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一部誨教誨學的民族教育經典

當今出版的書，有一些是因為名利而誕生的。而夏丏尊、葉聖陶兩位先生的《文心》，則「替青年們打算」（陳望道《序》），見不到絲毫名利的蹤影。這部著作是兩位教育家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精心結撰的。

他們看到中學語文教學（當時叫「國文課」）有不少問題，於是商量寫一本專講讀和寫的書，跟青年讀者談談這些問題。他們輪流執筆，每月寫兩節，在《中學生》上發表，花了一年半的工夫按計劃寫完，然後出版單行本。（葉至善《重印後記》）

在我看來，這部著作不僅告訴青年學生如何讀和寫，也告訴我們語文教師如何教，具體地體現了兩位教育前輩深邃的語文教育思想。

書中沒有借用五花八門、撲朔迷離的西方現代教育理論作依據，只是「把現在最進步的知識都苦心孤詣地收集起來」（陳望道《序》）編為一個個故事，平實地敘說他們心中的教育理想，「正而不奇，平而不倚，無畸新畸舊之嫌。」（朱自清《序》）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現代作家、教育家、文學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

如果我們用今天新課改的許多教育理念來比照，卻又有許多精神十分吻合，是一部本土化的喻學、喻教的教育經典。

本書裡的國文教師王仰之先生的教學藝術，體現的就是夏老和葉老的教育思想。王先生的教學「不但認真，而且親切。他那慈祥和藹的態度，教學生不由得勤奮起來，彼此親親熱熱地討論著，沒有一些浮囂之氣。」整個教學活動在師生平等對話的過程中進行，溝通課堂內外，「不但指點方法，並且著重訓練。」（朱自清《序》）既培養了學生的語文能力，又實現了對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人生態度的潛移默化，自然和諧，是兩位教育前輩為我們樹立的語文教育的典型範例。

概括起來，王先生的全部教學活動在以下幾個方面特別用力。

一、教學生學會思考

王仰之先生「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誘導方面，啟發學生在閱讀和寫作的實踐中發現問題，並且鼓勵他們和指導他們自己去討論，自己去解決，而決不貪圖省力，把他自己的答案灌輸給學生了事」（葉至善《重印後記》）。

王先生的教學真正實現了「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學記》）。「講解選文，採取學生自動的方式，自己只處於指導的地位。先叫一個學生朗讀一節，再令別一個學生解釋。一節一節地讀去講去，遇有可以發揮的地方，他隨時提出問題，叫學生們自己回答，或指名叫某一個學生回答，最後又自己加以補充。」（《文心·方塊字》）

他教姚鼐《登泰山記》「蒼山負雪，明燭天南」一句，不僅引導學生理解「燭」字的意思以及詞性的變化，而且追問為什麼，使學生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

讀書貴有新得。「對待思想、學術不能憑主觀的愛憎的，最重要在能用批判的方法，還它個本來面目。說得明白點，就是要考究出思想、學術和時代、社會的關係；它因何發生，又因何衰落。這樣得來的才是真實的知識，對於我們的思想、行為最有用處。」（《文心·讀古書的小風波》）

本書第二十五節王仰之先生指導他的學生寫「讀書筆記」，也是要教學生學會思考，養成勤於思考的習慣。

「如果你們的讀書不是浮光掠影的，必能隨時有所見到，把見到的寫出來，就是你們的讀書筆記了。讀書要精細，才能寫出讀書筆記，反過來說，試寫讀書筆記，也就是使讀書不苟且的一種方法。我叫你們試寫筆記，用意大半在此。」

二、教學生與生活相聯繫

夏老和葉老主張讀書、學習語言都要與生活相聯繫，「路上所見到的字，不論招牌，裡巷名稱，以及廣告、標語，無一不留心到」。比如，書中王仰之先生的兩個學生周樂華、張大文，學了《登泰山記》「半山居霧若帶然」的「居」字，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看見一家茶店招牌寫著「天樂居」三個大字，署名的地方是「知足居士書」，間壁的一戶人家的牆門頭頂有「居之安」三字鑿在磚上。他們就一一加以辨別。

《文心》第三篇《題目與內容》討論作文是什麼，從而告訴學生，作文「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點綴。」

第十三篇通過周枚叔給周樂華寫信的形式，曉喻學生善於「觸發」培養「觸發」的功夫。

「勿只把文字當文字讀，勿只從文字上去學文字」 「於有字的書以外，更留心去讀讀沒有字的書，在你眼前森羅萬象的事物上獲得新的觸發」。

「所謂觸發，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你讀書時對於書中某一句話，覺到與平日所讀過的書中某處有關係，是觸發；覺到與自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種印證，是觸發；覺到可以作為將來某種理論說明的例子，是觸發。這是就讀書說的。對於目前你所經驗著的事物，發現旁的意思，這也是觸發。」

這種與生活聯繫的學習方法，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大語文觀，強調的是語文實踐訓練。

夏丏尊(1886-1946)，文學家、語文學家、出版家和翻譯家

三、指導學生課外閱讀

夏老和葉老對指導學生課外閱讀也頗有心得。《小小的書櫃》就是一篇較為系統的古典名著的閱讀書目。

文中的周枚叔說：「能讀課外書，原是好事。但亂讀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你們在學校裡有許多功課，每日自修又需要好幾點鐘的時間，課外的餘暇很是有限，故讀古書非力求經濟不可。」

那麼怎樣才是經濟的讀法呢？周枚叔首先取了一部《辭海》說：「字典是最要緊的。讀書有疑難時可以隨時查檢。」隨後，周枚叔根據孩子的年齡階段依次指點小說讀什麼，詩詞讀什麼，經書「也該知道一點。這學年先讀《論語》吧。《論語》讀畢再讀《孟子》。《大學》《中庸》就可讀可不讀了。」

「諸子和史書雖不必讀，但當作單篇的文章，國文科中會有教到的時候。那時最好能把原書略加翻閱，明白原書的體裁。」

在《兩首〈菩薩蠻〉》一篇中，指導的是閱讀方法。文中的李先生通過兩首《菩薩蠻》，教學生多讀，多比較，多體味，同時涉及了到「知人論世」的理論。

《文學史》一文則是閱讀次序的指導。二老主張了解一點文學的源流和演變，「其著手的路徑並不是取一本文學史來讀，卻是依文學史的線索去選擇歷代的名作。」這裡的指導，有內容，有方法，有次序，又適合學生年齡特點，要而不繁，決不是空洞的說教。

四、教學生誦讀

我國古代教學，特別強調誦讀，這是一條特別有效的語文學習路徑。

宋代朱熹就主張「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齊整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司馬光也說：「書不可不成誦，……詠其文，見其義，所得多矣。」

朱自清先生教學，也極力主張誦讀的方式。他特別推崇清人姚鼐「放聲疾讀，久之自悟」和曾國藩「非高聲朗讀則不能得其雄偉大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的觀點。他說：「吟誦與了解極有關係，是欣賞必經的步驟。吟誦時對於寫在紙上死的語言可以從聲音裡得其意味，變成活的語氣。」（《論朗讀》）

夏老和葉老不僅主張語文教學要玩味語言，勤於積累，也特別重視誦讀，培養語感。針對當時學校「讀和念的時候很少，一般學生只做到一個『看』字而已」的情況，二老在《文心》一書中，專有一篇論讀文的聲調。

書中的王先生對他的學生們說：「下學期我想叫你們加做些讀的功夫，所以在這裡先自預備。讀，原是很重要的，從前的人讀書，大都不習文法，不重解釋，只知在讀上用死功夫。他們朝夕誦讀，讀到後來，文字自然也通順了，文義也自然了解了。一個人的通與不通，往往不必看他所作的文字，只須聽他讀文字的腔調，就可知道。」

「讀，就是心、眼、口、耳並用的一種學習方法。」（《文心·聲調》）王先生在聲音的高低，語氣的強弱，速度的緩急等方面作了極詳盡的解說和示範，使他的學生們茅塞頓開。

經過兩回這樣「讀文方法」的講授，王先生「令學生作朗讀練習。各個學生手頭的選文上都加上了關於讀法的符號，就依照著符號指示的輪流朗讀。讀文言文時，聲調鏗鏘，足以傳出原文的情趣。讀語體文時，就同話劇的演員在舞臺上念誦劇詞一般，貼合於語言之自然；表情說理，都能使聽者不但瞭然，而且深深的印在心坎裡。朗讀的幾篇文字原是上一學年讀過了的，現在經這樣地指導，讀來便覺得有不少的新意趣。」

五、教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葉老一向重視學生良好學習習慣的培養，他在《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一文中曾說：「必須使種種方法成為學生終身以之的習慣。因為閱讀與寫作都是習慣方面的事情，僅僅心知其故，而習慣沒有養成，還是不濟事的。」

《文心》一書十分重視學生良好學習習慣的養成，正如書中的一個學生朱志清在告別王先生時說：「你不但傳授我們一些知識，你更注意於養成我們的習慣。」（《最後一課》）

如《文章病院》一文告訴學生要「在思想習慣和言語習慣上留意」；《詞的認識》講要養成勤於翻查的習慣，文中說：「一個人不能認識各個詞的確切意義，又懶得動手去翻查，那是常常會鬧笑話的。」「不知道就得詢問，就得翻查。這樣成為習慣，然後讀書不致含糊，不致誤解；說話作文不致辭不達意，不致『指鹿為馬』」；《語彙與語感》講善於積累的習慣。

本書中的一個學生杜振宇說：「我近來於讀書或一人默想時，每遇一詞，常聯想到這詞的相似或相近的詞，使在我胸中作成一個系串。譬如說，見到『學習』一詞，同時就想起『練習』『研究』『探討』『考究』 『用功』……等詞來；……我把這些一串一串的詞在胸中自己細加比較，同一串的裡面，哪個範圍最廣？哪個範圍最狹？哪個語氣最強？哪個語氣最弱？一一弄得很清楚。這是我近來新養成的一個習慣。」

學生周樂華「把小小的手冊放在衣袋裡，心裡一有所得，隨時就寫在手冊上。」勤於思考，勤於翻查，勤於動筆，都是學習過程中不可缺少的良好習慣。

六、引導學生自主、合作、探究

新一輪課程改革基本理念之一是「積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文心》一書中的王先生教學，簡直就是實踐這一理念的典範。

在《語調》一文裡，王先生「說全班作文的成績都不錯，只是有許多人語調尚未圓熟，文句讀起來不大順口合拍，教大家注意。他在黑板上把我們的文字摘寫了幾句例子，一一加以批評，……最後他提出了句調的題目，叫我們自己去研究，下星期六的講演題目，就是『句調』。」

於是杜振宇擔任「字的研究」，周慧修擔任「句的研究」，張大文擔任「音節的研究」，朱志青擔任「句與句之間關係」的研究。研究之後，他們就聚在一起，各人報告自己的研究所得。文字的奇偶，句式的整散，聲音的選擇，句子的長短等等，都被他們一一研究了出來。

於錦華《文章的組織》的講演，張大文「風格的研究」，都是自己研究心得的專題報告。就是「小說與敘事文」的區別，也不是王先生完全授予，而是與學生一起探索出來。《鑑賞座談會》一篇，幾個學生聚在一起，發表各自關於鑑賞的意見，更是合作學習的優秀範例。

閱讀，吟誦，思考，探究，生活，習慣，都是有效學習的關鍵詞。通觀全書，夏老和葉老無處不在指示學生學習的方法。然而教和學本來是相互依存的，指導學生「怎樣學」本來就是教師「教」的主要任務之一，教會了學生「學會學習」是使其終生受用的，比教給學生其他專門知識更重要。

朱自清先生在給《文心》作序時說：「這本書不獨是中學生的書，也是中學教師的書。」

1982年，葉至善先生在為《文心》重印寫的「後記」說：

「書裡講的雖然是三十年代語文教學上的問題，現在看來還切合實用，因為有些根本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

「如果各種功課都這樣教，都這樣學，學校裡一定會出現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教學質量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

如今，又是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依然覺得這本書「切合實用」。假如我們語文老師追求的不是個人功利，讀一讀《文心》，定會受到很多教益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