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本《射鵰英雄傳》卷一《英雄誕生》，金庸著，[英]郝玉青譯，麥克勒霍斯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416頁，14.99英鎊
這是一篇半年前準備動筆，三個月前就應該結稿的文章。
原先擬定標題為「『射鵰』還是『猜兔子』：金庸武俠小說的英譯難題」，評論對象則是年初以來讀者熱的英譯本《射鵰英雄傳》卷一《英雄誕生》
（
A Hero Born: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Vol.1
, MacLehose Press, 2018）
，譯者是郝玉青（Anna Holmwood），翻譯底本為2002年「新修版」《射鵰英雄傳》第一至九回。
2002年「新修版」《射鵰英雄傳》
仔細讀完這卷譯作，我又陸續搜集了金庸小說的英譯及研究資料，由此牽扯出許多零星問題，所以想再看些紮實文字，以便論述時的審慎周全。
世事難料。徐徐而字磨的拖延過程中，遽然傳來金庸先生雲隱道山的消息。
金庸小說的經典化過程
10月30日以來，隨著潮水般湧現的悼念文字，公共話語空間裡對金庸先生的封聖活動已經拉開序幕。與之並存的，卻是武俠小說能否躋身文學經典之列的根本質疑。無論這些質疑有無道理，金庸小說的經典化其實已經在上世紀展開。韓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的研究專著《紙俠客》（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就詳細分析了新派武俠小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興起和原因，書中的第七章便是「修訂與經典化：從《明報》連載到《金庸作品集》」。香港明河出版社編輯李以健認為，1982年《金庸作品集》經過十年修訂後出版，標誌著他的聲名已經超越武俠類型小說的限制，從而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小說家之一。學者劉奕德（Petrus Liu）甚至聲稱：「二十世紀裡沒有哪位中文作家像他那樣，可以從中國本土資源裡成功創造出一種美學範式：新派武俠小說。」
韓倚松的《紙俠客》
評估郝玉青譯本的得與失，顯然要參考這個經典化背景。因為它涉及跨語際轉換時的文本定位問題。
英文裡與「（文學）經典」對應的詞彙有classic和canon，前者亦與「古典」同義，原指古希臘羅馬時期各類名家要著，而後者本意為基督教會法典，或教會認可的經籍正典。在指代文學經典時，兩個詞的意義差別不大。不過，通常與「（文學）經典化」相對應的卻只有canonization。它的另一層意思是「封聖」。
卡爾維諾曾在《為什麼讀經典》裡列舉了經典著作的十四條評判標準。按照這些標準，金庸武俠小說可以當之無愧地獲此殊榮。尤其是第三條：「堪稱經典的書籍，它們不僅給我們的想像力造成印記，讓人無法遺忘，還偽裝成為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潛藏在各個記憶層面，並帶來特定影響。」或是第六條：「一部經典的書籍，它需要向讀者訴說的內容永無枯竭之時。」
但是，如果脫離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和市場出版機制，而單純談論「經典性」，很容易失之片面。最早提出「歸化-異化」翻譯理論的勞倫斯·維努蒂指出：「將一部文本稱為『文學作品』，就是以某位詮釋者的觀點為基礎，將它納入某一類文本正典的行列（a canon of texts）。這是一種採用文學評判標準來界定文學特質的方法。它將各種價值屬性賦予文本，包括學術性（成為學界研究的對象）、教學性（被納入學校課本）、經濟性（獲得重印再版，並通過學術和商業出版社而得以營銷）和社會性（成為教育成就和階層地位的標誌）。」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Canon Formation", in Alexandra Lianeri & Vanda Zajko eds.
, 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ic: Identity as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 Oxford, 2008）
翻譯正是這個經典詮釋程序裡的重要一環。
從目前情況來看，金庸小說的經濟價值已經無需置疑，相關學術研究也方興未艾。更進一步的經典化象徵，大概就是能否長期保留在大中小學語文課程的必讀書目，或者廣泛翻譯為各國文字，並成為教育成就和階層地位的標誌了。2004年，《天龍八部》第四十一回與王度廬《臥虎藏龍》節錄內容入選人教版的高二語文讀本，前後引起了不少爭議。甚至有人聲稱這是「為淵驅魚，引狼入室」。新加坡自2006年起，也陸續將《射鵰英雄傳》《雪山飛狐》和《天龍八部》納入華文必修課程內容。而「金庸小說是否應該進入中學課本」，正是2007年國際大專辯論賽上澳門大學與東吳大學的辯題。
經典身份的獲得，往往取決於作品歸屬文類的地位高低。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在很長時間都被歸為次級文類。劉若愚著述的《中國之俠》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 1967年英文版，周清霖、唐發饒1991年中譯本）
，是海外學者較早研究武俠文化主題的專著，但只討論到舊派武俠的《蜀山劍俠傳》和《俠義英雄傳》，且認為「當代生活過於緊張，因而描寫飛仙劍俠的當代小說則提供了逃避現實的一種手段」。
劉若愚的《中國之俠》
眾所周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港臺新派武俠小說開始以盜版形式風靡大陸，一時間良莠不齊。它們和言情小說同樣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乃至於精神汙染的源頭。然而，就像《當代中國文化百科》
（Edward L. Davis ed.，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Routledge, 2005）
「暢銷書」詞條裡所說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學、卡夫卡和薩特之類的當代西方作家，以及《飄》《泰坦尼克》《哈裡·波特》等流行作品都曾位列中國暢銷榜首。此外，武俠小說至少一直雄踞於非官方的暢銷榜單。這個文類與中國歷史和傳統緊密相連，是對中國文化鼎盛時期的回憶。它清晰的規範化框架，為讀者提供了故事發展的方向和意義內容——這與《紅樓夢》《水滸》等偉大的傳統小說頗為相似。
隨著馮其庸、嚴家炎、陳默、劉再復、李陀、陳平原的評點研究，金庸作品的文學性與文化價值日益引起大陸讀者的重視。不過，即使是陳平原1990年的專著《千古文人俠客夢》，仍然只是把它當作通俗文學的研究對象，認為它明顯具有「程式化傾向」和「可能令人厭煩」之處。論及金庸小說，則強調其「超越雅俗與古今」的特質，並謹慎表示：「大作家的出現，可以提升一個文學類型的品格。」但雅俗之爭並未從此終結。1999年王朔乾脆聲稱金庸小說屬於當代「四大俗」之一，「情節重複、行文囉嗦」，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並且「很不高明地虛構了一群中國人的形象」。通過影視傳播，更是「給了世界一個很大誤會」。
陳平原的《千古文人俠客夢》
金庸作品的文學經典地位，最初是從二十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在香港地區獲得認可。香港學者對他的英譯研究也最豐富。例如劉紹銘、莫錦屏、賴慈芸等人，都是從翻譯角度做了探討。莫錦屏是《雪山飛狐》譯者，賴慈芸則與閔福德合譯過《射鵰英雄傳》的第一章，她們的分析較具說服力。在臺灣，金庸小說起初因為涉及政治寓意和敏感詞彙而被列為禁書，直到1979年被時任「新聞局長」，後來在競選中屢敗屢戰，自比為政界令狐衝，卻被他人喻為慕容復的宋楚瑜解禁。1998年11月，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聯合《中國時報》文學增刊、遠流出版社召開國際研討會，是金庸作品獲學術界承認的標誌性事件。韓倚松認為它不僅確定了金庸的經典化程度，還顯示出多元化乃至不和諧的讚譽評價聲音。臺北西華飯店在同一年與香港鏞記酒家合辦「射鵰英雄宴」，並邀請金庸參加，當時正在激烈競選臺北市長的馬英九、陳水扁和王建煊都親臨捧場，暫時把酒言歡，場面頗具江湖感。
金庸武俠小說的持續風靡，對華語地區流行文化、日常語言乃至政治語言的構建，都產生了深刻影響。但這種「流行」也正是雅俗之爭的分歧點所在。另一個相關問題是：伴隨著跨地域、跨階層、跨代際的流行，不同讀者（尤其是政治與性別權力意識較強的華語讀者），即使教育背景和社會經濟地位上差異巨大，在閱讀評價金庸小說時，都容易產生強烈的自我代入感。箇中原因，自然值得再探究。但在我看來，過度的代入感，是深入理解金庸作品並發掘其潛在價值的最大障礙。
郝玉青譯本的文類標籤和讀者定位
金庸作品的經典化，是帶著次級文類的身份標識而逐步獲得正統文學地位的漫長過程。
對創作者來說，文類問題不僅涉及文學地位高低，更涉及作品自身的屬性與表現形式。金庸先生的文類意識，在他1997年給閔福德英譯本《鹿鼎記》撰寫的序言裡可謂一覽無餘。他認為，武俠小說雖然與司各特、史蒂文森、大仲馬和梅裡美等人的某些作品略有相似，但實際差別巨大。如果僅向西方讀者介紹說它們是「功夫小說」，那簡直是對中國俠義精神的「完全無知」，或是在「徹底偷懶」。
我不知道，老人家在去世前不久看到自己作品被曲為比附成「指環王」「哈裡·波特」或「中國版《權力的遊戲》」時，會是何種感想。因為這些正是郝玉青譯本的推介詞和評論者的附會之語。郝玉青本人表示，《射鵰》基本可以定位為成人奇幻文學（fantasy）。這個標籤雖然不無道理，但恐怕跟金迷的預期和金庸先生自己的文類觀仍有差距。她在2018年6月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另外提到作家餘華、麥家、劉震雲、遲子建，認為他們「更加文學化」，並聲稱準備用譯稿申請參評文學獎。《射鵰》英譯本的成功，則比較有利於「不斷地累積影響力，甚至擴展到其他的形式、帶動其他的中文作品」。
從市場營銷和影響力積累的角度看，《英雄誕生》的文類標籤和讀者定位收效良好。它在2018年初同步發行紙質版和電子版，首月就加印到第七版。目前外媒評論文章主要有瓦妮莎·索普（Venessa Thorpe）去年11月刊載於《衛報》的書評，伊莎貝拉·斯蒂格（Isabella Steger）與黃茵茵（Echo Huang）在11月為《石英》（
Quartz
）撰寫的評論，傅楠（Nick Frisch）2018年4月撰寫的《紐約客》文章，大衛·赫爾（David Hull）2018年8月發表在《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
MCLC
）雜誌的書評，還有《衛報》近期的悼念文章（直接使用「中國的託爾金」這一稱譽）。中文書評裡，較早者有邢奕在2017年底的《〈射鵰英雄傳〉終於有英譯版了！原來最難譯的不是「九陰白骨爪」》，後來刊登在《中國日報》官網。《英雄誕生》正式發行後，這篇文章被來迴轉載，多數都未標明出處和作者，標題後面還另加了一個「而是……」但刪除了有關先前譯本的重要介紹。
新華社、澎湃新聞和搜狐網先後登載過譯者專訪文章。《文學報》2018年5月發表施東來的文章，介紹了先前的英譯本。「Vista看天下」9月所刊文章《歐美讀者被〈射鵰英雄傳〉英文版徵服了嗎？》的作者陳勁松參考網絡譯者意見，並對照《三體》的英譯和接受情況，從具體翻譯角度對郝譯本提出切實批評。金庸先生去世後，有一篇潑冷水的文章刊登在某主流媒體網站。它從意識形態角度，批評傅楠那篇書評的隱含政治傾向，順帶挖苦了《英雄誕生》的讀者數量，證據是亞馬遜暢銷榜排名的第三千三百一十八位和可憐的十二則讀者留言。
說句正經話，我們完全沒必要暗自嘀咕郝譯本的銷量，因為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紅遍全球的千禧三部曲《紋身小龍女》《玩火女》和《踹翻蜂窩女》，就是麥克勒霍斯引進翻譯和營銷的超級成功案例。有了瑞典版「終南山經驗」，再翻譯《神鵰俠侶》前傳，自然可資借鑑。
我們真正需要考慮的是，是郝譯本塑造的文本形象在何種程度上有別於以往的經典形象，又與之存在著密切關聯。
在郝式英雄誕生之前，正式出版的金庸英譯本已經有四部，包括吳羅賓的《雪山飛狐》
（
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
，1972年連載於Bridge雜誌）
，莫錦屏的《雪山飛狐》
（
Fox Volant of the Snow Mountain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1996）
，閔福德的《鹿鼎記》
（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Oxford, 1997，2000，2003）
和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的《書劍恩仇錄》
（
The Book and the Sword
, Oxford, 2005）
。這還不包括網絡上的武俠愛好者（例如Wuxiasociety網站）用英文譯完的金庸十四部武俠著作，和黃展鳴編繪、鍾愛玲改譯的繪本《神鵰俠侶》
（
Return of the Condor Heroes
, Asiapac, 1997）
。莫錦屏和閔福德的譯本有意兼顧原著文化信息、語言特色與譯文流暢性。尤其是閔譯本，堪稱上乘佳作。但它們作為學術型翻譯，與大眾市場接軌不暢，銷量上並不理想。閔福德雖在《鹿鼎記》譯序裡聲稱和賴慈芸繼續合譯三卷本《射鵰》，後來僅在《翻譯季刊》登出第一回譯文便草草收場。
晏格文譯《書劍恩仇錄》
Wuxiasociety網站上的英譯金庸著作
《英雄誕生》則是第一次由商業出版社遴選出品，紙版定價十四點九九英鎊。雖然近期人民幣匯率下跌，但它在國內亞馬遜網的標價卻降至八十八元，頗具價格優勢。出版社的宣傳營銷策略、當前英文讀者群的結構比例改變，以及他們與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讀者在閱讀範圍、題材偏好和閱讀購買方式上的差異，是市場反響不同的重要原因。
郝玉青的技術短板
回到文本自身來看，金庸「剔除歐式語言元素」並「重新塑造」白話文
（韓倚松語）
，使之更加自然鮮活。原著的內涵和風格完整，離不開那些豐富的歷史掌故、名物稱謂、成語俗諺、人名綽號、武術招式、詩詞歌賦和文字機關。這些文化專有項的理解轉譯，恰好是譯者面臨的實質考驗。如何保留這些文化信息，又不影響譯本的文體效果，不妨礙敘事節奏的流暢，需要相當的文字功力。
郝玉青的有利條件，是可以借鑑先前翻譯體例和翻譯策略。例如，莫錦屏在《雪山飛狐》譯本裡曾提供地圖、兵器圖例、穴位和角色介紹等附錄內容。閔福德的《鹿鼎記》譯本裡，則提供了共計十九頁的歷史年表、人名地名匯總與簡介、關鍵詞解釋、發音對照表。在翻譯處理對聯式章回標題時，主標題下面裡還附有情節概要的介紹，與十八世紀《湯姆·瓊斯》等英國小說的體例頗為類似。首譯者採取的這些翻譯策略，在《英雄誕生》裡其實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體現。
例如，郝譯本在譯序和前言之間添加人物表，並且附有相當數量的尾注，外加兩篇單獨解釋關鍵詞彙的附錄（「武術」和「功夫」等核心術語的解釋，和「雕」的譯法之爭）。至於通常較難處理的武俠小說章回標題，由於《射鵰》原文標題就是四字，處理也就相對簡單。郝玉青雖然避而不談先前譯本的存在與優劣，但她和合譯者張菁應該不至於對其他譯本全然無知。郝玉青讀的第一部金庸就是《鹿鼎記》，不知當時有沒有想到對照一下閔譯本。此外，莫錦屏、閔福德、賴慈芸都寫過武俠小說英譯的研究文章，總結談論過人名、武術招式翻譯等許多具體問題。賴慈芸提出的「三問」：怎樣翻譯文化關聯文本？怎樣翻譯出一部好小說？怎樣形成一種新文類？不知郝玉青有沒有認真借鑑參考過。
郝玉青先前翻譯過當代作家艾米和阿乙的小說，卻從未涉足傳統文化領域。通過《英雄出世》就可以看出：她的技術短板，正是對古漢語詞彙和中國古典文化的理解不足。郝譯本的一頭一尾，分別出現兩處硬傷，都與文字理解有關：第一回「風雪驚變」，說書人演唱的戴復古詩詞「小桃無主自開花，菸草茫茫帶晚鴉」，被譯為「Untended, the peach blossoms still open,/ As fallow fields of tobacco draw the crows」。後一句變成「休耕的菸草地引來了烏鴉」（須知紀曉嵐先生酷嗜的淡巴菰，到明代才傳入中國，當然，原著裡曲三端出來一碟宋人不可能嘗到的鹹花生，也是年代錯誤）。第九回「鐵槍破犁」的標題，生生被譯成「Spear Splits Plough」（鐵槍裂開犁鏵）。不知楊鐵心為何要用祖傳武功自毀農具。
其他「尬譯」更是屢見不鮮：黃蓉戲仿彭連虎的招式「夜叉巡海」，被譯成Trident Searches the Sea by Night（三叉戟在夜間巡海），分明是偵察機或巡航飛彈的即視感；郭嘯天的「濃眉大眼」被譯hairy caterpillar eyebrows（毛蟲般的粗眉毛），煞是喜感；傳說中商王經過、楊再興戰死的「小商橋」被譯為Little Merchant Bridge（小商人的橋）；楊家槍裡的「攢、刺、打、挑、攔、搠、架、閉」，只譯出了「刺、打、挑、攔」；「回馬槍」被譯成the Returning Horse（回返的馬匹）；「女兒紅」被譯為Blushing Maiden（羞澀臉紅的少女），顯然不知道紹酒名稱的由來；靈智上人被譯為Lama Supreme Wisdom Lobsang Choden Rinpoche，意譯加音譯，煞是累贅；「分筋錯骨手」被譯成了Split Muscles Lock Bones（裂肌鎖骨手）；「鯉魚打挺」有更加直觀準確的現成譯法Carp kick-up，不知為何譯成Flying Carp（飛起的鯉魚）；「醉仙樓」的匾額上分明寫著「太白遺風」（郝譯為Li Po's Legacy），那么喝醉酒的就應該是酒樓上的詩仙，而不是花園裡的醉八仙（the Garden of the Eight Drunken Immortals）。
如果說這些只是零星謬誤，無傷大雅，有些錯誤偏差就涉及語篇層面乃至於整體理解了。例如，天罡北鬥陣按照英式英語譯為the Plough Formation，而捨棄美式英語裡更貼近的the Big Dipper。把道教崇拜裡極其重要的意象「北鬥」譯成英國和愛爾蘭通用的星座名稱「犁」，就算沒有暗諷全真七子是牛鼻子老道，至少不利於後面章節裡闡明他們的布陣玄機。丘處機連續兩晚沒在威果第六指揮所找到段天德，「想是此人貪圖安逸……不宿在營房之中」，所以「第三日辰牌時分」乾脆徑直站在指揮所門口叫嚷尋仇。辰牌是上午七點到九點，卻被譯成「the third night」（第三天晚上）。黑燈暗火裡打草驚蛇，也不知是為哪般。
據說郝玉青為了落實江南七怪在荒山等待少年郭靖赴約直至「亥時三刻」的具體譯法，還仔細查找過歷史資料，並發現唐宋年間時辰制度的變化，後將其譯為quarter to ten（九點四十五分），但不知為何卻不願給辰時翻牌。順便說一句，宋代因為機械計時工具的調整，將每個時辰分為「初」「正」，表述方法則調整為「時初某刻」和「時正某刻」，仍依十二時辰與百刻制。百刻制的「三刻」，實則不足四十三分。「亥時三刻」譯為九點四十五分，略有誤差，但不必吹毛求疵。
關鍵的是，「辰牌時分」這個誤譯，導致原文裡人物行動的前因後果無法解釋清楚。
金庸
至於許多中文讀者不滿的人名譯法，有些其實頗有創意，有些則存在著問題。最明顯的一點，是許多正規姓名被譯得像花名綽號。例如，「郭嘯天」和「楊鐵心」譯為Skyfury Guo（向天發怒的郭）和Ironheart Yang（鐵石心腸的楊），再加上不同人物姓氏忽前忽後的寫法，更讓人以為這並非兩位英雄的莊重本名。同樣，他們的祖輩「地佑星賽仁貴郭盛」被譯成Prosperous Guo（繁榮昌盛的郭），「楊再興」被譯成了Triumph Yang（凱旋楊）。
李萍譯為Lily Li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是不是把「萍」理解成了睡蓮（Water lily），然後再變成了Lily（百合）；包惜弱譯為Charity Bao, 穆念慈譯為Mercy Mu，讓人傻傻分不清。Charity本意是基督徒的「仁愛」，後來泛指「仁慈」，Mercy則有「憐憫、悲憫」之意。兩個詞調換一下或許更妥當。與聖母形象相關聯的「百合花」, 再加上Charity和Mercy，無法不讓人聯想到基督教。等到「南希仁」再出現時，不知是譯者沒有理解「希仁」二字的儒學含義，抑或是詞彙不夠用，總之又採用了疑似佛系綽號Nan the Merciful（仁慈的南）。
「歐陽克」譯為Gallant Ouyang，既符合他武功高強的一面，也符合他總向黃蓉獻殷勤的形象。因為gallant是歐洲騎士文學傳統的常用詞彙，兼有「英勇」和對女士「殷勤周到」的意思。
新修版裡到牛家村抓人的軍官聲稱奉了「臨安府府尹大人」的手諭，前文裡曾提到這位扮狗叫取悅權貴的府尹姓趙，譯文也保留了相關橋段，但譯者不知為何將他依照舊版譯成了Chancellor Han（韓丞相）。段天德是指揮所指揮，被譯為Justice Duan，乍看之下還以為是哪位法官。原文裡那一句極精彩的「姓段名天德，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則被完全省略。
爭議最多的黃蓉名字，不是不能譯為「黃蓮花」（Lotus Huang）。畢竟「蓮」和「蓉」在字源上同氣連枝。但譯者的尾註解釋卻有些硬拗。她認為，中文裡同一個讀音可以對應多個漢字，而郭靖的語文水平有限，判斷的「失誤可以理解」。所以這是作者著意刻畫郭靖性格，又要「讓讀者一目了然的設計」。譯者為此另外添加了一段描述：「他的同伴意味深長地望著他，而郭靖並不知道蓮花是什麼，所以他無法理解這個名字所揭示的深意。」郭靖的漢語是從母親那裡學來，她又是地道的臨安人，平時不大可能不提到蓮花。在漢語語境，即使郭靖意識到那個字寫作「蓉」，也未必能看穿真相。譯者恐怕忘了，《紅樓夢》裡還有一位跟蓮花姑娘撞名的賈蓉少爺。另外不知道後面再翻譯《神鵰》，等郭家大小姐出場時，「芙」「蓉」二字又該怎樣處理？
梅超風和陳玄風被譯為朋克感十足的Cyclone Mei（旋風梅）和Hurricane Chen（颶風陳）。後面陸續登場的「靈風」「乘風」「罡風」「默風」，不知會不會被順帶譯成Whirlwind, Twister或Tornado之類的氣旋名稱。那樣的話，桃花島的東邪黃藥師簡直就是呼風喚雨的普洛斯佩羅再世了。黃藥師的雅號源自「藥師佛」。藥師佛居於東方淨琉璃世界，梵文名Bhaiajyaguru（藥師），英語直譯為Medicine Teacher，通常尊譯為Healing Buddha或Medicine Buddha。把「黃藥師」譯成Apothecary Huang，儼然是製售藥品的藥劑師，格調被瞬間拉低。王重陽譯成Double Sun（兩個太陽），顯然沒明白「重陽」的意思，還容易讓飢餓狀態下的讀者聯想到單面煎（sunny side up）的雙黃蛋。
「雕」的譯法
郝玉青在附錄二討論了「雕」的譯法，只算是對現有錯誤譯法的妥協，並不具備什麼說服力。她一方面承認「雕」通常都譯為eagle，一方面聲稱它在漢語裡「並不指代任何自然類別，而是泛指能夠捕獵大型脊椎動物的猛禽」，認為：「『雕』字提供不了
Aquila
（雕屬，即真正的雕）以外的更具體信息。因此，用eagle的譯法還值得商榷。」這就有些強詞奪理了。
首先，從硬科學的角度看，「雕」屬於鷹科雕屬，在中國共有四種，包括金雕（golden eagle)、白肩雕（imperial eagle）、草原雕（steppe eagle）和烏雕（greater spotted eagle），其中金雕體型最大、最為兇猛，全長可達七百八十五至八百五十二毫米，經常攻擊鹿類和野羊類。「雕」的泛指情況，通常出現在俗稱裡，例如別名「座山雕」的禿鷲（禿鷲屬，英文名cinerous vulture）和高山兀鷲（兀鷲屬，英文名Himalayan griffon），以及俗稱「黑臭雕」的黑兀鷲（黑兀鷲屬，英文名black vulture)。後兩種在東北和蒙古地區均無分布
（高瑋：《中國隼形目鳥類生態學》，科學出版社，2002）
。
「雕」明確對應著英文的eagle，而並非其他猛禽名稱。這是閔福德和賴慈芸譯為
Eagle and Heroes
，韓倚松和劉奕德譯為
The Eagle Shooting Heroes
的根本原因。
郝譯本採用的condor屬於美洲鷲科。它的標準譯名並不是眾多批評者以為的「禿鷲」。杜亞泉1933年編輯的《動物學大辭典》將它譯為「神鷹」。這個譯名估計是最初將「神鵰」錯譯為condor的原因。目前condor正規譯名還有「康多兀鷲」和「神鷲」，包括加洲神鷲（California condor）和安第斯神鷲（Andean condor）兩種。後者體型較大，全長一千一百七十至一千三百五十毫米，但也只超出金雕二分之一左右。原作強調兩隻雕「比之常雕大出倍許，實是異種」，譯成condor未必能達到明顯的異樣效果。而且，既然譯者把小說視為fantasy，出現體型超常的eagle，哪怕是體型超常的pied falconet（小隼，鷹隼類體型最小者），應該也不奇怪吧？
郝玉青強調condor是網絡通用譯名。但那畢竟是1983年TVB音像製品封面為代表的通行譯法，當時未必以英語觀眾為主要考慮對象，譯法粗糙不講究，也無可指責。另外，在金庸小說尚處於經典化初期的七十年代末，「雕」「鷹」和「鷲」的名稱意象疏於區分，很可能也是造成譯名混淆的主要原因。明河社1976年修訂本《射鵰》系列的封面，分別使用了林良的《雙鷲圖》、朱耷的《雙鷹圖》、潘天壽的《松鷲》和吳作人的《鷹擊長空》；《神鵰》系列的封面，分別是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各自的《楓鷹圖》、潘天壽的《禿鷲》和指畫《雄鷹》。從「禿鷲」到「美洲禿鷲」，也就順理成章了。
明河社版的《射鵰英雄傳》
但是，既然譯界與學界在近二十年內已經對「雕」的譯法形成了一定共識，為什麼非要不予理會呢？何況網絡上的「反禿」派並不算少。
譯者的根本考量，體現在附錄二裡面：「即使在英語世界，金庸作品已經屬於某種集體想像。我想讓自己的譯文與現有的金庸愛好者產生互動，他們已經為這個名稱系列下的小說投入了相當多的時間與熱情。另外，我還想吸引更多的愛好者。」在曾經做過版權經紀人的譯者眼裡，在她分析判斷的「集體想像」面前，原文本意似乎並不是第一位的了。
為了呼應標題，《英雄誕生》的封面是一隻高舉的黑色鳥翅，但它看起來既不像雕也不像神鷲。為此我專門請教過猛禽研究的專家。專家說：她覺得更像是烏鴉翅膀。
靖哥哥和華箏從小餵大的，可是兩隻白雕。
這並不是郝譯本獨有的問題，《鹿鼎記》英譯本第二冊的封面，就是雍正cosplay扮相之一的《胤禛行樂圖冊》喇嘛裝頁，讓人瞬間產生穿越感。《射鵰》英譯本的第二卷《未竟之約》（）尚未出版，但宣傳封面上的那件兵器，怎樣看都像屠龍刀。
A Bond Undone
《射鵰》英譯本的第二卷《未竟之約》
零星文化信息的消失
前面提到的陳勁松文章裡，對郝譯本翻譯策略的批評較為嚴厲：「背景和人物的省略在此書中比比皆是，這固然降低了國外讀者的閱讀門檻，但沒有了歷史背景的《射鵰》三部曲也失去了靈魂。」確實，除了大段刪減背景鋪述和情節內容，許多零星的文化信息，在郝譯本更是不知不覺地消失了。單看第一回：張十五與郭楊二人縱談時事，痛斥徽宗、高俅、李邦彥、郭京、秦檜，並稱頌李綱、嶽飛、韓世宗等忠良的三大段內容，後面的傻姑出場、曲三等人痛斥高宗和韓侂胄、張十五念誦《滿江紅》等情節，統統刪了個精光。曲三從皇宮偷取徽宗的「翎毛丹青」和「瘦金體書法」，只譯成了「繪畫與書法」。幾個人關於徽宗藝術造詣的評論，和曲三聯想到黃藥師而發出的思念感慨，這些塑造人物的重要筆墨全都被省略。原著第二回裡描寫醉仙樓外的景致，提到嘉興舊稱「檇李」的由來和南湖特產沒角菱，譯者把「檇李」名稱移到第一回（譯為Drunken Plums，「喝醉的李子」，而不是原文「甜香如美酒」的李子）。吳越歷史背景被省略，「沒角菱」僅譯為菱角。這種合併省略的方法，在處理南希仁出場描述時也使用過。對照閔福德在《鹿鼎記》第一回開篇處對揚州文化背景介紹的譯法，包括引用杜牧的詩歌，都是逐句翻譯，未有疏慢，文字也極順暢。
如果非要較真，郝譯本這種刀劈斧斫的譯法，堪比當年金人過境，徒留滿目瘡痍。
但如果說郝譯本省略歷史背景而導致「失去靈魂」，多少還是有失公允。因為譯者畢竟認真處理了許多文化名詞（部分尾註裡的詳細解釋，其實是大幅度刪減過後的翻譯補償方式）。例如正文將「靖康之難」譯為「Jingkang Incident」，尾註裡補充解釋中國年號制度和「靖康」二字（Serenity and Vitality，「祥和與活力」，伊沛霞的譯法為Secure and Vigorous，「安寧而生機勃勃」），提示了這個關鍵詞具有的歷史象徵與反諷，並與正文裡的角色名稱形成對應。
有些解釋，則再次顯露出譯者文化背景知識的不足。例如「九泉」的解釋，就有些畫蛇添足。譯者說它源於佛教概念nakara，某種程度上近似轉世投胎前的煉獄。後面又提到冥府十王系由玉帝指派等。首先，「九泉」的概念要早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其次，譯者所說的nakara，應該是指梵文的地獄，但正確拼寫是naraka；再次，太史文（Steiphen F. Teiser）在《〈十王經〉與中國中世紀佛教冥界的形成》第二版序言裡專門強調：佛教冥界宜直譯為dark regions，因為它既不是純粹懲罰式的地獄，與天主教煉獄也存在著根本區別——它並不強調靈魂不朽以及至高上帝的最終審判。
詩詞歌賦是中國小說裡不易轉換的內容。原文有一首《瑞鶴仙》，譯法可圈可點。但「嫩冰猶薄」被譯為Tender is the ice unweaned（稚嫩的冰很柔弱），就有些古怪；「想含香弄粉，豔妝難學」，是指梅花的心態，譯為Perfume and powder/all brushed away，成「香水脂粉/一掃而盡」了。「家山何在？雪後園林，水邊樓閣，瑤池舊約，鱗鴻更仗誰託？」譯為：Where is home? A garden after snow? A lakeside pagoda? To Jade Lake, a ne'er forgotten beau. But which messenger can she trust?（故鄉何在，在雪後園林嗎？在湖邊寶塔嗎？瑤池邊，一位無法忘卻的戀人。但她能相信哪一位信使呢？）變成一連串的急迫問句，意境結構上頗成問題。
王處一在危難時分擊榻而歌：「知其雄兮守其雌，知其白兮守其黑，知榮守辱兮為道者損，損之又損兮乃至無極。」譯為：In peacock there is peahen,/Just as in colour there is grey. /For a Taoist fame is ruin,/In permanent replay.（雄孔雀裡有雌孔雀，/就像彩色之中有灰色。/道人以榮名為損毀，/永恆地再現。）譯者沒有意識到這段內容典出《道德經》第二十八章，所以自作主張，譯得面目全非。
再看譯本前言對1205年江南地區的解釋，也很容易產生歧義：「這些地區一直遠離北方政治中心，獨特的地貌使之得以抵禦帝國的馴服力量」，「人工建造的大運河在這裡奔流湧入南方河道的蠻荒激流」，「南方在帝國的眼裡顯得難以駕馭」，而這裡法律與秩序的真正維護者，是「一群常年習武的豪邁男女」，「他們以家鄉地貌作為象徵而自喻：江湖，甚或是『武林』」，「兩者都是他們這個群體的隱喻」。
這不僅無視北宋以前歷代南方政權的長期建設成果，還容易讓人以為「江湖」僅存在於南方。且不說「武林」與「江湖」的詞義差別——江湖兒女成為「法律與秩序的維護者」，還算以武犯禁的「俠」嗎？我們不妨拿閔譯本《鹿鼎記》裡「江湖」的註解作比較。這是全書篇幅最長的解釋詞條，共計四百餘詞。閔福德認為「江湖」最早是指長江與洞庭湖，後泛指三江五湖，或仕人退隱之地，再轉而指代「中國古代與儒家正統相對立的整個地下文化，以及不法遊民群體」，「尤其是在南方，類似人群通常往返於水路，故而有走江湖之名」。它廣義上「包含了一切處於社會『邊緣』與流離失所的成員」。他在簡單介紹這些複雜成員身份以及江湖規矩、兄弟義氣之後，進一步指出：「金庸所有的小說都以中國的江湖世界作為豐富背景。」
閔福德譯《鹿鼎記》
除此以外，像「丐幫」「英雄好漢」「點穴」「斤兩」「義氣」「內功」「功夫」「武林」「氣」「招」「少林功夫」這些同樣出現在《射鵰》裡的關鍵詞，以及《鹿鼎記》特有的歷史文化名詞，閔福德都有更精到的解釋。這些詞條依序彙編起來置於篇首，相互之間又形成內在關聯，對於關注文化內容的讀者而言，閱讀起來更加方便。郝譯本使用零散的尾注方式，對於電子版讀者還算方便，但紙質版的閱讀體驗並不好。
閔譯本的有些解釋詞條頗有探幽發微的作用。這種文本闡釋功力，在郝譯本裡並不明顯。例如，閔譯本把「江湖」人士特徵與英、法、美、澳不同時期的類似人群做了頗有趣味的比較，在解釋「宦官」時，不僅講述了相關歷史背景，還側重說明了委婉語「寶」與主人公名字之間的關聯。韋小寶行走的荷爾蒙形象也就躍然紙上。讀者如果能夠藉此體會到明顯的反諷意味，估計就不必一味譴責金庸先生的直男情結了。
郝譯本的形式創新
郝譯本的文字功底究竟如何，可謂見仁見智，但至少她在形式上有創新。比如，人物表裡按照類型加以歸類，「主角」包括郭靖、楊康和黃蓉，「宋代愛國者」有楊鐵心（穆易）、郭嘯天、曲三，「朝中叛國者」（The Song Imperial Traitors）是段天德和王道乾，其他則有五大高手、全真教徒、蒙古人、金人等類別，這樣確實比較有利於英語讀者的理解。
如前所述，除了大量刪減之外，郝譯本裡還有一些增譯內容。例如第六章裡郭靖與完顏洪烈手下過招時，把「高姓大名」說成「弟子是江南七俠門下，請教四位大姓高名」。譯文按照正常語序譯出，但添加了he managed to stutter, his nerves had garbled them（他嗑嗑巴巴，情急之下說得亂七八糟）。施東來認為這樣充分顯示出郭靖的緊張。但郭靖未必緊張，他只是說不慣這些文雅的話。如果譯作I'm the disciple of the seven south of the heroes（弟子是江俠七南門下）, 或with whom I am conversating（請講四位高姓），一樣能顯示他的木訥。
郝譯本的另一個創新點，是在開篇序言（Introduction）裡另外塑造出偽說書人的口吻，扼要介紹了十二卷本《射鵰英雄傳奇》的整體框架、主要人物、故事背景與主題，以及作者情況。這段文字還採取維多利亞小說慣用的敘述者直接介入手段，用Dear Reader來跟讀者直接「打招呼」，中途不時來一句：「您現在手裡拿的，是全世界最受喜愛的故事之一、是最偉大的一部史詩。這是它的第一卷。」這種互動方法可謂推陳出新。在人物表之後的前言（prologue）裡，郝玉青自稱「這個故事的譯者」（translator of this tale），結稿於「杭州（現在的臨安城）」。這都是模擬中國傳統說書形式，與讀者拉近距離的有效手法。
郝譯本從第二回開始，越來越多地將人物的直接思想內容（direct thought）轉為自由直接思想（free direct thought）。例如在與丘處機比拼時，「張阿生心想：『要是再像剛才那樣把銅缸舉在頭頂，怎能喝酒？』」，譯文裡變成了：「要是把銅缸舉在頭頂，怎能喝酒？張阿生心想。」原文裡的內心想法，在譯文裡被去除引號，而且還採用倒裝句式。再如，完顏洪烈在醉仙樓暗中觀戰：「在一旁瞧著，更撟舌不下，心裡計較：『最好這老道醉得昏天黑地，那江南七怪乘機便把他殺了。』」譯文變成：「完顏洪烈仍在瞧著，心裡愈發震驚。我希望他們把這老道灌醉，然後結果了他，他對自己說道。」這種近乎意識流的綜合處理手法，有利於讀者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直接感受到人物當時的內心想法，並與之產生共情。
郝玉青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聲稱，「『俠』的文化跟傳統西方是有連結的。從中古歐洲時期的騎士傳奇（一種文學類型）、十九世紀的小說如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和沃爾特·司各特的《伊凡霍》，到近期的奇幻文學，都有『俠』的元素。」這種比附，金庸先生在閔福德譯本序言裡也說過。但他在比較中西之俠（knight-errant）時，強調的是根本差別。郝玉青則順風順水把武俠文類歸入了當代西方讀者更熟悉的奇幻文學之列。
由於《英雄誕生》在處理文化專有內容方面的不足，導致有讀者認定金庸小說「植根於中國文化，歪歪扭扭走出去並不是一個好選擇」，這就有些過分強調了「不可譯」的情況。從道理上說，郝玉青的看法完全沒錯：「外國人讀金庸也一樣，不同讀者有不同背景，他們理解程度也許不一樣，但不代表不懂。有些細節，比如什麼是穴道，西方讀者可能會事後補充去了解，但不了解也不影響他們讀這個故事。」
這讓我想起語言哲學家蒯因在解釋語言指稱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of reference）時，假設出的「猜兔子」情境：語言學家和土著人同時看見一隻兔子跑過，土著人脫口說出「gavagai」。由於雙方語言體系與實際情境的對應模式存在著根本差別，語言學家只能猜測對方說的究竟是「兔子」，還是「動物」或「白色」，並通過對方的贊同或否定，來判斷推測是否準確。即使兩人可以再次檢驗猜測結果，但每一次的刺激環境都會發生變化，所以語言學家最終無法判斷：對方說的究竟是否完全等同於自己的推測。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無法使用「兔子」這個詞來翻譯和有效交流。蒯因將這種指稱不確定性的交流情境命名為「原始翻譯」（radical translation）。
「猜兔子」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在跨語際的轉換過程中，由於基礎文化概念和語言思維模式的不同，在一定時期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解，是很正常的事。這也正是多數普通中文讀者都可以對郝譯本挑剔的原因（包括我現在的挑剔），但反過來看，譯者還可以說我們對英文世界的思維感受模式缺乏了解。退一萬步說，完美翻譯雖然不存在，但翻譯實現的交流效果和表意充足性（adequacy），畢竟還是可以逐步實現和提升。
郝譯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庸原作的面貌，並且形成了特定的語言風格，和自身相對完整的敘事。但這種整體性的完成，無論是放在金庸作品的總體發展框架，還是在「射鵰」三部曲裡，還是顯得有些偏狹。例如譯者在序言裡表示原作雖然「不可譯」，但「這個故事裡的愛、忠誠、榮譽，以及個人與歷屆腐敗政府及侵略軍進行對抗的力量，具有所有故事都希望達到的普遍性」。但是就像韓倚松所說，《射鵰》裡塑造了「江山」與「江湖」兩個平行世界；《神鵰俠侶》的主導價值觀，已經開始從宏大歷史敘事偏向個體心理與認知的成長，從政治社會價值偏向於人性價值的維度；到了《倚天屠龍記》，則是對「江山」和「江湖」都產生出懷疑。過於強調那些一目了然的俠義主題，很容易讓國外讀者忽略小說內在的文本複雜性，和原作者的文學思想進程。
郝玉青
「有趣的過濾」
《英雄誕生》的出版人克里斯多福·麥克洛霍斯在9月中旬參加「2018成都國際書店論壇」時表示：翻譯出版的書籍經過原文語境出版商的考察挑選、編輯整理和方案介紹，再經由翻譯的細讀和闡釋，可以產生出更多意義。他稱之為「有趣的過濾」。同時他強調要尋求英語在「質量或力度」上無法相比的「不同東西」。與他對談的主持人楊照則表示：「我們想要知道金庸到了英文的世界裡，金庸到了西方讀者的心裡，他們究竟會讀到什麼，他們會感受什麼。倒回來，會不會因為這樣我們願意重新評估金庸在我們心中的地位，以及我們對金庸作品的認知跟理解？」
這就回到了本文開始時的問題：譯者（以及出版者）究竟應該怎樣給原著定位，並輔以相應的翻譯策略？
從個人角度看，我覺得《英雄誕生》的譯法，基本上不屬於對待文學經典的態度。即使是一部通俗經典，也不應如此對待。
當然，翻譯闡釋者不可能讓每一位讀者都感到滿意。畢竟科莫德（Frank Kermode）還說過：「我們稱為經典的書籍，既擁有恆久的內在品質，也擁有適應變化調整的開放性，這讓它們能夠在永無停歇的安排變化中存活下來。」
（
The Classic: Literary Images of Permanence and Change
，Harvard, 1975）
韋努蒂認為，翻譯活動具有獨特的文化力量。當某個外語文本進入目標語境，並啟動經典化過程時，譯者會把學術界或其他重要文化機構裡佔據主導地位的通行詮釋內容提供給這個文本。譯者如果想要努力保持原文的形式和主題特徵，並在某種程度上將原文語境的文學傳統與批評範疇納入目標語境，那麼這種詮釋才會體現出原文語境對該文本的理解和評估。與此同時，由於譯者必須採用目標語境的語言方式、文學傳統，並追求特定文化價值與效果，面向特定的讀者群，因此還會對文本在原文語境下的理解和評估做調整。
喬治·斯坦納把翻譯闡釋過程形象歸納為「信任、進攻、吸納、補償」四步驟，因此曾被人指責為濫用攻城略地的暴力隱喻。拋開政治正確的苛求，我們不難看到，翻譯活動在「為外語文本的經典化做出貢獻的同時，必然會給這部文本及其接受環境帶來改變」
（韋努蒂語）
。《英雄誕生》只是這個經典化過程中的眾多調整形式之一。就像女真人攻陷汴京，蒙古人攻陷襄陽，最後仍會被這片土地積聚的厚重文化而吸聚納取。
《紐約時報》在1989年1月3日刊登伍潔芳（Sheryll Wudunn）的書評《中國人需要的不止是一則文學傳奇》，裡面提到金庸先生的常規閱讀書目不僅包括中國古典文獻，還有約翰·洛克和容格心理學。但金庸先生對佛教的長年修習，讓他體會到「過多閱讀是一種障礙」，所以「最好是讓你自己的心智保持自由，不要讓他人的想法擾亂到你自己的自由思想」。
相信他在說這番話的時候，也會想到自己多年經營的文字的歸途。
世上沒有哪一座城池可以永無傾頹之日，包括文字構建的經典城池。無論攻破牆垣者是出於何種動機，是洋夷外番還是山賊巨寇，是在笑書神俠的浪漫年代，還是飛雪連天的肅殺時光。
山河如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這是金大俠從政治與文學層面留給我們的雙重現實主義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