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寬恕曾經傷害我們的人。寬恕不只是慈悲，也是修養。集中營裡的成森塔爾照例每天為德國人幹活。
這一天，他在休息的當兒，一個護士向他走來，問他是不是猶太人。當獲得肯定的回答後，護士示意跟她走。進了一大幢大樓之後，來到一個房間。房間裡除了一張白色小床和一張小桌，別無他物。
護士伏在床邊和床上的人嘀咕了幾句，然後就出去了，只剩下威森塔爾和他，而他是一個傷勢沉重的德國土兵，年僅21歲。
當護土出去後，床上的士兵讓成森塔爾靠近，並拉住他的手表示，自己馬上就要死了。「我知道，」土兵說，「這麼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都在死去。到處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見也不特別。
可是有一些經歷老折磨著我，我實在想把它們講出來。否則我死也不得安寧。」原來，這位瀕死的士兵是請那位護士去找一個猶太人來聽自己死亡前的訴說，護土碰巧遇上威森塔爾，此刻他註定就成了個聽訴者。
「我叫卡爾……我志願加入了黨衛隊……我必須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訴你……一些非人的事。這是一年前發生的事……」
這個士兵到了波蘭，經歷了戰爭，也經歷了殘酷。這次執行的是這樣一個任務：把幾百個猶太人趕進一個三層樓閣，並運來一卡車油桶搬進屋子。鎖上門之後，一挺機槍對準了房門。
「我們被告知一切就緒，」接到命令，「要我們從窗戶裡把手榴彈扔進屋去。「我們聽到裡邊人的慘叫聲，看到火苗一層一層地舔食著他們……我們端起來復槍，準備射擊任何從火海裡邊逃出來的人。」
「我看到二樓的窗戶後邊，有一個人接著一個小孩兒。這人的衣服正在燃燒。他身邊站著一位婦女，毫無疑問是孩子的母親。他空出的一隻手緊捂著孩子的眼睛……隨即他跳到了街上。
緊隨其後，孩子的母親也跳到了街上。隨後，其他窗戶也有很多渾身著火的人跳了出來…」「我們開始射擊……子彈一排一排打了出去……說到這裡，這位瀕死的人用手捂著繃帶覆蓋著的眼晴，似乎想從腦海中抹去這些畫面。
但這個畫面永遠也抹不去了，白天、夜間,乃至奄奄一息的現在，「我知道我給你講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長黑夜裡，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這事講給一個猶太人聽，希望能得到他的寬恕。」
「要是沒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懺悔。但是該怎樣懺悔呢？只講一堆沒有應答的空話……」正如威森塔爾自己所說:
「毫無疑問，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說什麼呢？這兒是一個瀕死的人，一個不想成為兇手的兇手，一個在可怕的意識形態指導下成為兇手的人。
他在向我這樣一個人悔罪，而這個傾聽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會死於和他一樣的兇手手下。」所以，威森塔爾保持沉默，自始至終只是充當了一個聽者。
當晚，那個士兵死去了。「我是否該滿足這個瀕死士兵的心願？」威森塔爾自己並非拿得準這個問題，回來後，他和3個猶太同伴談起過，他們一致認為威森塔爾做得對。
但自此以後，威森塔爾和那個士兵一樣，頭腦裡老是一幅畫面——「那個頭上纏滿繃帶的黨衛隊員」。「我已經斷絕了一個臨終的人最後的希望。
我在這位瀕死的納粹身邊保持沉默是對還是錯？這是一個非常不好處理的道德問題。這個問題曾經衝擊著我的心靈。」1976年，威森塔爾終於把纏繞了自己30年仍然沒有確切答案的問題訴諸文字，交給了讀者。
他在結束寫作時，這樣問道：「親愛的讀者，你剛剛讀完了我生命中這段令人憂傷的悲劇故事，你是否可以將心比心，設身處地地從我這個角度問一問你自己，這樣一個嚴酷的問題：我要是遇到這樣的事情，我會怎麼做？」
愛是一種倫理學，也是一種道德情感。基督文化中的寬恕，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上。如果不是愛，又何以會說「我們一直在等你」一一這語氣多親切。
此刻，寬恕想離我不近不遠。人們在受到傷害的時候，最容易產生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是憎恨，一種是寬恕。憎恨的情緒，使人一再地浸淫在痛苦的深淵裡，反覆數落對方的不是，也不斷地懊悔自己當初所做的種種不理智的行為。
如果憎恨的情緒持續在心裡發酵，可能會使生活逐漸失去秩序，行為越來越極端，最後一發不可收抬。而寬恕就不同了。
寬怨必須隨被傷害的事實，從「怨怒傷痛」到「我認了」這樣的情緒轉折，最後認識到不寬恕的壞處，從而積極地去思考如何原諒對方。
多數的心理分析家都承認，從被傷害、憎恨到平復、重修舊好的過程當中，都必須經歷一些困難的掙扎。
寬恕之所以很困難，是因為我們都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所犯的錯誤付出代價，這樣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否則豈不便宜了犯錯的一方。
但是不寬恕會產生什麼結果或副作用呢？例如痛苦、埋怨、憎惡、報復等等，這些結果值不值得再承受，恐怕才是更重要的一個問題。
寬恕也是一種能力，一種防止讓傷害繼續擴大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的人，往往需要承擔因為報復所產生的風險，而這風險卻往往難以預料。
不愉快的記憶，使我們不能從被傷害的陰影中平安歸來，痛苦總是如影隨形，我們也就不能放鬆和平靜了。所謂沒完沒了，除了不能原諒對方，也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名「沒完沒了」、心靈被俘虜的囚犯。
寬恕不只是慈悲，也是修養。路易斯密得說：「也許在很久以前，有人傷害了你，而你卻忘不了那件不愉快的往事，到現在還痛苦不堪，那就表示你還繼續在接受那個傷害。
其實你是很無辜的，你要了解到，你並不是世界上惟一有這種經驗的人。趕快忘掉這不愉快的記憶，只有寬恕才能釋放你自己，讓你鬆口氣。
曾經有3位前美軍士兵站在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前，其中一個問道：你已經寬恕了那些抓你做俘虜的人嗎？」第二個士兵回答：「我永遠不會寬恕他們。」
第三個士兵評論說：「這樣，你仍然是一個囚徒！」顯然，那位士兵心中有獄。什麼獄？心獄。囚的是誰？自己。自己把自己囚在自己的心獄裡而不能自拔，這實際上是說，不寬恕別人就是不放過自己。
拒絕一個懺悔者的懺悔，有似於讓一個犯罪的人再去犯罪。而罪惡的存在，卻傷害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
但……如果說道德過失和人格缺陷之類的行為可以寬恕，那麼，反人類罪，特別是那種有預謀的、喪心病狂的，也可以寬恕嗎？極其言，希特勒如果懺悔，是否也寬恕？
寬恕如果能夠解決犯罪，一本《聖經》就夠了，何必要法？更何況，寬恕是在罪惡之後，而我正被罪惡包圍。
當我面對世界上種種侵犯人權的劣行，它甚至發生在自己的最近，這時談寬恕，是否有點奢侈？的確，有些罪不能寬恕。
像以國家名義和政權形式出現的反人類罪，如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波爾布特的紅色屠戮、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導致的人口失蹤、
韓國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的光州事件乃至類似的統治者對本國民眾的大開殺戒……這樣的罪行因其對人類乃至人類文明的毀滅性傷害，必須得到最嚴厲的指控和懲罰，絕不能以寬恕的名義赦免。
人性中是有惡存在，但希特勒等已經不是一般的惡，而是惡魔的化身。寬恕惡魔，本身就是縱容之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上興起了一種叫做「非免責」的新人權運動。
非免責就是不豁免人權侵犯者和迫害者的法律責任，它源自當年南美國家的集權受害者，其主要工作是調查集權統治時期統治者迫害民眾的個案並追究參與者的法律罪責(對皮諾切特的司法控告即此性質)。
這項工作儘管是滯後性的，但它畢竟是在追索遲到的正義，並且對當下的罪惡也可能形成一定的遏制：它使人權犯罪者有所戒懼一一秋後可以算帳。
寬恕是一種價值，但不是惟一的價值。耶穌可以寬恕出賣他的猶大，但沒有權利寬恕沒有危害他但卻危害了人類的希特勒。因此，寬恕與否，還有一個「群己權界」的問題。
害己而寬想，屬於私域，權在個我。而害群者，尤其是反人類性質的，個我不但無權寬恕(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屬於公共領域)，相反，參與追究，反而是在承擔公共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