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海涅說過，康德是沒有什麼生平可說的。
康德的一生，是講堂書齋的一生，從未參加過任何重要的現實活動。康德(1724)出生在一個祖傳製革的小手工業者的家庭，財產很少。
他讀完大學後，當家庭教師以維持生活，三十一歲才取得編制外的講師資格(不由學校付薪俸，而直接向聽課學生收費的講師)，在柯尼斯堡大學任教。
由於他講課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名氣逐漸大了起來。但上層社會對這個出身低微的人是歧視的，直到他四十六歲時始任教授。
康德講授過大量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包括數學、理論物理學、地質學、地理學、礦物學等等(康德對人文科學也熟悉，對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均有了解。例如，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中國的老子哲學和「童叟無欺」的商店招牌)，發表過許多自然科學論著。
康德體弱，終生獨身，經常為疾病擔憂，不喜變動，極少離開故鄉，多次辭退普魯士王國教育大臣和外地著名大學的聘請。
晚年，他因幾篇宗教論著遭到官方警告。康德雖堅持自己的觀點，但保證不再公開發表關於宗教問題的講演和文章。他說，「為了別嫌，我保證從宗教(無論是自然宗教或天啟宗教)的課題中撤回，不作公開講演，也不再寫文章，這是我的誓約。」(1794年10月12日給威廉二世的申辯信)
但威廉二世一死，康德就繼續發表關於宗教的論著，認為自己上述「誓約」已自動失效。康德曾說：「對自己內在信念的否認或擯棄是醜惡的……但在當前這種情況下，沉默卻是臣民的義務。一個人所說必須真實，但他沒有義務必須把全部真實都公開說出來。」(《康德全集》第12卷，第401頁，科學院版)
他還說：「我沒勇氣說出我確信的許多事情，我也決不說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1766年4月8日給孟德爾松(Mendelssohn)的信)，「我知道的不宜說，適宜說的我不知道」(1765—1766年康德講課說明)，等等。
這些話，畫出了康德對黑暗現實深懷不滿，但無法公開反抗的處境和狀況。這種狀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德國還沒有法國革命那種現實條件，處境和地位都甚低微的先進知識分子只有用沉默和迂迴的方式來進行抵抗和鬥爭。
康德是喜愛交際，談笑風生的。他的許多著作通俗活潑，生動有趣，材料豐富，充滿了各種經驗之談，並富有論爭氣息。不過他單調的生平和刻板的生活給人們的主要印象，則正好像他的主要哲學著作——《純粹理性批判》的文體那樣：重複、冗長、呆板和枯燥。
如果說，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文體有似他的外表生活，那麼這本書的內容卻反映了他那個動蕩的時代。
那是近代自然科學取得重大進展的年代，那是法國革命暴風雨就要到來的年代。
康德雖然在講堂和書齋中度過了一生，卻一直是世界形勢和社會鬥爭的密切關懷者。
康德1759年10月28日給林德耐(J.G.Lindner)的信中說：「我每天坐在講堂的鐵砧旁，掄著我重複講課的沉重鐵錘，打著同一個韻律。一種更高的欲求時時刺激著我，想要超越這些狹隘的領域；但事實上，窮困的厲聲威脅常常立即驅使我回到艱苦的工作中去。」
康德並不安於他那每周28小時教課外加討論的繁重枯燥的處境，但當時的環境只能使他把自己的欲求引到課堂的「艱苦工作」中去。他非常注意當時政治局勢的發展趨向。法國大革命前，矛盾重重，社會動蕩，思想界山風滿樓，強烈地襲擊著康德。
他因看盧梭的《愛彌兒》而打破了奉行終身的作息制度，是哲學史課堂上常要講到的傳聞逸事。與當時德國的進步人士一樣，康德接受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洗禮，並表現在他的哲學沉思上，構成了康德哲學中真正有價值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德國當時的現實是十分落後的。它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處在許許多多封建小王國、公國和城市等四分五裂彼此獨立的局面中。資本主義很不發達，市民—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非常軟弱，政治上十分怯懦，屈從於封建容克地主。
專制官僚制度壓迫著廣大人民，也迫害著進步文化。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論述過當時的德國狀況：
這就是前一世紀末葉的德國狀況。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國內的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極端凋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到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恩格斯：《德國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633—634頁。)
在英國從十七世紀起，在法國從十八世紀起，富有的、強大的資產階級就在形成，而在德國則只是從十九世紀初才有所謂資產階級。(恩格斯：《德國的制憲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52頁。)
康德哲學就產生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它反映了在落後的德國現實中還不成形的、非常軟弱的市民—資產階級的要求、利益和願望。康德哲學是德國早期市民—資產階級對法國革命時代的反應。
馬克思說，康德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馬克思：《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100頁)。
這是個簡明而深刻的概括。它指明，康德哲學既表現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時代精神，同時又反映了德國落後的社會階級面貌。康德哲學是法國政治革命的德國思想升華。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像宗教、哲學這些「高高凌駕於空中的思想部門」，與社會經濟基礎，與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繫，是要經過一些中間環節的，而政治就是這種重要的中間環節之一。
康德哲學的這種時代、階級特徵，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以鮮明的形態表現出來。康德很早對社會政治問題有興趣，六十年代他讀盧梭，寫了有關的筆記。「批判時期」和晚年，他發表了一系列政治論文，對宗教、歷史、法律、國家、世界和平種種問題作了論述。
康德哲學的一些研究者經常忽視或避開不談這些論著，特別是不把康德在這些論著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觀點和政治傾向與他的哲學思想聯繫起來。
(這是佔支配地位的主要傾向。另一種傾向是把康德哲學予以政治漫畫化。如漢斯·薩訥(Hans Saner)《康德的政治思想》(1967年)一書認為：「從一開始，康德的哲學作為整體也就是政治哲學」；
康德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形上學的內核，是他哲學化的主題，他的形上學不過是其政治思想的預備而已，政治(由對抗走向和平)瀰漫了康德所有作品。康德的哲學被說成只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索引。這種論點似頗新穎，但並不符合實際。)
康德作為哲學體系的自覺構造者，他的政治觀點是其整個世界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與他的哲學(例如倫理學)密切相關。看來是如此抽象和晦澀的康德哲學，仍然有其現實生活的根源。康德所採取的社會立場和政治路線是決定他的哲學面貌的重要因素。
康德的哲學世界觀，是在那激發法國革命的同一思潮影響下最終形成的。「理性」和「啟蒙」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旗幟，也構成他的世界觀的一個基本方面。
他在思想上強調：「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這就是啟蒙的格言」；「人的理性的公開使用應該經常是自由的」(《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啟蒙》)。
在政治上，康德反對封建世襲財產和專制政治制度，主張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實行代議制共和政體，明顯表達了資產階級的願望和利益。他贊同美國獨立戰爭，對法國革命也表同情，認為這個革命在人心中「喚起熱烈的同情」。
許多人在革命中無私的犧牲，在康德看來，是表現了人類種族具有趨向於理想的道德素質，指示了人類歷史、道德的不斷進步。他把法國革命看做是道德原則的外在實現。
康德說，「革命激起的真實的熱情是專門指向理想，特別是指向純道德的(如正義概念)，不能與私利同行。金錢報酬便不能夠使革命的反對者們能激起那種熱情和那種心靈的偉大」(《系科之爭》第3篇)；
「人類歷史上發生的這種現象將永不會忘記，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種非政治家根據考察過去的事件過程所能想到的進步傾向和力量。即使我們上述事件背後的意想的目標目前沒有達到，即使人民革命或立憲改革最終失敗了……但我們上述哲學判定沒有失其力量」(同上)。
這表明法國革命對康德確有巨大影響。但另一方面，康德在理論上和原則上又是反對任何革命的。
康德認為，法權本身既來自公眾意志，如果允許暴力推翻，便自相矛盾。任何壞的政權也比使人退回到無政府的野蠻狀態中去的革命要好。
康德強調，改變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只有通過立法者自己的改革，而不能通過人民的革命(見《道德形上學》，法的形上學原理A。參看本書第9章)；人民可以抱怨、指責，可以有「作為學者向公眾指出當前制度的不合適的自由」(《什麼是啟蒙》)，但沒有革命、造反的自由。
康德主張言論、出版自由，認為「筆的自由是人民權利的唯一保護者」(《論俗諺：道理說得通，實際行不通》(以下簡稱《論俗諺》)Ⅱ)，但即使是筆，也仍然沒有鼓動革命的自由，「仍不得超越尊重現有制度的界限」(同上)。
康德經歷過普魯士王國腓特烈二世(1740—1786)的統治時期，這位國王自命是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朋友和庇護人。這使康德認為，「使一個國家滿足它的制度的最好方式是專制地統治，而同樣又有一種共和的姿態去治理，就是說，在共和主義的精神下去治理」(《系科之爭》第3篇)。
康德在理論上並不贊同君主專制，但又希望開明君主領導以實現共和。他不主張革命，而主張進化，用進化來代替革命。
所以，康德儘管曾被人看做激進的雅各賓派，他的政治思想倒恰恰是反對雅各賓革命專政的。與當時德國許多進步人士一樣，康德開始時同情法國革命，而後就被雅各賓專政嚇倒了。
康德說，「我們親見這場極有才華的民族的革命在我們面前進行，它可能成功或失敗。它充滿如此的悲慘和恐怖，以致任何善於思索的人決不會再以這樣的代價來決心從事這樣的試驗了。就是這場革命，我要說，它在未捲入其演出的觀察者心上，卻喚起一種幾乎是狂熱的同情。」(同上書，第2篇)。
這段話很生動地表達了康德對法國大革命的矛盾心情：既非常害怕它，又非常同情它；害怕它的暴烈手段，同情它的基本要求。因之，嚮往共和，反對專制，主張改良，反對革命，這就是康德所採取的民主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改良主義的政治路線。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康德那裡，我們又發現了以現實的階級利益為基礎的法國自由主義在德國所採取的特有形式。」(《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213頁)
這種政治傾向在根本上決定了以康德開頭的德國哲學古典唯心主義與法國唯物主義根本不同。恩格斯說：
「正像十八世紀的法國一樣，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變革的前導。但是這兩個哲學革命看起來是多麼地不同啊！法國人同一切官方科學，同教會，常常也同國家進行公開的鬥爭；他們的著作要拿到國外，拿到荷蘭或英國去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隨時準備著進巴士底獄。
反之，德國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國家任命的青年的導師；他們的著作是公認的教科書。」(《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0頁)
霍爾巴赫、拉美特裡、愛爾維修和盧梭等的著作，經常是在國外發表或匿名出版，許多作者被迫流亡。而康德、黑格爾則始終佔據著普魯士王國的官方教授職位。前者在著作裡勇敢地高喊：
「以絞死或廢黜一個暴君為目的的暴動，乃是一件與他昨天處置臣民生命財產的那些暴行同樣合法的行為。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行」(盧梭：《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專制權威建立在暴力和人民苦難的基礎上，專制制度決得不到它所壓制的人民的認可」(霍爾巴赫(Holbach)：《社會體系》第2部)。
後者則認為：「無權暴動，無權反叛，更無權對君主加以暴行或處死」(康德：《道德形上學》，法的形上學原理A。參看本書第9章)；「自由落在人民群眾手裡所表現出來的狂誕情形實在可怕」(黑格爾：《康德哲學論述》，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8頁。(原文在《哲學史講演錄》的第3部內)；
「他們的行動完全是自發的，無理性的，野蠻的，恐怖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323頁)，清楚表明法國哲學與德國哲學遵循的是鮮明不同的政治路線。
這種不同，還特別表現在對待宗教(當時鬥爭的焦點之一)的問題上。霍爾巴赫公開宣稱宗教是人類進步的死敵，痛斥君主支持宗教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康德仍要保衛宗教的權威，要求人們信任上帝，只求某種改良。
即以遭到官方禁止的康德最激進的著作《理性限度內的宗教》而言，這本著作發表在法國革命的高潮中，卻只是它的蒼白折光。
對宗教的理論和態度，可說是政治和哲學的聯結環和中介點，它一方面是當時政治鬥爭敏感的一環；另一方面又是當時哲學思想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正因為階級特徵和政治路線不同，以拉美特裡、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為代表的法國資產階級哲學唯物主義，便大不同於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
(這只是就大體情況和基本傾向講。關於法國唯物主義者是否直接贊同暴力革命以及革命是否會贊同他們的理論，則是另一回事。
例如霍爾巴赫在實際上也是反對革命，害怕人民的暴力「騷動」的。而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領袖羅伯斯庇爾和左派馬拉等則堅決反對和駁斥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羅伯斯庇爾曾打碎愛爾維修的塑像。現象非常複雜，需要具體分析。)
前者是明朗、確定和勇往直前的，後者是抽象、含混和異常晦澀的。從哲學兩條路線上說，德國古典唯心主義是與法國唯物主義相對抗的。
德國古典哲學採取了唯心主義的思想路線，但如同在政治上要求公民權利、代議制度、反對封建世襲等經濟政治特權一樣，他們的哲學包含了大量合理的內容，並且其深刻的成就遠遠超過了法國唯物主義。
而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也恰恰正由於野蠻而兇狠的封建統治和落後與困難的現實環境，使這些哲學家們只好把自己關在書房裡，不是讓行動而是讓精神作自由的抽象飛翔，在深遠的思辨(哲學)和激情(詩和音樂)中，去達到那些沉溺在現實活動中的人們所不能達到的空前高度。
但這，也同時使他們的哲學經常處在一種尖銳的矛盾中。在黑格爾，是辯證法與唯心主義體系的矛盾；在康德，則表現為一種二元論的突出特徵。
康德一方面強調啟蒙，強調科學，認為上帝存在不能從理論上證明；但另一方面，他又要給宗教保留地盤，把上帝存在推到信仰領域。
在康德哲學中，科學與宗教、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現象界」與「物自體」、經驗材料與先驗形式等等截然二分，無不深刻地表現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