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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學的目的何在」這個問題，現在盛行的答案是什麼？基本上，這問題有三個答案。最常見的答案是經濟上的，儘管這實際上是兩個彼此相關的答案：首先，為更多人提供大學教育對於國家的經濟健康有益；其次，對於構成國家的個人來說，上大學對其經濟競爭力有益。
政客們喜歡強調第一點，這方面，柯林頓執政時期的教育部長理察•賴利（Richard Riley）在評論為了應對越發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們必須教育工人時說：「當前，我們在培養學生，讓他們準備好從事現在還沒出現、還沒發明出來的技術的工作，從而解決我們現在甚至都不知道是否是問題的問題。」歐巴馬更簡潔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今天在教育上超過我們的國家，在將來會在競爭中超過我們。」
對於第二點——個人的競爭力方面來說，很明顯，大學學歷很久以前就取代了高中學歷，成為進入熟練勞工市場的最低資格證明；而且，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在其一生中，掙的錢比沒有的人多。一家權威院校宣稱：平均起來，在其一生中，擁有文學士（BA）學歷的人大約比沒有該學歷的人多掙60%。有些人估計，一張文學士學歷，會讓人一生多掙大約100萬美元。更保守的分析人士考慮到獲得該學歷的成本，得出了更適中的數字。但是，上大學的一個理由是增強一個人掙錢的能力，這一點很少有爭議。
僅就這些經濟原因來說，令人擔心的是，相對於其他發達國家，以「至少接受過某種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口的百分比」來衡量，美國一直在掉隊。對於已經掉隊了多少，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普遍認為，美國在高等教育上的領導地位已經處於危險中，不能再對此不以為意了。在美國的歷史上，我們第一次面臨著這樣的前景：美國下一代的成年人將比他們的長輩受教育更少。
在這種灰暗的概貌中，有一些特別讓人不安的細節。首先，大學文憑的獲得率，沒有增長，甚至下降（跟其他國家相比），對於在美國人口中比例越來越大的少數族裔來說，尤其不成比例。而經濟狀況跟教育機會之間的關係之大令人震驚，根據某權威院校的數據，在今天的美國，大致情況如此：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超過九萬美元的家庭的孩子，你在24歲時獲得BA的機會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在六萬到九萬美元之間，你的機會大約是四分之一；如果你的父母年收入低於3.5萬美元，你的機會是十七分之一。
此外，在那些上了大學的人中間，來自富裕家庭的高分學生，相比成績相當但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前者進入重點大學的可能性是後者的四倍。因為名牌大學（名氣幾乎完全跟選擇度呈正相關）充當著進入商業、法律和政府院校領導職位的渠道，所以，這意味著，我們「最好的」大學更多地是在助長美國社會的不平等，而不是阻止它。但是，人們仍然把大學視為美國生活中社會流動性的發動機，如果它們成為了一個複製繼承財富的系統，甚至比它們現在已有的情況還糟糕，這會是可恥的。
毫不稀奇的是，跟任何關於經濟事務的討論中出現的情況一樣，人們會發現主流觀點的異議者。某些保守者會說，以增強性補貼的形式把更多公共投資注入到高等教育中是一個壞主意。他們說，輕鬆獲得政府的資助是學費飛漲的一個原因。他們反對普及大學教育的目標，認為這是一種柔情的幻想，相反，他們贊成一種遴選系統，比如人們在歐洲國家所看到的那樣。在這些國家裡，根據小孩人生早期的考試成績來指導他們，讓他們朝著看起來更適合他們的學校教育類型奮鬥：低分者去接受職業培訓，他們將成為半熟練的勞動者和事業單位人員；高分者去接受高等教育，他們將成為外交人員和醫生等等。
另外有一些激進者，他們質疑，對於「基本上耗不起金錢和時間的低收入學生」來說，考慮到他們的低畢業率和高額債務，上大學的志向是否真的有意義。這些懷疑論者還指出，將來十年裡可能創造的新工作中，大部分很可能不需要大學學歷。從這一點來說，「教育的福音」看起來是一條殘忍的歧路，本來，「真正能給家庭和孩子提供保障的是：薪水不錯的好工作，強大的工會，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和交通」。
對這些問題，人們可以持上面兩種立場中的任一種，或者立場介於二者之間，但仍然相信實現普及大學教育的目標。想一下這跟另一種公共討論——醫療保健的氛圍的相似之處。人們有時會聽說，根除菸草業會節省無數億的資金，因為治療身患肺癌、肺氣腫、心臟病或糖尿病——還有很多其他抽菸引起或惡化的疾病——的病人花費驚人。但是，事實證明，通過控制抽菸來降低疾病的發生率（最近幾十年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大成功），最後可能讓我們開銷更多，因為不抽菸的人更長壽，最終需要高昂的治療費來應付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和不可避免的體弱。但是，戒菸並健康長壽這件事，誰會認為不是一樁好事呢？換句話說，以社會成本或社會收益來衡量其利益，並沒有真正說到點子上——或者說，至少說得不夠全面。終結抽菸行為的最好理由是，不抽菸的人有更多機會過上更好的日子。重視大學——哪些人上大學，上大學後他們有哪些變化——的最好理由，不是從經濟角度來說它對社會有何益處，而是以可估算和不可估算兩種方式來說，它對個人有何益處。
大學之所以重要的第二個理由是政治上的，儘管人們很少從政客那裡聽到它。這是代表民主的觀點18世紀末時，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託馬斯•傑弗遜說：「我們的政府，其基礎是民意。」因此，如果新共和國要繁榮昌盛並且基業長青，它首先需要的就是有教養的公民——傑弗遜的這條信念，約翰•亞當斯也有，儘管亞當斯幾乎在所有其他問題上都跟傑弗遜意見相左，但在這一點上，他贊成傑弗遜，說：「全體人民必須主動承擔起教育全體人民的責任，也必須願意承擔其費用。」
在今天尤其如此。每天，我們所有人都遭受著呼籲和遊說的狂轟濫炸，其中很多都是歪曲和欺騙——各種廣告、政治訴求、權威意見，旨在攫取我們的忠誠度、金錢，或者更嚴格地說，我們的選票。有些人說，醫療保健改革將使國家破產，而其他人說，這是期待已久的正義行為；有些人相信，墮胎是撒旦的行徑，而其他人認為，否決一個女人終止意外懷孕的權利是一種虐待；有些人想讓我們確信，特許學校是解救前途暗淡的學校系統的一種方法，而其他人同樣確信，他們褻瀆了公眾的信任；有些人把核能視為我們擺脫化石燃料的最佳機會，而其他人，尤其是隨著日本發生海嘯後，將其描述為遲早要發生的絕世天劫。任何此類有著互相衝突主張的清單都可以無限地擴充下去，對於這些互相衝突的主張，公民必須做出選擇，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予以調和。因此，很明顯，如果我們想要維持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最好的機會就是有明辨是非的公民，能夠區分煽動言論和負責任的觀點。
大約100年前，牛津的一名道德哲學教授約翰•亞歷山大•史密斯（John Alexander Smith）抓住了這個問題的關鍵。「紳士們，」他對新入學的班級說（那個年代，學生都是男人），「你們學習的課程中，沒什麼東西對你們今後的生活有丁點兒可能的用處，只有這一點例外：如果你勤奮而又用腦地學習，你會有能力發現，一個人什麼時候是在胡說（rot）；在我看來，這一點如果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也是主要目的。」對於rot這個單音節英式英語詞，美國人喜歡用它的雙音節同義詞bullshit——因此，我們可以說，人們在大學所能收穫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性能頗佳的胡說（bullshit）計量器。這是一門永遠都不會過時的技術。
這樣說可能聽起來有些草率，但也道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服務於民主的教育不僅要給更多人提供教育機會，還要明確民主社會的公民需要何種教育。對此，最近前耶魯法學院的院長，現在參與「偉大經典」（Great Books）計劃給耶魯大學本科生上課的安東尼•克龍曼給出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在一本有著雙關語書名《教育的目的：我們的大學為何放棄探索生命的意義》（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的書中，克龍曼推薦一門向學生介紹西方文化建構性觀念的學習課程（在耶魯，這門課是自願選修的；在我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它是必修課）。在耶魯，較少的學生，大約10%的上課學生加入了這個名為「指導學習」（Directed Studies）的計劃。在哥倫比亞大學，這是要求所有學生都學習的「核心課程」，鑑於學校是隨機指定在各學期學習這些課程（目前要求在22歲之前完成），所以這樣做有個好處，不會讓學生們只傾向於結交同一社會經濟狀況或種族背景的同學。核心課程還能防止教員有褊狹觀念。高級和初級教授跟研究生導師一起，每周聚談一次，討論指定的教材——對於來自不同領域，處於職業生涯不同階段的教師來說，這是考慮大量問題的難得機會。此外，在其各種好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做，通過一種通識教育體系，把大學裡所有學生都聯繫在了一起：一旦接受過該核心課程，就不會再有學生對於其他任何人來說是完全的陌生人了。
這樣一種課程是選修課，還是必修課，在克龍曼列舉出來供討論和爭辯的觀點中，其價值躍然紙上：
個人自由和寬容，民主政府，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和普遍人權的理想；信賴市場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權力的監管下作為組織經濟生活、識別需求的機制；在政治領域，鑑於官僚的功能劃分有條有理，機關與官員之間也進行了合法的區分，因而信賴官僚行政的方法；接受現代科學及其技術產品的應用無所不在的事實；所有這些東西，為世界上很多地方提供了現有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礎，沒有這種基礎的地方，人們把它們視為夢寐以求的目標，每個人都心懷最強烈的道德和物質理由朝著這個方向奮鬥。
任何一個獲得著名大學BA文憑的人，對這些觀念和做法的來龍去脈，它們出現至今的歷史過程，在社會不能捍衛它們時付出的慘重代價，以及西方傳統內外的替代觀念，都應該有所了解。對於一個追求自我滿足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高標準的要求——有教養者的一個標誌就是，承認自己的作為永遠都不夠，從而越發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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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這兩種情況——對國家和個人競爭力的爭論，以及對包容式民主公民權的爭論——都是嚴重而緊迫的。但是，這裡還有第三種情況，或許是不用一種俗套而模糊的說法，就更難把它說清楚，這種情況更鮮為人知。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用平實而激昂的方式來表述它，是一次在向一群我所在學校畢業多年的校友發表一番講話之後。之前我一直在讚揚哥倫比亞大學的核心課程——這些課程，在兩年時間的文學和哲學經典課程之外，還要求每個學期學習美術和音樂。最近，已經加入了一門稱為「科學前沿」（Frontiers of Science）的新課程，該課程旨在確保學生畢業後對當代科學發展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談話的重點是有關傑弗遜的觀點——公民教育。當我講完後，一名年長的校友站起來，說了句意思大約如下的話：「教授，這些都非常好，但是你忽略了要點。」我不由得心生一陣不安，問他要點是什麼。他說：「哥倫比亞教會我怎樣享受生活。」
他想說的是，大學讓他充分感受和領悟了本來會將他排除在外的某些體驗。他閱讀費勁的文學作品和理解基本的政治觀點的能力，還有他對顏色與形狀、旋律與和聲的敏銳性，都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現在，風燭殘年的他對此欣慰不已。這樣一種教育是阻擋功利主義價值觀的一道籬笆。它的世界裡，沒有教條的位置——只有對事實的意義，或事實本身的爭論的位置。它平息人類的欲望，讓他們去接觸藝術作品。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作品記錄了他們自己的憧憬，卻又超出了一個人僅憑一己之力想向自己闡明的東西。這位紳士提醒了我，它是充實的人生中無可估價的體驗之一，毫無疑問，我們的大學有責任誘導並激勵學生朝此方向努力。
如果說這一切看起來過於虔誠和真摯的話，我想起了一番可與之媲美的個人評論，我曾經聽我的同事朱迪斯•夏皮羅（Judith Shapiro）說的。他是布林茅爾（Bryn Mawr）學院的前院長和當時的巴納德（Barnard）學院的院長，在一群年輕人面前，就他們應該對大學有何期待的問題，他說：「你們想要的是，你們的大腦成為一個有趣的地方，伴隨你們度過餘生。」朱迪斯和那位哥倫比亞校友兩個人所說的，有時稱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這在今天是一個危險的詞彙，它跟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政治」（liberal politics）這個詞沒什麼必然的聯繫。（前伯洛伊特學院[Beloit College]的院長維克多•費拉爾[Victor Ferrall]建議，廢除掉這個討厭的形容詞，換上「broad[廣博]，open[開放]，inclusive[包容]」等平實的詞彙，或者就用「general」[通識]這個詞彙。）「自由教育」這個詞源於希臘和羅馬——那裡的女人被認為低男人一等，奴隸制是文明社會一個可以接受的特徵——保持的「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es）古典傳統，因為「那些自由人或紳士都具備學習的閒暇」。這個詞，在中世紀的學者那裡得到了保留，在我們稱之為文藝復興的學術復興時期又得以傳承，在啟蒙運動時期，自由教育的傳統又在歐洲得以倖存和繁榮，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依然只是統治精英的囊中之物。
從這一段長長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與眾不同的貢獻在於，它一直在努力將自由教育大眾化，開展它，體現出基本的美國原則：所有人，無論其出身，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用一句馬修•阿諾德經常被引用的話來說，「了解世人最偉大的思想和言語」有助於這種追求。這種有關受教育內涵的觀點經常受到嘲諷，認為是既勢力又狹隘，脫不了舊時窠臼，還不能欣然融入新時代；但實際上它兩者都不是，這一點，阿諾德說得很明白，在一句（絕少受到引用）的話中，他清楚地表達了他的觀點：「藉助這種知識，讓我們固有的觀念和習慣接受新鮮而自由的思想的滌蕩。」換言之，過去的知識有助於我們嚴肅地思考現在。
對自由教育最有說服力的捍衛，大概還是阿諾德的同時代人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2）中，在一個涵蓋科學和通常稱為「人文」的定義中，他將自由知識描述為：「能夠自足於自己的前提，不依賴於其後果，不期待圓滿，拒絕任何目標的『告知』（就是這樣稱呼的），或任何藝術的吸納，從而在我們的沉思中，將自己充分地展示出來。」在當今的美國，每一種院校裡——從資金不足的社區學院到最富有的常春藤聯盟高校，這種教育都岌岌可危。學生壓力重重，按部就班，受訓生活於一個接一個的任務中，接受殘酷的排練和測試，直到最後，勝者脫穎而出。他們鮮有時間進行紐曼所說的沉思。太多的大學極少有所作為去挽救他們，使他們擺脫這種軟弱無力的狂熱，不至於讓自由教育邊緣化，或者說僅僅成為一種裝飾——如果確實提供了自由教育的話。
在這個方面，儘管先輩有盲從和偏見，但我們還是不要急著說，今天的大學比過去的大學進步。想一想曾經流傳於大學、100年前所寫的小說《耶魯的斯託弗》（Stover at Yale，1912）。書中，年輕的耶魯大學學生宣稱：「我要去做我們這個時代男孩子能做的最好的事，我要去混日子。」斯託弗說這番話是在久遠的過去，他所說的，在我們今天聽來，像是悠閒的富人輕蔑地自誇。但是，這裡有一種更高貴的意思，「混日子」是口語化的說法，意思就是紐曼所說的「沉思」，它一直是美國人生活的希望的一部分。在那首偉大的富有民主精神的詩篇《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說：「我混日子，邀請我的靈魂一起，我俯首下視，悠閒地觀察一片夏天的草葉。」
當然，每一所美國的大學都應該力挽這種頹勢，無論我們怎樣稱呼它。美國的大學，只有在它們向所有在生活吞噬他們之前有能力抓住這寶貴的機會去思考和反省的人——富人、中產階級和窮人——敞開大門，它們才是真正地忠實於自我。
《大學：過去，現在與未來》/[美] 安德魯·德爾班科/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