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徐教授分享了自己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系時期的經歷，回憶了自己在當時思想管控與歐美學說風行的背景下，完成明清鹽業史的學位論文的往事。當時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教師以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大陸來的史學家為主，名師雲集。接著，徐先生介紹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歷史學的學術概況，指出當時臺灣學界較注重經濟史、政治史、史學史等方向的研究，設有博士課程的大學較少，社會上流行前往美國與日本留學的風潮。
進入七十年代後，隨著當時臺灣經濟起飛，政府的審查管制開始鬆散，學術走向開放，日本與大陸的歷史研究開始進入歷史系的課堂。歷史學在高等教育中亦受到重視，各個大學紛紛設立歷史學系與碩士班。當時受到美國學界的影響，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開始蓬勃發展。此時的徐先生開始關註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明代家庭、婚姻、人口、移民史、城市史等方面的研究。
九十年代後，臺灣方面開始解除戒嚴，學界不再受到束縛，學術研究方向基本上與歐美學術合流。這一時期，徐先生主要做了《明史紀事本末》校證、譯註何炳棣先生《明清社會史論》等工作，並延續了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方法，利用新面世的「進士登科錄」史料做統計分析，重估了明代向上社會流動率，再次證實了所謂明朝「官場對有才能人士開放」的傳統說法。
最後，徐先生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在新時代的挑戰——學術傳統的斷裂，並表達了對未來的期望，指出「通」、「博」是做研究的基本功，不能偏廢。現代的學者應該具有兩套本領，一方面要能寫論文，了解國際學術界的行情，與他們接軌，並駕齊驅；一方面要繼承傳統，學習古人從歷史中獲得的經世致用的經驗，並能將心得用於實務與日常生活中，做到增長智慧，活學活用，如此中國學術方能崛起。
講座最後，何孝榮教授進行總結，表達了對兩位教授分享自己寶貴的治學經歷與經驗的感謝，鼓勵大家就如何發現問題、如何寫好的文章等問題繼續向兩位先生請教學習。講座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