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宗教與哲學 ——信仰告白的權利

本文原文為法語，2015年原載於《日耳曼研究》，文獻出處為：Philippe Büttgen, 「Religion et philosophie en Allemagne: Le droit de laconfession,」Études Germaniques 70(2015), 4 p. 659-670。Confession一詞在法語中有多種含義：1.宗教,教派（德文: Konfession）；2.公開發表的信仰告白或宗教聲明（德文：Bekenntnis）；3.（天主教的)懺悔(德文：Beichte)。在這篇文章中，上述含義都將出現。——譯者注

菲利普·比特讓,法國先賢祠-索邦大學（巴黎一大）宗教哲學教授，研究領域是宗教哲學、哲學史（德國哲學等）（Philippe Büttgen,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é ParisI - Panthéon-Sorbonne, Paris）。E-mail: [e-mail]. 本文譯者，郭真珍，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後。

德國宗教與哲學

          ——信仰告白的權利

菲利普·比特讓（Philippe Büttgen）

郭真珍（GUO Zhenzhen） /譯（trans.）

摘 要：從1785年開始，發生於1530年6月25日的「向查理五世進獻《奧古斯堡信仰告白》」成為德國哲學的原初圖景，而《奧古斯堡信仰告白》也成為德國哲學的「權利法案」。本文將討論現代德國哲學的路德派信條化這個傳統問題。並重點說明這一信條化進程的政治、法律維度及哲學含義。

關 鍵 詞：信仰告白；德國哲學；《奧古斯堡信仰告白》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The Right of Confession

Abstract: From ca. 1785 onward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Augsburg Confession to Emperor Charles V on June 25, 1530 has been theprimitive scene of German philosophy and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itself theBill of Rights. This article hereby reconsiders the traditional issue of theLutheran confessionalization of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emphasizing thepolitical and legal dimension of this process and its philosophicalimplications.

Keywords: Confession; German philosophy; Augsburg Confession

 

一 信仰告白與信條化（Confessionnalisation）[1]

許多人依然會因為在德國觀念論（idéalisme）中發現了信仰告白的片段而感到驚訝。黑格爾是眾所周知的一例：

Ich bin ein Lutheraner und durch Philosophie ebenso gantzim Luthertum befestigt [...][2]

這句話就相當於一個教派（Konfession）歸屬聲明。在一篇至今鮮為人知的文章（1830年6月為紀念《奧古斯堡信仰告白》[3]300周年的拉丁文演講）中，黑格爾態度明確地做了真正意義上的信仰告白（Bekenntnis）。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這篇演講都是黑格爾「政治新教」的最終結論。[4]

然而，這篇哲學家的信仰告白並非史無前例。請看雅可比（Jacobi）在《關於斯賓諾莎的學說——致摩西·孟德爾頌先生的信》（1785）中提到的萊辛給孟德爾頌的答覆：

Sie drücken sich beinahe so herzhaft aus, wie der Reichstagsschlußzu Augsburg ; aber ich bleibe ein ehrlicher Lutheraner, und behalte den 「mehrviehischen als menschlichen Irrthum und Gotteslästerung, daß kein freyer Willesey」, worein der helle reine Kopf Ihres Spinoza sich doch auch zu finden wußte.[5]

以上兩段文字更加肯定了哲學的路德派信條化這個論斷。費希特於1813年得出以下結論：

Verstand in Anwendung auf dasChristenthum, und Protestantismus, ist ganz dasselbe ; daher der modernePhilosoph und Gelehrte nothwendig ein Protestant ist. [6]

這一切雖然很清晰，但似乎過於簡單。德國哲學的信條化應該有比「所有人皆新教教徒」更細緻的結論。到底能得出哪些結論呢？讓我們再回到萊辛：

Ich bin Liebhaber der Theologie, und nicht Theolog. Ichhabe auf kein gewisses System schwören müssen. Mich verbindet nichts, eineandere Sprache, als die meinige, zu reden. [7]

萊辛拒絕對其發誓的「特殊體系」就是雅可比在《關於斯賓諾莎的學說》中引述的被萊辛讚美的體系：《奧古斯堡信仰告白》。1530年6月25日，神聖羅馬帝國中皈依新教的數位公爵在奧古斯堡帝國會議上莊嚴地將這一從「神的純粹話語」中獲得的「教義」獻給查理五世，並宣布將在自己的封地上讓布道者宣講該教義，即《奧古斯堡信仰告白》（Confessio Augustana）。[8]從16世紀後半期開始，再現奧古斯堡一幕的藝術品布滿了路德派教堂，有些作品還將奧古斯堡的一幕與其他場景聯繫在一起，如弗蘭肯大區（Franconie）卡森多夫地區（Kasendorf）的教堂中再現「基督最後的晚餐」的畫作：信仰告白繪畫（Konfessionsgemälde）作為一個畫種誕生了。

然而，如何確定萊辛所說的（特殊體系）一定就是《奧古斯堡信仰告白》呢？這就要通過他所拒絕的東西——拒絕發誓（「我不應該對任何一個體系發誓」）。《奧古斯堡信仰告白》旋即成為路德派信徒的基本信條準則，並被納入新教教會的象徵之書（libri symbolici）或信仰告白經典（Bekenntnisschriften）全集，在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解體之前，所有希望獲得公職或教職的人員都要對此全集發誓。這一標準化行為被稱為：宗教誓言（iuramentum religionis或Konfessionseid），法學家和歷史學家已對其進行了30多年的研究。[9]

Andreas Herrneisen (1538-1610)畫室

Historiader Augspurgischen Konfession,

mitVerzeichnis der Fuersten vnnd Herrn so sich darzu bekend haben. Anno. 1530, 1602. Kilianskirche, Kasendorf.

圖像來源: Angelika Marsch: Bilder zur Augsburger Konfessionund ihren Jubiläen, Weißenhorn (Bayern) : Konrad, 1980。

撒克遜公國的選帝侯Jeanle Constant將《奧古斯堡信仰告白》和其辯護書呈獻給位於畫面左側的查理五世；已皈依新教的幾位公爵站立在畫面右側，每個人都面露懷疑之情；在畫面後方，一系列路德派教堂的聖事場景圍繞著「基督最後的晚餐」依次展開。

 

所有這些，甚至表達法，都指向「原則（Axiomata）聲明」中的這句誓言，這句奇怪的「反信仰告白」：「沒有什麼能強迫我」（mich verbindet nichts）。這句話與萊辛用來闡釋信仰告白的強制價值的術語（terminus technicus）「連接」（Bindung）產生共鳴。從埃伯哈德（Eberhard）到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再到黑格爾1830年的演講，關於信仰告白的強制價值的爭論延續了20多年。[10]

至此，第一個可能的結論出現了：與哲學的路德派信條化相對應的是對信仰告白問題的高度敏感。為了表達自己斯賓諾莎主義的思想本質，萊辛自稱為「虔誠的路德派信徒」，並引用了天主教對《奧古斯堡信仰告白》及其「比人性更獸性的錯誤」的批判。[11]然而，為了能將自己稱為「神學愛好者或愛慕者」，萊辛就必須放棄這一信仰告白，並否認為獲得沃爾芬比特爾（Wolfenbüttel）大公圖書館館員職位而發誓的事實。問題就在於：我們能否認為，這一極為迂迴的策略是受到了「我相信（credo），象徵，信仰告白」這種在十二使徒時期就已經形成的，最直接且最肯定的話語方式的影響？

二 肯定的策略

我們將在另一個情景中繼續討論這個問題。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的結語非常有名，在駁斥了德國社會主義者對「有效的責任法」的號召之後，馬克思寫道：

Kurz, auch dieser Anhang zeichnet sich durch schlottrigeRedaktion aus.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12]

    路易·阿爾都塞注意到了這句「教堂懺悔的拉丁文」，他在此讀出了「在孤獨中只為說話而說話」的人（一位身在遠離哥達的倫敦，講著聖事語言的孤獨先知）的話語。[13]顯然，此處的諷刺不亞於雅可比的萊辛說自己犯了「獸性的錯誤」。事實上，在1843年，即在《哥達綱領批判》發表的30年之前，馬克思在制定《德法年鑑》的方針時就已經將自己的計劃闡釋為一種「懺悔」。

Dies ist eine Arbeit für die Welt und für uns. Sie kannnur das Werk vereinter Kräfte sein.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Beichte, umweiter nichts. Um sich ihre Sünde vergeben zu lassen, braucht die Menschheitsie nur für das zu erklären, was sie sind.[14]

這裡的「事業」是以「箴言」或命令、口號（Wahlspruch）的形式被表達出來的：「要通過對神秘主義意識的分析，而不是通過教條來改革意識。」如何理解「懺悔」與「教條」對立呢？為了反對黑格爾及其「政治新教」，馬克思的策略之一就是藉助confession的另一個意思，即對原罪的懺悔（Beichte）而非信仰告白（Bekenntnis）。[15]總之，與萊辛引用天主教皇帝查理五世的言論一樣，使用「教堂懺悔語言」構成了強烈的挑釁。在已經具備了資產階級國家全部特徵——從教會聯盟到文化戰爭（Kulturkampf）——的新教面前，（馬克思要求的）斷裂借用了「朝向拉丁文化天主教的諷刺迂迴」。而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斷裂必須借用此迂迴。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在一個被教派競爭極端化的世界中理解斷裂，在這個世界中很難想像有比天主教教徒（Katholisch）和新教教徒（evangelisch）之間的鴻溝更深的裂縫——「對教派差異的參照」是說明政治斷裂深度最清晰的方法。

馬克思的和萊辛的策略向我們展示了信條化的深刻後果。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之前引用的每段文字，從黑格爾的「我是路德派信徒」到年邁的馬克思說出的「我已經說了」，都向我們展示了某種對教義的敏感性，而這種敏感性成為德國大地上哲學及政治實踐的一種特殊性。甚至連對教條的遲疑都是通過懺悔和信仰告白被表達。挖掘這種對教義（Lehre）和信仰告白（Bekenntnis）反常依戀的根源，是一項比肯定「新教與哲學之間存在類同性」——我們從一開始就指出了哲學的路德派信條化——更複雜的工作。我們要研究的，正是哲學肯定的形態，從1780年開始，這些形態愈發頻繁地、明確地趨同於宗教團體的歸屬告白。

從啟蒙運動末期開始，哲學在德國經歷了信仰告白時代。在所有追隨教義——新教或其他宗教——的行為中，哲學選擇了張貼忠誠，即通過告白方式來闡明所思。在萊茵河對岸出現的「論斷」或其他「宣言」體現了：1.德國文化與告白話語之間的親密性；2. 德國文化拒絕（或無力）改變或與此親密性談判；3. 一種超越了確定性而直接宣布一個立場（歸屬）的肯定表達法（pathos）。在歷史學家看來，路德於1521年在沃爾姆斯（Worms）帝國會議上說出「我在這裡，我不能在其他地方」（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的時候，象徵標記就已經確立。儘管如此，哲學則明確地將1530年發生在奧古斯堡的「進獻《奧古斯堡信仰告白》」視為自己的原初圖景。

這裡講的是信仰告白的時代，我們也可以想到一個肯定的時代，而德語哲學直到今天似乎還沒有感到有離開這個時代的必要：一個正在進行信仰告白的現在。這個時代的範圍很廣，而且難以被嚴格地劃分。例如，它包括海德格爾《大學的自我主張》中的陰暗自我主張（Selbstbehauptung），以及漢斯·布魯門貝格（Hans Blumenberg）在《現代的合法性》中為反對施密特和海德格爾而頌揚的人的自我主張（humane Selbstbehauptung）。[16]

「肯定的時代」，「正在進行信仰告白的現在」：在提出這個假設之後，我將檢驗該假設的幾個內容。這些內容一方面涉及哲學與歷史的關係，另一方面涉及哲學與法律的關係。

三 信仰表白的性質和歷史

路德派宗教文化的特殊性之一即將教義稱為「confession」；這樣一來，我們就理解了信仰告白（Bekenntnis）為何能直接引向教義（Lehre），而教義的雄心為何會如此容易地與信仰告白的熱情結合在一起。1530年的《奧古斯堡信仰告白》是路德派教義基本要點的最初表達之一，也是路德派信徒所宣揚的內容，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內容是正確的。它的條款都是由一句「他們也傳授」（Item docent）引出：路德派信徒告白並且傳授。能否歸屬於路德教派（Konfession），取決於是否認同這個拉丁文稱為Confessio，德文稱為Bekenntnis的告白文本。而「認同」則是一個同樣被稱為「confession」（同樣地，拉丁文稱為Confessio，德文稱為Bekenntnis）的語言行為，即在現代神聖羅馬帝國中一直和宣誓行為結合在一起的信仰告白。

所以confession可被理解為行為、文本或團體。這些不同含義在德國通過教義（Lehre）概念被組織在一起。如何解釋這一對教義，法學（Rechtslehre），科學理論（Wissenschaftslehre）和幾乎無法翻譯的Dogmenlehre（教條的教義）的狂熱呢？如果我們能直接排除「國民特性」以及「德國人比其他國民更教條」這樣的觀點，我們便進入了被研究界稱為教派文化（culturesconfessionnelles）的核心。

為了簡要說明一個在德國研究中已持續40年之久，但依然富有生命力的論題，我們將重拾沃爾夫岡·萊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現代羅馬教廷史領域的偉大歷史學家——在1980年所做的論述：confessio一詞經歷了詞義的「擴展」，「擴展」使這個詞進入現代，從信仰告白——「我相信」（credo），「我懺悔」（confiteor）——的個人行為轉變為某個特殊教派的主體共同體，即「信仰告白者的組織」[17]。「擴展」使形容詞「confessionnel」（教派的）的當代意義成為可能，在此意義中，共同體所認同的東西遠遠多於「我相信」（credo）。所以，在研究德國哲學中的教派因素時要考慮到這一將信仰行為與團體結合在一起的演變。

我們可以從該演變中總結出絕大部分關於信條化的爭論。[18]目前，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文獻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兩個著名的「信條化」範式（Konfessionalisierungsparadigma）支配：1. 因1520年教會分裂而加劇的政治權力和教會權力的結合（Verzahnung）；2. 教派之間的功能等價，即只關注在國家化和社會現代化中的結果等價，而不考慮教派（羅馬天主教、新教路德宗、新教改革派）和教義的不同。正是為了反對這種功能主義觀點，「教派文化」（Konfessionskulturen）[19]研究計劃在21世紀初被確立下來。事實上，「信條化」的標準範式無法解釋啟蒙末期的日耳曼哲學路德派信條化現象。不同教派不僅是對稱結構，而且也是反思彼此之間差異的真實世界，並且這些世界試圖在某些傳統上屬於文化領域的產物（神學、藝術、科學）中鞏固自身，而挑戰就是要找到把握這些教派的方法。所以，我們要嘗試找到能夠思考某種藝術，某種儀式或某種天主教，路德派或改革派思想的特殊性工具。

此外，我想指出，不要期待這項工作能夠完全推翻信條化的功能主義範式：為了能被思考，教派文化的自主性必須預先假定信條化的政治及社會現實。[20]然而，這一自主性將注意力引向一個「第一現代社會史」研究沒能真正涵蓋的對象的堅固性。這個對象正是信仰告白，其語義演變——即使被萊因哈德立刻察覺到——仍沒有被解釋。在信條化背後，信仰告白的性質仍有待澄清，更確切地說，要找到能夠從confessio一詞中指明以下事物的方法：告白行為和告白者團體，公眾話語和社群，以及建立話語，行為和社團所依據的書面標準。

正是在此研究階段，哲學——我們沒有真正預見這一點——再次處於日耳曼教派文化歷史的中心。事實上，教義，作為將諸如讚美詩、喪葬誓言、神學論文以及我們從啟示角度出發所命名的教育圖像（Lehrbild）（即夾雜在信仰告白中的說教圖畫）聯繫在一起的整體文化事實，從15年來對信條化（Konfessionalisierung）的研究中浮現出來。此外，哲學史反映出了「真理立場表達」的複雜性，即便在哲學學說中，真理立場仍要通過信仰告白的形式被表達。

總之，教義是元素，是真理的共同形式。不僅在教義神學的理論領域，或是在其他諸多領域，宗教行為都是通過這一形式被表達出來。而此形式的標準正是信仰告白。從1780年起，哲學開始對此形式進行激烈的追問，其目的就是要超越自身與權威（審查）的關係和自身的政治功效，進而思考自己創立學說的意志。

在我看來，回歸教義並對這一要求真理的特殊方式進行追問，使日耳曼世界的哲學實踐在宗教和文化現實的中心地帶紮根。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能幫助我們理解哲學的特殊角色和日耳曼文化的演變。

遠在第一現代時期之前，教派差異就已經作為事實擺在德國哲學面前。正是這一差異——一旦我們看到教派差異經歷了教義這個中介——讓我們在今天理解了通過哲學把握日耳曼世界文化史的必要性。那麼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四 法律與哲學

如何將哲學納入日耳曼文化史，尤其是：如何給這項工作賦予哲學意義？我的建議是：通過法律。帝國法，更進一步說，帝國教會法（Reichskirchenrecht），從此超越了法律史的狹義界限，而成為一個理解哲學的條件。這一點將我們帶回1530年的《奧古斯堡信仰告白》。

隨著1530年《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的出現，隨著使徒象徵出現的信仰告白神學重新回到了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en）指定的路線：通過一個帝國的法律。在新一屆帝國會議之後，1555年的《奧古斯堡和約》將路德派信徒正式命名為「《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的參與者」（AugspurgischeConfessions-Verwandte）。這樣一來，這個稱謂便預設了「《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的教義條款是眾人皆知的」這個事實，並為這些條款（即使在它們不涉及法律的情況下）賦予了法律意義。鑑於多位公爵在25年前就已經認可《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的內容，特許給有封地的公爵的改革權（ius reformandi），對教會財產的保障，對部分教會裁判權的中止，遷徙權（ius emigrandi）以及其他幾項措施立刻在法律上生效。根據神聖羅馬帝國1555年的法律，我們所說的「新教教徒」就是「《奧古斯堡信仰告白》語境中的宗教」（Augspurgische Confessions-Religion）的合法成員。[21]

這一宗教向法律的完全轉變超越了政治神學的約定範疇。它定義了我們現在所說的「與教派相關的事物（le confessionel）」，並在宗教哲學，政治哲學，甚至法哲學領域之外，為「與教派相關的事物」敞開了一扇寬闊的哲學之門。《奧古斯堡信仰告白》並沒有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信仰告白，神聖羅馬帝國直到解體都一直保留著羅馬（日耳曼）天主教；《告白》從未成為法律或法規。《奧古斯堡和約》的文本也是完全是從「教義」、「宗教」和「信仰」的角度來審視《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然而，革新性是不容忽視的。「教義」和對教義的告白一同創造了承擔《和約》條款的權利主體（如公爵有在其領地上改革的權利或臣民有遷徙權利）。從這一點出發，無論黑格爾還是萊辛，當他們面對《奧古斯堡信仰告白》時，當他們通過該文本和該事件概括自己全部思想時，他們正是作為權利主體在研究哲學。

德國哲學史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不僅要理解哲學如何思考權利主體，同時也要理解由權利主體創造的哲學如何被思考。這雖然是看似遙遠的哲學史，但或許是一個思考哲學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新方法。

亨利希·海涅(HeinrichHeine)的問題在今天轉變為：德國宗教和哲學，或信仰告白和源於教義的法律。在德國，「擁有一項權利」就是對「歸屬告白的權利」的記憶，這一權利源於1530年的《奧古斯堡信仰告白》，於1555年在同一地點被制度化，於1648年在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被重申——以便鞏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la Paix de Westphalie）。[22]在德國，「成為權利主體」即「歸屬和信仰告白」，而表達歸屬的文本在繼續模仿信仰告白文書。最後，我們再次重申：聲明某種歸屬——Bekentnisschrift——就是在一個教義文本中重識自我。於是，我們理解了哲學話語的使用為何沒能也不能擺脫教義（Lehre）的保障和告白文書的強制確定性。

在德國，學術研究源於教義研究與信仰告白行為的結合，並立刻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德國人的政治服從「特性」（topos），當然是對於法國政治觀念而言，並沒有認識到存在於肯定表達法（pathos）——也是權利訴求的表達法——中的強烈政治色彩。我們看到，馬克思在極力表達（自己與現實的）距離的時候——「我說這些只為拯救自己的靈魂」——也陷於其中。《奧古斯堡信仰告白》是德國哲學的一個原初圖景和憲章。在我們看來，德國哲學帶有宗教虔誠和新教特徵，而德國哲學也毫無保留地將這一點展示出來。它的政治對策，我們尚未提出任何相關模式，對歐洲來說仍是一個問題。

 

[1]法文單詞「confessionnalisation」意為廣義上的「宗教化」和「(宗教)信條化」。而德文單詞「Konfessional- isierung」則多指新教改革史中的一個特定歷史事實：在《奧古斯堡和約》的籤署(1555)和「30年戰爭」之間(1618-1649)，新教和天主教經歷了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兩個教派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加強了信徒對教義的認知並強化了教會對社會生活的管理；「信條化」導致了「教派身份」的產生。由於這篇文章涉及的領域尚未得到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所以國內的相關資料很少，譯者在這裡將「confessionnalisation」和「Konfessionalisierung」同譯為「信條化」。——譯者注

[2]《1826年7月3日致Tholuck的信》（Lettre à Tholuck, 3 juillet 1826 [in] Briefe von und an Hegel,hrsg. von Friedhelm Nicolin, Hamburg: Meiner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238b),19813, S. 61）；對應的Jean Carrière的法語翻譯見Hegel:Correspondance, Paris : Gallimard, 1967, t. III, p. 333：「我是路德派信徒, 哲學鞏固了我的路德主義。」（此處的法語表達被譯為了中文——譯者注）

[3]《奧古斯堡信仰告白》是路德派的信仰綱領，共包括28項條款，作者為梅蘭希頓(Melanchthon)。1530年6月25日，路德派的7位公爵和2位城市代表在奧古斯堡帝國會議上將《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獻給查理五世。這一事件是新教改革中的標誌性事件，標誌著新教教義的制度化。——譯者注

[4] Oratio in sacris saecularibus tertiis traditaeconfessionis Augustanae ab universitate regia Friderica Guilelma Berolinensidie XXV. M. Junii A. MDCCCXXX rite peractis habita a Georgio Guilelmo FridericoHegel, Berlin-Stettin 1830，Hegel : GesammelteWerke, hrsg. von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Künste, Bd. 16: Schriften und Entwürfe II(1826-1831), Hamburg: Meiner, 2001, S. 315-322。參見PhilippeBüttgen的論文«Hegel à Augsbourg. Confession etcommémoration »（《黑格爾在奧古斯堡——信仰告白與紀念》）[in]Philippe Büttgen et Franck Fischbach (dir.): Théologies politiques du Vormärz. De la doctrine à l』action (1817-1850), Paris: CNRS Éditions (Revue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2008, p. 33-53）。「政治新教」這個表述源於Reinhart Maurer的論文：« Hegels politischer Protestantismus » [in] Hans-Georg Gadamer(Hrsg.): Stuttgarter Hegel-Tage 1970, Bonn:Bouvier (Hegel- Studien, Beiheft 11), 1974, S. 383-417。

[5]Überdie Lehre des Spinoza in Briefen an den Herrn Moses Mendelssohn [in] Jacobi: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hrsg.von Klaus Hammacher et Walter Jaeschke, Bd. I, 1, Hamburg/Stuttgart: Meiner/ Frommann-Holzboog,1998, S. 28：「您的表述所富有激情幾乎能與奧古斯堡的結語相媲美；然而，我仍是虔誠的路德派信徒並堅持『比人性更獸性的錯誤』和認同『不存在自由意志』這句褻瀆神明的話，您的斯賓諾莎的清醒頭腦也會認同這一點。」（作者譯[指作者譯成法語，譯者依據這個法語翻譯譯成中文，下同——譯者注]）

[6]Alte und neue Welt (1813) [Politische Fragmenteaus den Jahren 1807 und 1813][in] FichtesWerke, hrsg. von Immanuel Hermann Fichte, Bd. VII :Zu Politik,Moral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Berlin 1846, Nachdr. Berlin: De Gruyter,1971, S. 609：「應用於天主教和新教的理智是同一事物，所以哲學家，即現代學者，必然是一位新教教徒。」（作者譯）

[7]Axiomata, wenn es deren in dergleichen Dingen giebt (1778) [in] 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hrsg. von Wilfried Barner u. a., Frankfurt a. M.: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Bd. 9:Werke 1778-1780, 1993, S. 57 (= Lessing, Sämtliche Schriften, hrsg. von Karl Lachmann und Franz Muncker, Leipzig/Berlin1886-1924, Nachdr. Berlin: De Gruyter, 1968, Bd. 13, S. 109)：「我是神學愛好者而非神學家。我不應該對任何一個體系發誓。沒有什麼能強迫我使用自己的語言之外的另一種語言」(作者譯)。我將Liebhaber der Theologie翻譯為「愛好者」，但也可以理解為神學的「情人」或「愛慕者」(cf. Johannes von Lüpke: Wege der Weisheit. Studien zu Lessings Theologiekriti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Göttinger theologischeArbeiten, 41], 1989, S. 12.)。

[8] Confessio fidei exhibita invictissimo imperatori Carolo V.Caesari Augusto in comitiis Augustae anno MDXXX. [Confessio Augustana], [in] Die Bekenntnisschriften der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610, S. 45, Z. 22-27: 「[...] offerimus in hac causa religionis nostrorum concionatorum etnostram confessionem, cuius- modi doctrinam ex scripturis sanctis et puro verboDei hactenus illi apud nos tradiderint.」在有關《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的浩瀚歷史和神學記錄中，BarbaraStollberg-Rilinger的如下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條便捷的入門之路：Des Kaisers alte Kleid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undSymbolsprache des Alten Reiches (2008), München: Beck,20132, S. 93-136；法譯本由Christophe Duhamelle翻譯：Les Vieux habits de l』Empereur. Unehistoire culturelle des institutions du Saint-Empire à l』époque moderne(《皇帝的舊裝：一部從神聖羅馬帝國到現代的建制文化史》),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13, p.91-137.

[9]先驅研究包括Klaus Schreiner:«Rechtgläubigkeit als 「Band der Gesellschaft」. Zur eidlichen Verpflichtung vonStaats- und Kirchendienern auf die Formula Concordiae und das 「Konkordienbuch」» [in] Martin Brecht und Reinhart Schwarz (Hrsg.): Bekenntnisund Einheit der Kirche. Studien zum Konkordienbuch,Stuttgart : Calwer Verlag, 1980, S. 351-379。尤其是同一作者的另一篇論文：« Iuramentum religionis. Entstehung,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s Konfessionseides der Staats- und Kirchendiener imTerritorialstaat der Frühen Neuzeit », Der Staat 24(1985), S. 211-246。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ThomasKaufmann的專著：Universität undlutherische Konfessionalisierung. Die Rostocker Theologieprofessoren und ihrBeitrag zur theologischen Bildung und kirchlichen Gestaltung im Herzogtum
Mecklenburg zwischen 1500 und 1675, Gütersloh: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Reformationsgeschichte,66), 1997, S. 421-423, Anm. 761, 以及同一作者的論文：«DasBekenntnis im Luthertumdes konfessionellen Zeitalters », Zeitschrift fürTheologie und Kirche 105 (2008), S. 281-314。我們還可以參考Martin Gierl的專著：Pietismus und Aufklärung.Theologische Polemik und die Kommunikationsreform der Wissenschaft am Ende des17.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Veröffentlichungen des Max-Planck-Instituts für Geschichte, 129), 1997, S.65-73。

[10]一條線索將康德的老對手埃伯哈德（1739-1809）的書信（Ist die AugsburgischeConfession eine Glaubensvorschrift der lutherischen Kirche ? [...] In Briefeneines alten Lutherischen Predigers an seinen jüngern Amtsbruder, Halle 1795 - 1797）與施萊爾馬赫的論著（Über den eigenthümlichen Werth und das bindende Ansehen symbolischer Bücher, Berlin 1819, 即Kritische Gesamtausgabe, hrsg. von Günther Meckenstock u. a., Bd. I, 10:Theologische-dogmatische Abhandlungen und Gelegenheitsschriften, Berlin: DeGruyter, 2011, S. 119-144；參見Martin Ohst : Schleiermacherund die Bekenntnisschriften. Eine Untersuchung zu seiner Reformations- undProtestantismusdeutung, Tübingen:Mohr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Theologie, 787], 1989）聯繫在一起。在此之後，在普魯士新教史上接連出現了兩個事件：1788年腓特烈·威廉二世頒布了「宗教敕令」和始於1817年的新教教會聯盟。

[11]參見PhilippeBüttgen的論文：「Sur uneerreur bestiale. Le serf arbitre et la Querelle du Panthéisme (1778-1787):Lessing, Spinoza, Luther, Herder」（《關於一個獸性的錯誤——農奴主裁判和圍繞泛神論的爭論（1778-1787）：萊辛，斯賓諾莎，路德，赫爾德》）, [in] Christophe Bouton (dir.): Dieu et la nature. Laquestion du panthéisme dans l』idéalisme allemand, Hildesheim/Zürich/NewYork: Olms (Europaea Memoria, I, 40), 2005, p. 27-53。雅可比引述的內容源於1530年奧古斯堡帝國會議的議事錄（「Reichstagsschluß」或「Reichsabschied」）。在由萊辛於1776年出版的卡爾·威廉·耶路撒冷（KarlWilhelm Jerusalem）的《哲學文集》（Philosophische Aufsätze）中有數篇萊辛討論自由意志的文章，這些文章為雅可比引文的真實性進行了辯護。（cf. Büttgen: « Surune erreur bestiale », p. 158, n. 1-2）。

[12]Kritikdes Gothaer Programms. 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rédaction 1875, publication posthume dans Die Neue Zeit,1890-1891) [in]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hrsg.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Bd. 19, Berlin: Dietz,1962 (91987), S. 32，法譯本由Sonia Dayan-Herzbrun譯出：見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 Paris: ÉditionsSociales (Grande édition de Marx et d』Engels), 2008, p. 80：「總之，這個附錄的論述缺陷非常突出。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意為「我說這些只為拯救自己的靈魂」，或「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譯者注)

[13]Louis Althusser: « Sur la penséemarxiste » (1982) [in] collectif Futur Antérieur: Sur Althusser. Passages, Paris: L』Harmattan, 1993, p. 11-12.

[14]Ein Briefwechsel von 1843.Briefe von Karl Marx, ArnoldRuge, Michail Alexandrowitsch Bakunin und Ludwig Feuerbach. Zusammengestelltund redigiert von Arnold Ruge, M. anR., Kreuznach, im September 1843 [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Bd. I, 2: Marx: Werke. Entwürfe. März 1843 bis August 1844,hrsg. 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entral komitee der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 und 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beim Zentral komite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Dietz,1982, S. 489：「這是一個為了世界和我們自己的任務。這只能是力量聯合的結果。這是一種懺悔，而非其他。為救贖自己的原罪，人類要將原罪原原本本地宣讀出來。」（斜體強調來自馬克思；此引文由作者譯為法文）

[15]馬克思的這一策略假設了人們了解天主教的懺悔。新教從這種懺悔形式中脫離的過程比我們想的更複雜也更艱難，但是在1843年，這一過程已經被遺忘了很長時間。（參見Emil Fischer: ZurGeschichte der evangelischen Beichte, Bd. 2: Niedergang und Neubelebungdes Beichtsinstituts in Wittenberg in den Anfängen der Reformation, Leipzig1903, Nachdr. Aalen: Scientia-Verlag, 1972。）在馬克思的文本中，一個國家要擺脫宗教政權就要做到「不宣揚任何宗教，而反之只宣揚自己是國家」（Sur la question juive《論猶太人問題》, tr. fr.Jean-FrançoisPoirier, présentation Daniel Bensaïd, Paris: La Fabrique, 2006, p. 39, j.s.;cf. Zur Judenfrage, MEGA, Bd. I, 2, S. 147: 「In seiner Form, inder seinem Wesen eigentümlichen Weise, als Staat, emanzipiert sich der Staatvon der Religion, indem er sich von der Staatsreligion emanzipiert, d.h. indemder Staat als Staat keine Religion bekennt, indem der Staat sich vielmehr alsStaat bekennt」）。在這一點上，法國的政教分離使用「承認」一詞（「共和國不承認任何宗教信仰」），而德國繼續使用「宣揚」（bekennen）一詞。

[16]參見Philippe Büttgen的論文：「Certitude et affirmation——LaRéforme Blumenberg」（《確定性與肯定——布魯門貝格的改革》）,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012, n° 1, p. 35-51。

[17]Wolfgang Reinhard: «Zwang zur Konfessionalisierung?Prolegomena zu einer Theorie des konfessionellen Zeitalters,» Zeitschrift fürHistorische Forschung 10 (1983), S. 257-277, 也見Ausgewählte Abhandlung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7, S. 127-147, spéc. 133：「Dazu kommt noch, daß im Prozeß der 『Konfessionalisierung』 derBegriff『Konfession』eine Bedeutungserweiterung erfährt, aus der Bezeichnung fürden personalen Akt des Bekennens wird die Bezeichnung für die Organisation derBekenner.」關於這篇文章，參見Philippe Büttgen的論文：「Was heisstkonfessionelle Eindeutigkeit? KonzeptionelleÜberlegungen zum frühneuzeitlichen Begriff der doctrina」 [in] Andreas Pietsch und BarbaraStollberg-Rilinger (Hrsg.) : Konfessionelle Ambiguität. Uneindeutigkeit und Verstellungals religiöse Praxis in der Frühen Neuzeit, Gütersloh: GütersloherVerlagshau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214), 2013, S.27-38。

[18]如果想了解過去15年的研究狀況，可以參閱由Jean-Marie Valentin和Patrice Veit主編的《日耳曼研究》雜誌於2002年發行的專刊：Études Germaniques 57/3 (2002): LaConfessionnalisationdans le Saint Empire, XVIe- XVIIIesiècles(《16-18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信條化》)，以及Philippe Büttgen和Christophe Duhamelle主編的《宗教或教派——現代法德綜述(16-18世紀)》：Religion ou confession. Unbilanfranco-allemandsurl』époquemoderne, XVIe-XVIIIe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Sciences de l』Homme (Colloquium), 2010。

[19]參見Kaspar von Greyerz: Religion und Kultur. Europa 1500-180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0 ; Thomas Kaufmann:Konfession und Kultur. Lutherischer Protestantismus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Reformationsjahrhundert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Spätmittelalter und Reformation,Neue Reihe, 29), 2006; Thomas Kaufmann, Anselm Schubert und Kaspar von Greyerz (Hrsg.):Frühneuzeitliche Konfessionskulturen, Gütersloh :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Schriften desVereins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207), 2008。「Konfessionskultur」（教派文化）這個概念首先由Thomas Kaufmann提出：Dreißigjähriger Krieg und Westfälischer Friede. Kirchen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r lutherischen Konfessionskultu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Theologie, 104), 1998。

[20]參見Philippe Büttgen的論文：「Qu』est-ce qu』une culture confessionnelle? Essaid』historiographie (1998-2008)」（《何為教派文化?——歷史文獻評論(1998-2008)》）, [in] Philippe Büttgen et ChristopheDuhamelle (dir.): Religion ouconfession?(n. 16), p. 415-437。

[21]參見Philippe Büttgen的論文「Confession de foi et survie duserment」（《信仰告白與誓言的延續》）, Droits 60(2015), p. 39-52。

[22]這一點直接的法律根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涉及神聖羅馬帝國與瑞典部分（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is）的第5項使「意識自由」（libertas conscientiae）合法化。在《奧古斯堡信仰告白》近一個世紀之後，在不對宗教的公共和私人行為進行細緻區分的情況下，人們發現這樣的規律：一種宗教，如果它是寬容的，不僅能「被接受」也能「被傳授」。參見Acta Pacis Westphalicae, hrsg. von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in Verbindung mit der Vereinigung zur Erforschung der Neueren Geschichte e.V.,Serie III Abteilung B: Verhandlungsakten, Bd. 1: Die Friedensverträge mit Frankreich und Schweden. 1: Urkunden, bearb. von Antje Oschmann, Münster: Aschendorff, 1998,S. 1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