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拉斯·盧曼
（Niklas Luhmann，1927 — 1998）
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
提要：社會學要擺脫目前面臨的危機，成為把握全部社會性事物及其複雜性的普遍性理論，也必須將理論自身當作對象，這就是說，具有普遍性要求的社會學理論必須是差別的理論、自我參照的理論。因而，社會學必須與其他的、交叉學科的富有成果的理論相聯繫，並為此選擇出一個自我參照的、「自我塑成的」系統的理論。運用這一理論，不確定的複雜性被轉化為能夠確定的、在科學意義上有價值的複雜性，從而簡化複雜性。《社會諸系統》正是本著這樣一種思路做出的在一個被設想為沒有中心的世界和一個被設想為沒有中心的社會中發展出一個多中心的（因而也是多語境）理論的嘗試。
社會學陷入了一種理論的危機。雖然從總體上說，經驗性的研究在增進我們的知識方面卓有成效，但尚未導致一種統一的學科理論的形成。不管人們將獲得的東西會注入舊瓶還是新囊，作為經驗性質的科學，社會學不能放棄根據從現實獲得的數據檢驗其陳述的要求。然而，它恰恰不能憑藉這一原則來證明其對象範圍的特殊性和其作為科學學科的自身統一性。人們普遍地放棄了這種證明，甚至根本不再做這方面的嘗試。
這一困境已經分裂了理論概念本身。一方面，人們把理論理解為可以在經驗上加以測試的有關數據之間關係的假設；另一方面，人們又在一種廣泛的、相當不確定的意義上把理論理解為運用概念的努力。然而，一種理論必須具有比較的可能性，這一最起碼的要求對於兩方面來說都是共同的。此外，人們憑藉何種自我限制的方法才能有權稱他所從事的是理論事業，這依然是有爭議的。這種爭論和不可靠性既是缺少諸如模型或「範式」那樣一種人們可以遵循的統一的學科理論的結果，同時也是它的原因。
頗為盛行的是，那些關注普遍性理論的人返回到了古典作家那裡。人們由以獲權享有理論稱號的這種限制，是通過回復到已經擁有這一稱號或在這一稱號下論及的那些文本而得到合法性的。那麼，餘下的任務就是對這些已經現成的文本進行分解、評註和重新組合。人們不相信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將被假定為已經現成存在了的。古典作家就是古典作家，因為他們是古典作家；他們在今天的使用中通過自我參照（Selbstreferenz）而顯示自身。以這些偉大名字為指導並專攻於這些名字才能稱得上是理論研究。以這樣一種方式，在一個更加抽象的層面上出現了理論綜合群，如行為理論、系統論、互動學說、交往理論、結構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它們就是這些名稱和思想之複合體的縮寫式。人們可能期望從組合中獲得新的洞見。馬克思主義被注入了某些系統理論的東西。事實表明，互動學說與結構主義根本不像人們曾經設想的那樣不同。韋伯的「社會歷史」概念，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也是可以接受的；這一概念藉助於帕森斯的交叉圖表法（Kreuztabelliertechnik）得以系統化。行為理論被重構為結構理論，結構理論被重構為語言理論，語言理論被重構為本文理論，本文理論又被重構為行為理論。鑑於這些混合拼接，致力於恢復古典作家們本來的面貌將再一次成為可能的和必要的。每一個傳記的細節都嶄露出蹤跡，並且比任何從其理論派生出來的東西更能確保這一古典作家的原貌。
所有這一切並不是毫無興趣和沒有益處的。但是，古典作家在學科歷史中回溯得越遠，越有必要區分開理論的與傳記的、抽象的與具體的對待他們的態度。然而，如果人們已經把它們弄得四分五裂，人們會為缺少它們而感到懊悔嗎？在分析部落關係時，按照系譜學來說明是不可或缺的，一種社會學的社會學或許可以為此提供這樣一種見解。但是人們確實可以問一問：是否必須保留在把自己描繪為多元主義的部落關係之中？引入系譜學的限制是否是證明擁有理論稱號的唯一可能？
結果是，迅速增長的理論討論的複雜性首先讓觀察者迷惑不解。人們對領導潮流的作家們越是知曉，越是在他們參考文獻的語境中提出更高的分析其文本的要求，越多地探討組合的遊戲，越是將重點的變化（如去主體化或重新主體化）從一個理論框架轉移到另一理論框架中去，專業知識也就變得越加複雜，必須加以進一步的研究。社會學的統一不是作為理論出現的，尤其不是作為其對象的概念而出現的，而是表現為純粹的複雜性。這一學科不僅變得不透明，而且它是在其不透明性中擁有它的統一性的。這種複雜性只在期望之中被談及，而每一進展引起的變化之多都超出了它所能控制的程度。因而，即使有一天，人們會指望窮盡古典作家的思想財富，對於這種由自身引發出來的晦暗不明，人們總是還有足夠的事情要做。
這樣一來，問題就在於複雜性與透明性的關係，人們也許還會說是不透明的複雜性與透明的複雜性的關係。即使放棄建立一種統一的學科理論也迴避不了這一問題，而只是避免提出這一問題。但是這也正好由此開始了致力於這樣一種理論的工作。它把它的對象關係設置為不透明的複雜性與透明的複雜性的關係。它從不要求自己反映對象的全部實在性，也不要求窮盡關於對象的知識的所有可能性。因而，它也不要求在與其他相互競爭的理論活動的關係中獨擅真理。但是，作為社會學的理論它處理的不只是局部（例如，階層與流動性、現代社會的特性、互動模式等），而是全部社會性的事物，在此意義上它確實要求對於對象把握的普遍性。
具有普遍性要求的理論能夠輕易地通過這樣的事實得到辨認：它們本身是作為它們自己的對象出現的（因為，假如它們想要排除這一點，那麼它們將必定放棄普遍性）。這適用於所有「普遍性的理論」（global theories，同樣也適用於像量子物理學這樣的理論），古典科學理論的某些領域因而被判失效，並且所有與獨立證實（confirmation）理論的真理性要求相關的東西都首先被判失效。因而，人們將總能說，我錯咬了蘋果，它並不是來自知識之樹。任何爭論都可能由此被推向不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人們確實可以期望，批評家為理論陳述的範圍發展出恰當的選擇，並且不滿足於以他的理論為參考；如果按照這一理論，實際情況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粉飾關係中將無法得到理解。
所以，具有普遍性要求的理論是自我參照的理論。它們無論如何總是從它們的對象那裡學得某些關於它們自己的東西。因而，它們像是被自己逼迫著，給自己一個被限定的意義——比如說，把理論理解為一種實踐，一種結構，一種問題的解答，一種系統，一種決策程序。與其他實踐、結構等種類的差別是在對象範圍內構成的。因此，一個普遍性的理論也恰恰就是區分的理論，它可以把自己理解為區分的結果。為它辯護其理論稱號的那種限制就在於它自身進入自我參照的非任意性。
由此已經講到了對於本書的規劃來說基本性的東西。目的是要跨越一個界限，社會學中當今普遍進行的理論討論在這一界限面前停滯不前。這一界限由三種差別指標來標識：
1.它與對普遍的學科理論的闡述相關，對此帕森斯以來無人敢於問津。然而，隸屬於其中的對象領域不再像社會學從外面觀察的那樣，被實體化地假定為世界的一部分（faitssociaux）。它也不只是帕森斯在「分析的實在論」意義上所使用的構成分析性概念的相關物。勿寧說，它被看作是與社會諸系統的系統參照相聯繫的整個世界，這就是說，是與標誌著社會諸系統之特點的系統與環境的區分相聯繫的。
2.另一個包含在其中的方面在於帶有非對稱性質的與帶有循環性質的理論之間的區分。普遍性的理論把它的對象和它自身看作是作為其自我參照關係的對象中的一個。它並不事先假定任何不可追問的認識理論的準則，而是也像最近許多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一樣，依賴於自然主義的認識論。這又意味著：它自己的認識方法以及它對適用的準則的接受或拒絕，對它來說是某種出現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的東西，即出現在現代社會科學子系統的一門學科中。
3.最後，我們在這裡考慮到了流行的「決定論」的指責。這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只有當諸系統能夠決定不可決定的東西時，它們才有能力進化。正如人們在哥德爾之後所能證明的那樣，這也適用於有關系統的理論構想，實際上也適用於邏輯。但是，這決不導致某些人（甚或是所有人）的個人決定的任意性。這是通過負熵或複雜性來加以防範的。因此，存在著第三種界限標識。一種想要加強其學科狀況的社會學理論不僅必須成為更為複雜的，而且要比這一學科的古典作家及其解釋者們以及帕森斯本人所期望的還要複雜。這就要求不同的理論上有關可靠性和通用性（不論是對於內部還是對於外部來說）的技術防範，並特別要求在這一理論自身中建立起對於複雜性的反思（當然還有複雜性的概念）。因此，這一界限問題存在於一個更高的、概念的複雜性的自我反思的等級中。這大大限制了變化的可能性並排除了任何種類的任意決定。每一步都必須得到適當的處理。即使是像黑格爾體系中的那種開端的任意性本身也在理論建構的進程中被剝奪了任意性。由此產生了一個自我支撐的建構。它不需要被稱作「系統理論」。但是，如果人們想要保持其他的建構特性並且消除系統概念，那麼人們必定要發明某種能夠感覺到它的作用並佔據其理論地位的東西；而這會與系統概念十分相似。
與專業慣例的區分充分表明，為什麼社會學回流堵截在這樣一種界限前，翻卷著泡沫，積聚著複雜性而無明確的出路。然而，只有當人們致力於一種不同類型的理論模式時，在這些方面（實際上也就是在所有的方面，因為它們是聯繫在一起的）進步才是可能的。所以，在社會學自身中不存在樣板。因而，我們將必須聯繫其他的、交叉學科的成功的理論發展並為此選擇出一個自我參照的、「自我塑成的」系統的理論。
通常的理論闡述，基本上選擇很少的一些文學上的概念，它們以已有的意義在批判性的闡釋中得到界定，以便在這些概念傳統的語境中運用它們。與此不同，在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將試圖增加使用概念的數量，並在相互關係中規定它們。由此出現了這樣一些概念：意義、時間、事件、要素、關係、複雜性、偶然性、行為、交往、體系、環境、世界、期望、結構、進程、自我參照、封閉性、自組織化、自我塑成、個體性、觀察、自我觀察、描述、自我描述、統一性、反思、區分、信息、解釋、互動、社會、矛盾與衝突。人們會敏銳地發現，像行為理論、結構主義這些通常的理論標記都消失在這一大雜燴之中。我們保留「系統理論」作為標記，因為要達到的理論模型的最重要的準備工作是在一般的系統理論領域得到發現的。
如果沒有與已有的理論知識的聯繫（而且經常是對比性的聯繫），就無法運用這些概念去進行工作；但是，這些概念也應當儘可能地相互磨合。每一個概念的規定必須被讀成是對進一步進行概念規定的可能性的限制。因此整個理論被理解為自我限制的語境。隨著這樣一些概念數量的增加，每一個概念與任何其他概念的聯結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至少對於單一文本的闡釋就是如此。存在著同時將某些特定的概念構成中心化的優先關聯路線，比如：行為/事件、事件/要素、事件/進程、事件/自我再生產（自我塑成Autopoesis）、事件/時間。理論沿著這樣一些優先的路線來描述自身，但並不因此而明確地排除其他組合的可能性。這樣，理論的闡釋本身實踐著它的諾言：簡化複雜性。但是被簡化的複雜性對於理論來說並不就是排除掉的複雜性，而是被揚棄的複雜性。理論保持著進入其他組合的開放性——假定理論的概念規定被觀察到了，或者做了適宜於其在理論中的地位的置換。當然，如果放棄概念規定的這一水準，那麼進入劃清界線的其他可能性入口也就會在迷霧中消失，人們將不得不再一次面對不確定的和難以駕馭的複雜性。
這一理論結構迫使闡釋達到非同尋常的抽象高度。飛行必須發生在雲層之上，並且要考慮到一個相當封閉的雲層。人們必須依靠他們自己的工具。偶爾向下看去，可能瞥見下面的景觀——瞥見一塊喚起我們熟悉的記憶的土地，上面有著道路、村舍、河流或海岸線，或者瞥見一片更大的風景，矗立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熄滅的火山。但是沒有人會成為這樣一種幻想的犧牲品，以為這一基準點足以為飛行導航。
但是，抽象不應當被誤解為一種純粹的技藝，也不應當被誤解為「僅僅是分析性的」、恰當的形式科學。沒有人會否認，在現實世界中存在著像意義、時間、行為、期望等等之類的東西。所有這一切既是我們可以經驗的現實性，也是區分科學的可能性的條件。相關的概念成為為科學服務的探測器，理論上加以控制的系統以此適用於現實；運用這些概念，不確定的複雜性被轉化為能夠確定的、在科學意義上有價值的複雜性。追隨索緒爾、凱勒（Kelly）和其他人之後，人們也許會斷言：概念作為區分的經驗形成了科學與現實的聯繫（在此與所有其他地方一樣，包括了與其自己的現實性的聯繫）。並且區分的經驗是獲取信息和處理信息的可能性的條件。在概念與現實之間能夠存在著一一的對應，比如感官概念與感官現象之間的對應，如果沒有感官現象，人的世界也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科學在構成體系的時候超越了這樣一些一一對應；它並不把自己局限在複製、模仿、反映和再現上，而是將區分的經驗、從而也就將獲取的信息組織化，並為此造就了自己的相應的複雜性。在這一進程中，與現實性的聯繫必須得到保護，但是，另一方面，科學、尤其是社會學也不允許自己受現實性的欺騙。
如此看來，抽象是認識理論的必要條件，在著書立說和對讀者的要求方面它依然是一個問題。當理論的複雜性達到了不再能被線性化的程度時，情況尤其如此。這樣一來，每一章都應當在任何其他一章中重新開始和結束。辯證理論就力圖這樣做，不過它們依然還是以線性化的方式，比如，近來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就是這樣。但是，它們遇到了轉化的問題，並且面對著單純依靠行動的誘惑。
下面呈現給大家的這一嘗試認識到這一劫數，因而必須重視避免這一遭遇。這一嘗試在一個被設想為沒有中心的世界和一個被設想為沒有中心的社會中發展出一個多中心的（因而也是多語境）理論。它在一開始時根本不追求理論形式和闡述形式的和諧一致。但是，這本書必須按照章節順序來閱讀，這僅僅是因為它就是這樣被寫作出來的。這一理論當然也可能以其他順序來加以闡述，並且期望那些具有足夠的耐心、想像力、機智與好奇心的讀者檢驗一下，通過這樣的重寫的嘗試，理論中會發生什麼。
這一理論設計與其說像是奔向快樂終點的快車道，不如說更像是一個迷宮。為這本書所選擇的章節順序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選擇，選擇出來作為各章強調的主題也是如此。哪些概念能夠作為超越學科界限、在系統之間進行比較的概念被引入，哪些不能；在什麼情況下提及理論的歷史材料是重要的，在什麼情況下不重要——在這樣的問題中，我也許會做出不同的決定。這既適用於預期與橫向參照在何種範圍內牢記這一理論的非線性特徵，同樣適用於對於必要的最小量做出的選擇。
一方面，概念的聯結與闡述在內容上所關涉的這一理論，好像是由它自己寫出來的一樣；另一方面，組織編排問題花費了我大量的時間與思量。多虧德國學會的支持，我能夠集中一年時間研究這一問題。我希望答案是令人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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