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陶涵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其所著英文傳記《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一書後，獲得廣泛好評。2011年6月，中國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向新聞出版總署申請出版其中文版。2012年3月8日，中央統戰部有關機構復函稱，該書「對於促進蔣介石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總體看本書在政治上無明顯問題」，同意在少量修改後出版。其後，我應中信出版社盛情之邀，曾為該書中文版《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作序。最近讀到汪榮祖教授《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一文，將陶涵該書列為「問題之五：顛倒黑白的傳記」。文中，汪榮祖教授嚴厲批評拙序說：「我的老友、中國著名的蔣介石專家楊天石，不僅為陶涵之書作序，而且譽之為『頗具功力的蔣介石傳記』。楊兄不是重視史料與史實嗎？要找真相嗎？『嚴謹遵守學術規範』嗎 ？陶書裡的蔣介石難道是真實的蔣介石嗎？又說：楊兄還大言不慚說，陶著『大大超越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在楊兄的心目中，中國出版的那麼多蔣傳，居然均大大不如此書？研究蔣介石的話語權難道要交給錯誤百出的美國人陶涵嗎？其實陶涵連專業的歷史學者都不是，中文也讀不太懂，而我們的專家學者卻如此盲從，能無警惕！」
榮祖教授的這段批評很嚴厲，上綱很高，若干網站轉載，有些網站並突出地宣傳了榮祖教授批評我的那段文字，這就迫使我不得不對有關情況做些說明。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汪教授斷言，我說過陶著「大大超越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由此引申，責問我：多年來，「中國出版的那麼多蔣傳，居然均大大不如此書？」
查拙序原文：「陶涵先生的書，以蔣介石為線索，揭示了那一時期中美，包括臺美之間的複雜關係，就這一方面史料、史實的開拓、挖掘來說，其深入程度，大大超過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我以為，這是陶涵先生此書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貢獻所在。」
可見，拙序所言，陶著的貢獻僅僅在於對「那一時期中美，包括臺美之間的複雜關係」 這一特定的「方面」，在於他對這一特定方面「史料、事實的開拓、挖掘」，並非指蔣介石的全部歷史和涉及的全部研究。
榮祖教授在文中，刪去了我的上述諸多限制詞，只擇取了半句話，如此會誤導讀者，使讀者以為，陶著「大大超越」了此前「中國出版的那麼多蔣傳」。這真是對我的原意的極大誤解。按照榮祖教授的說法，我就成了橫掃諸書，唯尊一「陶」之人，這豈非認為我全盤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眾多蔣介石研究者的努力和成績，將我推到了眾多蔣介石研究者的對立面？
其實，肯定「陶著」在研究中美關係方面貢獻的並非我個人，榮祖教授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例如，榮祖教授文稱：「陶涵之書比較可取之處，僅僅是透露了不少美國方面的秘辛。」人所周知，所謂「秘辛」者，意為獨家機密，人所不知。既然陶著透露了「不少」這樣的秘密，自然是一種高於前人的貢獻。我指出此點，加以肯定，有何不可！有何不當？
值得指出的是，榮祖教授在嚴厲批評我吹捧「陶著」的時候，用了「大言不慚」一詞。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所謂「大言不慚」者，必定是脫離實際的自我吹噓。然而拙序中只談陶著，肯定的只是陶著在中美關係（包括臺美關係）研究這一個方面的成就，何曾有一句自我吹噓之語，我何須「自慚」？粗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大言不慚」是一個極富感情色彩的詞語。榮祖教授久歷文場，著作等身，何以用這樣的詞語對我？是否用錯了場合和對象？
陶涵先生出身於美國國務院中國科，應是研究中國的行家裡手。為寫蔣介石這本書，他不僅閱讀了大量資料，訪問了許多人，克服困難，利用了蔣介石的日記，還曾查閱了美國的國家檔案和保存在美國的若干中美政軍要人，如宋子文、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等人的文獻，也研讀了許多西方學者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因此，我肯定該書「頗見功力」，意在肯定著者為此書付出的巨大勞動，但是，我並未全面，更未高度肯定「陶著」，謂餘不信，
請看拙序中的下列文字：
我覺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長於太平洋彼岸，對中國歷史和國情可能會有某種隔膜，在閱讀中文文獻時可能會有誤讀，某些敘述、判斷不一定正確，有些問題，文獻缺如，難免依靠猜測，例如，1949年之後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的關係，等等。
這段文字，寫得很婉轉，話中有話，可證我對陶著的缺點、不足，是看到的，也是向讀者指出的。榮祖教授應該知道，我是在應邀為該書寫序，不是在寫書評，不可能將該書的缺點一一羅列，大寫特寫。
蔣介石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也是一個爭議很大、評價懸殊的人物。大體說來，可分三派，一是全盤肯定派，如榮祖教授所指出的國民黨諸人，一是全盤否定派，另一派是功過分析派，即認為蔣介石有功有過，須具體分析。
拙序指出：
蔣介石這個人，地位重要，經歷複雜，歷來爭議不斷，尊之者抬上九天，貶之者踩入九地。即以毛澤東言。抗戰初期，毛澤東曾稱蔣為國民黨中孫中山之後的第二位「偉大領袖」，但是時間不長，抗戰剛剛結束，毛澤東即斥之為「人民公敵」。古語云：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蓋雖然早已蓋上，但離論定尚遠，爭論還可能持續若干年，而且，在歷史的發展尚未告一段落，歷史的本質尚未充分顯露之前，有些問題還可能無法做出結論，自然更難取得共識。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一靠擺事實，講道理，二靠百家爭鳴。拙序說：
中國俗話說：擺事實，講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議論、辯論應該如此，歷史研究更應如此。所謂擺事實，說的是必須從嚴格的、經過檢驗的可靠史實出發；所謂講道理，說的是在敘述史實的基礎上，提出思想，提出觀點，作出結論。在這一過程中，前者是基礎，是歷史著作的根本任務。史實講清楚了，而且講得可信、可靠，當代、後代、以至千秋萬代的讀者從中自會得出自己的結論。
由此，拙序進一步分析說：
從總體上，本書是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正確原則寫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這一個，或者那一個觀點，但是，他所敘述的史實你卻必須面對。中國古代大詩人白居易在描寫音樂時寫道：「嘈嘈切切錯雜彈。」科學的發展與此類似，它不怕辯論，也不怕眾聲嘈雜。在辯論中，在不同觀點的切磋、攻難中，真相會顯示，真理會昭明。近年來，關於中國近、現代史，以至關於中國歷史的許多問題都在討論，新見迭出，這是大好現象，是學術活躍，思想解放的表現，也是「百家爭鳴」的表現。陶涵先生本書，從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提出了他對蔣介石其人和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看法。他認為蔣介石是個「高度矛盾」的人物，講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優點，也講了他的過，他的毛病和缺點，這一總體把握是合適的，兩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
我之所以為陶著寫序，目的就在於提倡這種「擺事實，講道理」的原則和「二分法」的人物分析。
當然，陶涵對於蔣介石或許作了過高的評價，未必妥當，也為歷來批蔣的榮祖教授所不喜。
我在拙序中指出：「本書的觀點仍然可能有些讀者同意，有些讀者反對，我在臺灣學界的兩位老朋友，一位寫書評說好，一位則寫書評大罵。這不要緊。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讀者持開放心態，各種意見其實都可以促進我們思索，作為我們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參照和思維資料。」
我在這裡所說的「寫書評大罵」的作者，記得好像就是榮祖教授。現在榮祖教授堅持自己的觀點，繼續「大罵」，這自然可以。榮祖教授在繼續「大罵」陶著的同時，牽連而及作序的我，自然也可以。不過，說老實話，榮祖教授有意或無意地割裂我的文章，斷章取義，生拉硬扯地批評我「大言不慚」，我是不無遺憾的。然而，我和榮祖教授確是多年老友、好友，他的這種「批錯不避友」的精神我仍然是十分敬佩的。
人類已經進入建立「命運共同體」的年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必須廣泛地吸收其他國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進或優長之處，歷史學也應如此。榮祖教授發文批評海外中國史研究中「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我對此素無研究，和兼通中外的榮祖兄比起來，相距非可以道裡計，故不能與榮祖兄討論此類問題。所希望者，學術界、出版界繼續堅持對海外中國史學的研究和推介，這種研究和推介絕不是將所謂「話語權」交給外國人，而是藉以擴大視野，轉益多師，參考借鑑，取長補短，推進中國歷史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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