀「的帽子。所以就有論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說了些什麼》一文中指出：「這樣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標（也算得上是壓迫知識份子了吧），還在嚇阻其他的人。」
但這樣的批評對於余光中沒有產生什麼效果，在70年代後期著名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變本加厲地施展了他的攻擊手段，並且與國民黨官方、軍方配合申伐左翼鄉土作家。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臺灣鄉土文學受到的最大攻擊來自兩個人，一個是代表官方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另一個就是余光中。在鄉土作家看來，最為可怕的並不是彭歌強調「反共」的官方言論，而是余光中關於臺灣鄉土文學「聯共」的誣告。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發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強調「愛國反共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階級鬥爭』的歧途」。緊隨其後，余光中在8月20日《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一文，影射臺灣鄉土文學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他在此文開頭大量引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觀點，以此證明臺灣鄉土文學的思想與前者的相類，並且說：「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接著，他從攻擊大陸的共產黨文藝統治談起，抱怨臺灣的「黨治」未免過於鬆懈，對於鄉土作家過於客氣：
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臺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臺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 「工農兵文藝」會在臺北得獎呢？正當我國（指臺灣——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際，竟然有人提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過巧合了。
在文章的最後，余光中將他所命名的臺灣「工農兵文藝」視為洪水猛獸，喊出了「狼來了」的呼聲，並且表明了自己維護當局的「勇氣」：「不見狼來了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來了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針對文壇對於他「戴帽子」的批評，他露出了鎮壓的兇相，「問題不在於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今天大陸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余光中這篇文章在當時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譁，激起眾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王拓、尉天聰、楊青矗、黃春明等人憤起辯白，連那些與此無關、立場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紛紛撰文批評余光中的陰惡。徐復觀在《評臺北 「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
在鄉土文學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壓力、尉天聰差點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卻因有功而受到當局寵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會」在臺北劍潭反共救國青年活動中心召開的「全國第二次文藝座談會」上，鄉土文學作家因為有「問題」而多未受到邀請，余光中卻高坐在主席臺上，傾聽「黨政軍要人」做關於「堅持反共文藝立場」的報告。
陳映真事件
如果說余光中的上述「公開告密」與其政治立場有關，那麼新近披露的余光中向軍方「私下告密」的行為，則只能歸之於他的人格問題了。
據陳映真在2000年《聯合文學》9月號發表的《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一文中透露，余光中當時將陳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馬克思之處一一標出，加上批註，寄給了當時「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將軍，告密陳映真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在當時的臺灣是「必死之罪」，因為特殊原因，陳映真後來得以僥倖躲過這場災禍。陳映真還是厚道的，幾十年來他一直沒有披露此事，只是因為余光中後來又將此件寄給了陳芳明，而陳芳明在他的文章中談到了這份材料，陳映真才在上面這篇與陳芳明的論戰文章中說破了連後者都感到吃驚的「告密事件」。為清楚起見，茲將陳映真的原文引述如下：
陳芳明在他的《鞭傷之島》一書中，收到一篇《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其中有這麼一段：
隔於苦悶與納悶的深處之際，我收到余光中寄來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事隔多年，而且因為陳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這裡說一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材料，當時是直接寄給了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變色的王將軍手上，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鑑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為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我的。
在那森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
為謹慎起見，筆者專門與現在香港客座的陳映真先生取得了聯繫，陳映真不但允許我引用這些材料，而且答應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以向我出示鄭學稼先生回憶的原件。陳映真對我說：人在歷史上可能有錯，但事後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並對世人有個交待，而余光中卻從未在任何場合對他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表現有過悔過。他的做法是首先塗抹歷史，隱去這些文章，而在面對能記住歷史而又有正義感之人的公開質問時，他仍然頑固地為自己辯護。比如在最近的一個場合，一個青年責備他當年假借權力壓迫鄉土文學，他語無倫次地回答：他當年反對的不是鄉土文學，而是「工農兵文藝」，「顯見他至今絲毫不以當年借國民黨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徑為羞惡」（陳映真）。
陳芳明何許人也？說起來也許讓人吃驚，他乃是當前臺灣文化臺獨的代表人物。陳芳明有一個讓中國人特別難以接受的所謂的後殖民臺灣史觀，他認為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府對於臺灣的接收和統治是與日本統治者相類的「外人」對於臺灣人的殖民統治，陳映真為此在《聯合文學》上撰文批評他對於社會性質認識的混亂，由此引發了與陳芳明來回數次的論爭。筆者曾撰文從西學角度批評陳芳明對於後殖民理論的誤用，並在臺灣的會議上與其有過直接的交鋒，此處不贅。讓人感到好奇的是，為什麼余光中會將他的告密材料寄給陳芳明？瞭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歷史的人可能會知道，現在的文化臺獨代表人物陳芳明當年卻是一個左翼青年。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陳芳明因為對於余光中的《狼來了》這篇文章的氣憤而與之決裂。這一點，現在的陳芳明也供認不諱。在對於陳映真《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一文的回應文章《當臺灣戴上馬克思面目——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2000年10月號）中，陳芳明對自己有如下說明： 「我與余光中的決裂，源自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他發表了一篇《狼來了》。我認為這篇短文，傷害了自由主義的精神，我無法同意他的論點。」「在那篇長文中，我對於余光中的反共立場表示不能苟同；並且由於他的反共，使我對文學感到幻滅。」
但為什麼在多年後余光中又與其言歸於好了呢？這其中的奧秘我們不得而知。陳映真說：「現在，陳芳明與當年與之『決裂』的余光中恢復舊好，也有文章相與溫存。這自然是陳芳明的自由。只是想到詩人龐德在一戰中支援、參加了納粹，戰後終其一生久不能擺脫歐西文壇批判的壓力和良心的咎責。」可與龐德相提並論的自然還有德國的海德格爾和美國的保羅·德曼，他們都因為自己歷史的劣跡而使名聲一落千丈。於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便是，為什麼余光中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追究，卻在大陸紅極一時，並被奉為大師和偶像呢？
餘秋雨與余光中
陳映真還舉例提到了餘秋雨，捲入了文革「寫作組」案的餘秋雨應該對歷史有個交待，而劣跡確鑿的余光中更應該這樣。大陸文壇對於餘秋雨一直追究不放，但與此同時卻對余光中大加吹捧。有趣的是，在大陸文壇一致窮追餘秋雨「文革案」的時候，余光中卻出人意料地為餘秋雨大抱不平，他對記者說：「我知道目前大陸對餘秋雨攻擊很多。但我認為，追索過去並沒有很大的必要。」——余光中的行為一直讓人感到奇怪，現在我們終於應該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他自己的歷史原來本不乾淨。還有一件巧合的事，1999年湖南嶽麓書院舉辦著名的千年論壇，首先邀請的便是餘秋雨和余光中兩人。對於兩者的表演，外界的評論明顯地抬余光中而貶餘秋雨，如王開林在同時發表於《書屋》和《中華讀書報》一篇文章中，如此貶低餘秋雨而吹捧余光中：「秋雨風度翩翩，身上頗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顯得既聰明、精明，還很高明，實屬社會活動家中那種頂尖尖的『三明治』，……余光中吐屬清雅，雍容平和，童顏鶴髮，道骨仙風，彬彬如也，謙謙如也，真學者之典範。借用余光中讚美大詩人葉芝的話說：『老得好漂亮！』」可謂一者踩在地上，一者捧在天上，如此分明的褒貶來自何處呢？
從文章中，我們知道，該文作者反感餘秋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於批評者的惡劣態度，他動輒將批評者稱為「文化殺手」，王開林將此稱為餘秋雨的「血滴子」。原來餘秋雨也有「血滴子」之稱！但如果他知道早在20年前余光中就已鍛造出較餘秋雨遠為惡毒的「血滴子」，恐怕就不會如此分明地褒貶了。
還是李敖對於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徑直將余光中稱為「騙子」，他對余光中的詩歌水平也不買帳，他甚至說，「現在余光中跑到中國大陸又開始招搖撞騙，如果還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認為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問題。」余光中的詩歌散文的藝術性，本文暫不涉及。不過至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麼一句話，現在大陸有一批人神化余光中，是因為他們對於歷史知識有問題，至少是對臺港這一塊還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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