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中國
康德第一次在中國「亮相」是1902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發表介紹西學的系列論文，其中有《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學說》，稱康德為「百世之師」、「黑暗時代之救世主」。
「五四」運動催發了國人對西學的興趣。1919年，宗之c在《晨報》副刊發表《康德唯心哲學大意》和《康德空間唯心論》。1920年，沈甫霖和南呂
分別在《上海周刊》和《學燈》發表《康德的教育意見》和《哲學的改造和現代的康德哲學》。1922年，王中君和訒生分別在《今日》和《東方雜誌》發表《康德的認識論和馬克思的認識論》和《康德與愛因斯坦》。《康德傳》作為第一本中譯本傳記，由羅章龍和商章孫合譯，192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之後，中國第一位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張頤任北大哲學系主任，主持講授康德和黑格爾哲學，被賀麟認為是西方古典哲學進入中國近代大學的正式開端。1924年是康德誕辰200周年，中國掀起了介紹和研究康德的第一個高潮。《學燈》、《晨報》等紛紛刊登研究和紀念文章，《學藝》和1925年的《民鐸》雜誌都出版了「康德專號」。範壽康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康德》、《認識論淺說》，介紹康德的生平思想及其認識論中先驗的綜合、時間、空間、範疇及先驗的自我意識之統一等問題。
上世紀30－40年代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譯）、《實踐理性批判》（張銘鼎譯）、《道德形上學探本》（唐鉞譯）、《優美感覺與崇高感覺》（關文運譯）等譯作，還翻譯了蘇聯、日本、英國學者的研究著作。鄭昕在德國留學研究康德哲學，1930年回國後任北大哲學教授，講授康德的三大批判30餘年。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多年講稿整理而成的《康德學述》，是中國學界康德研究的傳世之作，代表了這一時期康德研究的巔峰。
建國後，由於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康德研究一度停頓。上世紀50年代末，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理論來源之一的德國古典哲學開始受到重視，對康德重視的程度雖然不能與黑格爾媲美，但其研究得到了些許恢復。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蘇聯哲學家阿斯穆斯的《康德的哲學》（蔡華五譯）。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藍公武譯）、《實踐理性批判》（關文運譯）、《判斷力批判》（宗白華、韋卓民譯）也陸續出版，還有三種講解康德思想的譯作：韋卓民翻譯的《康德哲學著作選譯》（華特生編選，1963）、《康德哲學講解》（華特生著，1963）和《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斯密著，1964）。這三部譯作對中國的康德研究影響極大，幾乎成為當時的通行參考書。
值得一提的是，在隨後西哲研究幾乎一片空白的「文革」，居然各有一部康德的譯作（《宇宙發展史概論》）和研究著作（鄭文光的《康德星雲說的哲學意義》，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問世。但總的來說，當時的哲學史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的鬥爭史，康德也不可避免被貼上主觀唯心主義、先驗論、二元論、形上學等標籤，「物自身」概念成為不徹底的唯物主義的象徵，「善良意志」則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標誌。這時的康德是被扭曲的。
1978年在安徽蕪湖召開的「西方哲學研討會」是國內西方哲學研究的轉折點。會議圍繞哲學的性質、兩條路線的鬥爭、西哲史分期、研究方法等問題展開討論，從此，學界逐漸拋棄對康德的標籤化處理，走上健康發展道路。80年代甚至出現了「要康德，不要黑格爾」、「離開黑格爾而回到康德」的呼聲。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對康德的批判哲學作了近乎全面的探討，雖然沒有完全擺脫時代的影響，而且限於外語水平而有一些失誤，但當時確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此後，康德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學的顯學。首先，原著的翻譯成果驚人，不僅舊有譯本一版再版，而且重譯和新譯不斷湧現。譯者既有老一代的龐景仁、苗力田、何兆武，也有新生代學者鄧曉芒、韓水法、李秋零等。臺灣譯者有牟宗三和李明輝。新時期的翻譯大多直接從德文翻譯，而且譯者多從事西哲教學和研究，翻譯質量明顯提高。此外還翻譯了一批國外研究康德的專著。
在研究方面，三大批判等傳統主題的研究開始深化，學界經歷了一段浮躁之後，放棄宏大敘事的研究方式，轉入對康德原著乃至具體概念的具體探討，將康德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此外，康德的研究範圍和主題也進一步擴展。康德的前批判時期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政治哲學、法哲學等引起學界注意，出現了大量的論文和部分專著。隨著中國康德哲學研究的深入，相關國際交流也進一步加強，中國的康德研究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在康德登陸中國一百年之後，康德哲學研究依然方興未艾，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