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林立，那時的國與國之間，邊境管理遠沒有現代嚴格。
如果某國的人在本國犯了法，挨了整，混不下去了，他可以逃到另一個國家打工，收留國的政府也並不在乎此人是否政治清白，是否殺過人，放過火，販過毒，只要有才，來了就用。這些逃離本國的人，不但不會受到法律繼續追究，甚至在收留國能混到很高的職位。
略舉幾個例子。
魏國的範雎，本來是魏國中大夫須賈的門客，因為被懷疑通齊賣魏，差點被相國魏齊鞭笞致死，後來在朋友幫助下，裝死成功，易名成張祿，潛逃到秦國，這位魏國宣判了「叛國罪」的犯罪分子，居然在秦國官拜相國，當上了秦國的國家總理。
齊國的陳軫，本國發展不順，跑到魏國；在魏國開始混得不錯，後來不如意，又投奔秦國；在秦國與著名的縱橫家張儀爭寵未遂，再跑到楚國，基本上到每個國家，都享受了相當於部級領導的待遇。
宋國的惠施，就是與莊子討論「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那位空談家，在國內發展受阻，跑到了魏國，擔任其國家總理；幾年後受到張儀排擠，又跑到楚國擔任客卿，繼續享受部級領導待遇。
現代社會則不同，有國際法，有國際刑警組織，還有國際引渡條例，只要列入國際通緝名單，跑到哪裡都要被抓拿歸案。
由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國際法存在空白，也導致很多人對國家的忠誠度嚴重下降，大不了跑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然而，正是這種鬆散自由的大環境，更加突出了個別對國家忠誠度極高的人的崇高人格，楚國的屈原，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屈原出道非常早，21歲就當上了楚國左徒，相當於楚國國務院副總理，權力僅次於楚國令尹、楚王，二人之下，萬人之上。
但是，成名太早，未必好事。
由於屈原的才學太高，遭到嫉妒，26歲時，就被人陷害，第一次受到降職處分，從楚國左徒，貶為三閭大夫，相當於從副國級降為正部級。
28歲時，曾經被楚王啟用，擔任楚國大使，到齊國出差，但這次啟用卻是一次性的，回國後，馬上又被疏遠。
36歲時，屈原被流放到了漢北，大概是今天的河南南陽一帶。
41歲時，屈原再度被啟用，繼續當他的三閭大夫。
44歲時，屈原因為愛國文章寫得太多，刺激了某個大貴族，再次被免官、流放。這是一次漫長的流放，長達17年之久，屈原一直到死，也沒有回過他的家鄉。
17年後，流放在外的屈原，聽說秦國名將白起——就是那位坑殺趙國40萬大軍的罪魁禍首，率軍攻下楚國首都，楚王一行狼狽逃難的消息，在極度苦悶、絕望的心情下，投江自盡，終年62歲。
前面說過，春秋戰國時期，只有是有才能的人，發展空間都很大，尤其像屈原這樣的大才子，貴族出身、能寫、能說、懂外交、懂軍事、懂禮儀（春秋戰國時期，禮儀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是個人才多面手，在哪個國家，都會廣受歡迎。
但是，屈原卻從有過跑路的行為，也從在他的文章中流露過跑路的想法，他只是安靜地守在楚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最後用汩羅江邊的縱身一躍，以身殉國。
數千年後，人們仍然在端午節裡賽龍舟、包棕子，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不就是為屈原的最高忠誠度點讚嗎？
畢大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