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與陳兼夫婦
2018年2月11日是美國漢學家、原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逝世兩周年的日子。孔飛力所著《叫魂》（Soulstealers）《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譯者、上海紐約大學暨紐約大學全球體系傑出歷史學教授、康奈爾大學「胡適榮譽講座教授」陳兼特此撰文，追憶孔
飛力先生。全文分三部分刊出。
三
孔飛力本人，對別人說他年青時出版不勤，其實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在給我的一個電郵中說：如果我只是追求速度的話，不僅無法深入探究思想及知識領域那些「更令人迷惑也因而更有意思的問題（questions that are more puzzling and, therefore, more interesting），也難免會在史事敘述中留下諸多錯誤和遺憾」。我回郵說：「世界上的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做歷史的人，無論出於何種理由，都不應該不斷去加上只是充數而並不增長知識寬度和厚度的『出版物』。」他答道：「同意。」
孔飛力的照片
但不管怎麼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孔氏出書的「空窗期」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1990年，他的《叫魂》出版了。大家很快就意識到，這是又一本開學術研究風氣之先的「大書」。關於他「無所作為」的種種說法，幾乎在頃刻之間便煙消雲散了。
那時，我已經獲得博士學位，到紐約州立大學Geneseo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後，我買了一本，幾乎一口氣便讀完了。我所授課程中，有一門是「1600年後的中國史」,《叫魂》平裝本出版後，我就開始將這本書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當作必讀參考書交替使用。兩本書相比較，學生們似乎更喜歡《叫魂》。當時就覺得，應該把這《叫魂》介紹給國內讀者。
我同孔飛力的直接接觸，開始於1992年初，那一年，我接任了《中國歷史學家》（
Chinese Historians
）雜誌主編，又恰逢孔飛力在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年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治參與和中國憲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發言。我當即找到他，請他把講話稿交給《中國歷史學家》發表。孔飛力馬上同意了。之後，我同他就此事幾次書信來往。他對文稿的修改極為仔細認真。直到現在，我還保存著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紅筆修改的稿件。他是大學者，但在他身上卻有一種扎紮實實的「工匠精神」。大凡「老派」學者中有建樹者，幾乎都如此。
1996年夏天，我回國做研究時，碰到了在上海三聯書店任副總編的華東師大老同學陳達凱。他問我，有沒有值得譯成中文的英文學術專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叫魂》，並簡單介紹了書的內容。陳達凱來了勁，馬上要我幫助聯繫版權。我答應試試，但根本沒有想到要自己來翻譯《叫魂》。不料，陳達凱卻得寸進尺。他同當時任上海三聯總編輯的另一位華東師大老同學陳保平一道，專門帶我到紹興路出版社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飯，兩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一搭一檔地「忽悠」我，搞得我只好答應自己來翻譯此書。
《叫魂》
那個時候，翻譯出書遠不是今天這麼「大熱」（其實是敗象已露）的一樁生意經，也沒有那些形形色色滿天飛，以營利為目的的版權轉授機構。這件事我做得很簡單，也很容易。先是給孔先生寫了一封信，說明要翻譯出版《叫魂》的想法，他馬上就同意了，並主動表示願意放棄中譯本的所有版稅收入。然後，他又為我和哈佛大學出版社負責版權的人員接上關係，並同他們打了招呼。幾番電傳及通信來往後，哈佛方面只是象徵性地收了兩百美元，就把《叫魂》中文簡體本的版權給了上海三聯書店。 之後，碰到的一個最大的難題，居然是上海三聯一時沒有支付兩百美元的「外匯額度」，結果，還是我用私人支票先向哈佛付了這筆錢，上海三聯後來再以人民幣還給我的。近來在翻看留存下來的孔飛力文檔時，發現當年的這些來往書信都還在，尤其是哈佛最後同意只收兩百美元就轉授版權的合同文本也還在。又想到陳達凱、陳保平走後上海三聯個別人一系列極其「不上路」的行為，心中又是一番感慨！
但當年這麼一來，我騎上了虎背，下不來了。那時，正是我在寫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的時候，其他事情也多不勝數，實在沒有多少可以用來做翻譯的時間。陳達凱又盯在我背後，只要通信或見面，一定問「《叫魂》翻譯得怎麼樣了？」反而是孔飛力先生，老神在在，從來不問翻譯進度的事。
1997年，我到哈佛大學開會，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老友劉昶邀我去家裡喝酒吃飯。記得在座的還有朱學勤。不知如何，談話轉到《叫魂》上來。劉昶說，他也喜歡這本書，教中國近代史時，也在用這本書當參考教材。劉昶史學功底深厚，文字又好，做事也認真。再加上，我們兩人認識既久，相知亦深。要找人合作翻譯《叫魂》，還有誰比他更合適？於是，我當場拉他「入夥」，他答應了。我和劉昶都是歷史科班出身，又都在美國大學任教有年，但這件事，我們做起來仍然不敢怠慢，我翻譯前五章，他翻譯後五章，再相互校讀譯稿，最後再由我統校，對譯稿一改再改，對文字再三推敲，前前後後做了兩年多才完成。
譯稿已成形時，我專門向孔飛力請教了他的中文名。當時，在各種論著中，他用過的中文名字，除孔飛力外，還有孔菲利、孔斐力、孔復禮等。我寫信給他，詢問究竟應取哪一個。他說，他不喜歡孔菲利或孔斐力，孔復禮已經不用，還是用孔飛力。《叫魂》出版時就遵照他的意思，用了孔飛力這個名字。但不知為何，後來我們的《叫魂》譯本在臺灣出版時，又用了孔復禮。我問過孔飛力，他說，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啊。
孔飛力還說，他寫這本書，完全不是什麼「仔細策劃」的結果，而是一件由近乎偶然的經歷和「靈光一現」而造成的「副產品」。1984年，他到中國訪學，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看到了一大批乾隆朝「剪辮案」的檔案材料，他的寫作靈感來了，研究也隨之轉向，不幾年時間，就寫出了《叫魂》。聽上去，這似乎是一段「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但偶然中包含著必然。正是產生於多年積累的真切的「中國意識」，以及將栩栩如生的故事講述和深刻的宏大思索糅合一起的本事，讓孔飛力這本關於「盛世妖術」的書，不僅在美國及西方學界獲得如潮好評，更在中國讀者中，心有靈犀一點通，產生了巨大反響。
四
我和劉昶翻譯《叫魂》，算不得快。但若和我翻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所經過的年頭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做完《叫魂》中譯本後，我下決心再不沾手「譯書這樣的活了」。其他事情太多，翻譯學術著作這件事，在美國大學又從來不算「成果」的。幾年裡，我和孔飛力沒有什麼接觸或電郵來往。記得有一次，我和時任《洛杉磯時報》駐華記者的孔安（Anthony Kuhn）通電話（因為我寫過《中國走向韓戰之路：中美對抗形成之研究》，孔安在冷戰史、韓戰史等歷史問題上採訪過我幾次）。孔安突然說起：我父親講到過你，向你問好。我一愣，突然明白了，說：你是Philip的兒子？他說；是呀。不由得一聲驚呼：天下真小。我們當時就說好，有空時要聚一聚的。十幾年過去了，孔安換了幾個工作。我只是不斷地讀到他發表的東西，我們還是沒有見過面。
孔安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提問
孔飛力的照片
後來，到了2002年，由於史丹福大學出版社資深編輯貝爾女士（Muriel Bell）的緣故，我又和孔飛力重新聯繫上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起，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和威爾遜中心出版社聯合搞了一個「國際冷戰史研究」叢書，在斯坦福方面，負責的正是貝爾女士。同時，她也是斯坦福東亞和中國方面書籍出版的主管編輯。那幾年，她先後請我審讀過幾篇書稿，其中兩篇，一篇寫的是中美關係，另一篇是關於林彪事件的。這一來，我和她有過不少電郵和電話往來。不知怎麼，談到了孔飛力和《叫魂》。我說，我和劉昶將這本書譯成了中文出版了，在中國賣得很火。她說，孔飛力的一本新著《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要在斯坦福出版，她和孔飛力要在美國亞洲學會年碰面。正好，我也要去開那個會。於是，也和孔飛力接上了頭，約定在年會上碰個頭，說說話。
十幾年過去了，那天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我們是在紐約中城希爾頓酒店頂樓的行政酒廊見面的。說話很輕鬆，想到什麼講什麼，就是閒談。自然講到了《叫魂》。孔開玩笑說，《叫魂》的英文原版，也就賣了幾千本，想不到中文版卻賣得那麼好，而他只分到了一百美元的報酬，失算了。
《生活在他者世界的華人》漢譯本
他還講到，這些年來，他開始做「海外華人」這個大項目，要在一種同中國有聯繫但又超越中國場景的跨文化背景下，從另一角度來探究一些他在研究中國時感到有意思的問題。但談話的中心，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他說的和貝爾女士一樣：這本書已在法國出版，英文版也馬上要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了。講到書的主題和主要論點，他說，他想討論的，是涉及中國「現代性」和「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議程」和「根本性問題」（constitutional agenda and constitutional question）。這也是他二十多年來關於 「中國問題」作為現代世界形成整體過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種小結。聽著聽著，幾乎是突然之間，湧起了將這本書也譯成中文的衝動。我對孔說，我來翻譯這本書吧。他說，好啊。那天，喝著咖啡時的這番談話，達成了我翻譯《起源》的決定。
這之後，我真的是想儘快做完這件事的，也很快開始動手翻譯。（現在，我的文檔中，《起源》最早的翻譯稿，是2002到2003年的。）那時，《歷史研究》雜誌有一個國外新書介紹專欄，主編徐思彥是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認識的老朋友。她找我為這個專欄寫稿子，我提到了孔飛力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她說，另一位學者也提到了這本書，說非常好，要寫書介，不過，既然你要翻譯這本書，就由你來寫吧。我答應了。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那一年，我當時任教的維吉尼亞大學突然要我出任另一個系的代主任。那個學校一直待我不薄，這次為了讓我接這個差使，又給我一堆好處。我腦子一熱，居然答應了。想不到，那是一個煩得不得了的系，除正事外，亂七八糟的事情一堆。一年的系主任剛剛當完，我很快被康奈爾大學「挖角」，從維吉尼亞轉往康奈爾任教，好幾年裡，又捲入更多更煩，更沒完沒了的行政事務。再加上，還有其他種種似乎做不完的事。我答應給《歷史研究》寫的書介，剛起了一個頭，碰到別的事放在一邊，後來再沒有寫。（現在想來，仍覺得真是對不起徐思彥。）《起源》翻譯的事，也一直拖了下來。
結果，這件事一拖就是幾年。孔飛力也不來問我。一直到2009年初，我在倫敦經濟學院任訪問教授，偶爾聽說，孔飛力得了重病。這才又想起來翻譯《起源》這件答應要做卻未做的事。恰好，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教課任務不重，手邊又沒有其他急著要做的事，就和當時也在倫敦經濟學院任資深訪問研究員的夫人陳之宏商量後，決定馬上動手，兩個人一起翻譯《起源》。不到一個月，我們就完成了譯文初稿。同時，我給在北京三聯擔任副總編的老同學潘振平去郵，問他們對出版《起源》中譯本是否感興趣。他馬上回郵說，感興趣。我又給孔飛力送電郵，告訴他這件事。本以為，他身體不好，回郵不會很快。想不到，一兩天裡就收到了他的郵件，果然說他最近得了一場重病，但已漸漸康復，很高興得知我們已經完成了《起源》譯文初稿。還說，如在版權授予上有問題，他願意幫忙。我立刻同史丹福大學出版社聯繫。貝爾女士也很快回信說，這本書的版權在法文版出版者巴黎社會科學出版社手裡，但她立即為我同他們聯繫上了。正好，當時我又受邀到巴黎政治學院擔任短期訪問教授，借到巴黎的機會同那裡的編輯見面。這才知道，一個代表國內某出版社的版權代理機構和他們聯繫此事已有一段時間，「離籤約只差一步了」。我立即轉告孔飛力，請他出面。兩三天裡，收到他的郵件：「作為作者，我確信陳兼教授（以及他選擇的任何合作者）是翻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文本的最合適人選。任何沒有他參與和同意的翻譯和出版計劃，都是違反我的意願，也是我不會同意的。」 讀到這個郵件後，我大為感動。巴黎出版社方面看到後，也馬上根據我的建議，轉而同北京三聯書店洽談中文版版權事宜。之後，這件事我沒有再管，只是知道，北京三聯順利拿到了中文版版權。
這期間，孔飛力已開始給我寄送清宮檔案原件的複印件，以及他的手抄件（這些，他都不留底的，說，反正留在我這兒也沒有用了）。我在康奈爾大學的博士生王元崇，也利用在北京做研究的機會，到第一檔案館幫助尋找、核實資料。最麻煩的，是書中大量引用了清末任翰林院編修的陳鼎在《〈校邠廬抗議〉別論》 中對馮桂芬的嚴厲批評。我們翻譯《起源》時，中國第一檔案館已經將這一批檔案在《清廷籤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彙編》中全部影印出版，但其中唯獨缺了孔飛力在《起源》中引用過的陳鼎的幾段文字。孔飛力說，他所用的，是北京一位著名清史學者在第一檔案館根據原檔抄錄的手抄件，但他卻一時找不到了。這樣，譯稿中有幾段譯文無法復原為原文。幾個月過去了，正以為只能用意譯來處理這幾段文字時，一天，收到孔飛力的電郵說：找到了，在地下室的角落裡找到了。兩天後，我就收到了他用快件送來的文件手抄件。
《清廷籤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彙編》
我和陳之宏在倫敦做出《起源》譯稿初稿後，回到美國後不久，恰好楊奎松夫婦來美國開會，到康奈爾看我們，住在我們綺色佳的家中。我請楊奎松讀《起源》的譯稿，提提意見。他讀後，以他一貫批評時不講情面的風格丟下一句話：怎麼翻譯得那麼彆扭，和《叫魂》不能比的。還挑選著給我讀了幾段，聽上去，果然不甚通達。這時，我的事情又多了，但還是和陳之宏一道重做譯稿，然後，她校讀我的部分，我校讀她的部分，稿子變順了，但一兩年又過去了。即便如此，譯稿後來交到北京三聯負責此書的責編曾誠手裡，他又對照英文原著仔仔細細校讀了一遍，提出的問題和建議何止百處。（現在，華夏大地上，還有幾個像北京三聯這樣做譯稿的出版社和曾誠這樣幫著譯者修改譯稿的編輯？）只是，譯稿又在他那裡待了一年多。書出版時，已是201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