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戰天京》，真是大快朵頤。譚伯牛先生，在古今東西書海裡周旋之人，於故紙堆裡問成敗是非之事，此種甘辛，哪般混沌，我等只需翻看書頁，即可大飽歷史翻雲覆雨之眼福，真是抱慚羞赧矣。
譚伯牛先生是湖南長沙人，自由職業者，網上可查的信息不多，但有一張肖像，眼神睥睨、顴骨頗高、嘴角似揚非揚、下巴裹著濃須。對晚清歷史研究頗深，筆下文字亦耐人尋味。
講太平天國是歷史，講湘軍和太平軍則是軍事，但全書精髓全在曾、李、左三人的交情往事以及晚清的飄搖政局。書中不用白話，而是文白夾雜。歷史非此種語言不可讀，讀時如入其境，一讀可知當事人之情態，二讀能品出世事之雜陳，有味初苦而回甜之感。
史筆遑論春秋
曾國藩久負盛名，眾人都覺得這個曾大帥運籌帷幄決勝千裡，儼然有神機妙算之才。但看罷此書，覺得曾大帥帶兵確無過人之處，書中講他初帶水師，臨陣變計，親自上陣追殺一小撮匪軍，全然不知順水順風行船的大忌，一入敵方炮火範圍，退無可退，最終官兵潰逃，他亦無地自容，幾番跳河自盡。後被親兵撈起，泥垢水草傍身，被左大帥譏笑為「豬崽子」。幾番沉著下來，才終於領會逆風逆流為行船打仗之常識。
當然，後人評價曾國藩的軍事才能，無外乎一是效仿明朝戚繼光建立了湘軍的營制，分級御統，使得士兵不再是國家的士兵，而是將領的士兵，打勝仗的營可以再募集再擴軍。二是「結硬寨打呆仗」，這種追求「安全邊際」的做法實在是規避戰爭中不可知風險的笨辦法、好辦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三是識人之能，作為一軍統帥，將在外而能隨時節制，靠的是則是獨特的領導力了。
然而，不得不說的是，曾文正公最讓後輩堪學的是他的奏摺書信公文。細細總結下來，大概有這八個字：「明罵暗誇」、「自貶求好」。
他當侍郎時是憤青，給自己改號「滌生」，說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要在自我人格修養上「每日三省吾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是，終於有一天忍不住，不用「指東打西」、「顧左右而言他」的宦學之道，而是抓住鹹豐也是「憤青」的性格特質，就鹹豐個人修養的三條「流弊」上了一個摺子，把皇帝以聖人作比，說鹹豐小毛病不少，說不定就成了丹朱、商紂那樣的昏君、暴君，真是罵得直抒胸臆、冠冕堂皇、氣壯山河。這種高級馬屁是一種極端，一不小心就成了昏君的出氣筒，但鹹豐終究算是一代明君，或者當時年輕氣盛有逆反心理，堅決不成全諫官的死節，反倒給曾侍郎升了官。這種對皇帝的誅心之罵、聖人之誇，反而給了皇帝他是一個直臣的心理定位和忠臣的道德美名。讀完此節，我就覺得，曾侍郎的格局觀與平常人自是不同，他是站在史筆的高度，否則無關痛癢的諫言，哪能寫進歷史，哪能留下美談？
書中最濃墨重彩的還是「戰天京」，曾九呆子曾國荃久違南京而不下，皇帝著急，下旨請李鴻章派兵合圍。於是乎，曾國藩、曾國荃、李鴻章三人唱了一出「雙簧加一簧」。李鴻章是曾帥的門生，曾帥是李鴻章的恩師。皇帝是聖上，大臣是外官。這一番比較下來，既不能駁了聖上的旨意，也不能壞了恩師的臉面。所以，李鴻章給皇帝回了一道奏摺，三言兩語說的都是皇上如何聖明，最後在自己派兵合圍之事上，輕描淡寫說是省內戰事交困、分兵乏術，不可誤了全局。曾國藩怎麼復奏皇帝的呢？一上來就擺出自己無能的姿態，說是快請李鴻章前來助剿，但臣雖為統帥但不敢亂調派，體現中央集權的權威，並感謝聖上雖在中樞卻對前方戰事把握準確。同時又說前方將士圍了南京城二年，得體諒將士們的苦勞，不能澆滅了他們的心氣。還說將士們「師久無功、愧悚無地」，側面給將士們訴了苦、表了功，說戰士們不畏難、不卸責、敢於啃硬骨頭。正所謂正話反說，自貶才能求好。接下來，又說不是自己弟弟貪天之功，儘管李鴻章那邊情勢不妥，但為了給弟弟洗刷汙名，趕緊派淮軍前來赴援。至此，在鹹豐皇帝看來，本應擔此大任、顧盼自雄的李鴻章扭扭捏捏，而師久無功且被貪忌之譏的曾氏兄弟卻大義凌然毫無私心。一則謙近於偽、一則直近於矯。皇帝讀罷這兩封奏摺，真是不明就裡，不知所然，亦不知誰是誰的苦衷了。這種以退為進的手法與機心，與史筆論述的曾氏兄弟不盡相同，但史觀非於事實，這書中的奏摺的確能品出一些言外之意，卻是不假。
平生幾得志，孰與論短長
書中更加引人入勝的是講李鴻章、左宗棠和曾國藩的性情往事。前文所述李鴻章不貪曾氏兄弟的百年功業，敢拖皇帝的決斷、有自己的主張、顧及曾氏的臉面、成全恩師的氣節，此種作為絕非一般人可比，雖然晚年籤了好幾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好在歷史滾滾向前，現如今反而有了「年少不知李鴻章，長大方知真中堂」的一時之譽。
左大帥更是一屆人物，考不上進士的左宗棠以「今亮」自比，雖不是進士出身，但自恃才高，對販夫走卒絕不放在眼裡。當時，士林間就有「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的讚譽。左大帥與曾國藩同為中興名臣，同為湘軍統帥，然而交往中秉公道、持正氣，既不講交情利益，亦不講曲直是非，不接招也不出招。援引一例，說當年曾國藩二次奔喪，皇帝奪情請他出山，他婉拒皇帝。左宗棠聞知即寫信譴責：第一，說居喪是原則，國家危難是更大的喪情，古之所謂遵禮，需要從權有善，盡為臣的本分。第二，不管你過多功寡，奪情出山有沒有用，你不出反正是沒道理，出來打仗贏了輸了都得出來。不能怕打贏而在此討價還價，也不能怕打輸而保全聲名。曾國藩收到此封罵信，自然跟左大帥絕交一時。不過，曾國藩畢竟是個講求自身修養的大家，後又保舉左宗棠，倆人生平多次齟齬，相知不比常人。左大帥在給曾國藩的輓聯這樣寫道：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這前半句是褒獎，後半句則是服膺。相期一生，正是這番你來我往，惺惺相惜。同心與攻錯，讓我不得不對「人至察則無友」的傳統產生懷疑。
溫情與敬意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提出「溫情與敬意」論，就是在說，國人在讀歷史時，不能僅看故事，不知故人。倘若對歷史之往事，不抱有同情和期待，不持有理性和敬畏，就很難理解歷史人物的局限性，也就很難理解這個民族的良知和劣根。
對歷史人物陟罰臧否易，卻感同身受難。我們在時代的泥沙俱下中，殊不知此刻當下即已成過眼雲煙，人性和妥協是否還能成全這千古的中流砥水、這後世的浪遏飛舟？
我之讀歷史，非讀歷史之正義，亦不讀歷史之結論。史筆不述春秋，史官不論情志。我倒覺得，從一筆一划的古舊紙堆裡，從糊塗難算的陳年舊帳中，說出點為人稱道的分析、揣度乃至臆測，這種「民間野史」比看似公論的史實更讓人覺得意味深長。
哪有直抒胸臆的歷史？全是耐人咀嚼的浮生！這是讀完《戰天京》最由衷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