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拉美中心主任 陳濤濤
自2019年12月初中國出現首例新冠病毒肺炎以來,病毒已經席捲全球。這場始料未及的全球性災難,暴露了人類在大自然的巨大挑戰面前的脆弱性,也考驗了各國政府在公共衛生危機面前的應急能力。反思當前事態、清醒認知自我,是未來攜手共進的基礎。
反思一:對未知病毒的反應遲後:映射人類對「未知病毒」的認知缺憾
從中國來看,當病毒在中國武漢初次顯現的時候,我們對其傳染特性、危害程度的認知都是不充分的。雖然《柳葉刀》雜誌研究披露,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是2019年12月1日出現病症,直到2020年1月20日,我國科學家才確認,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存在人傳人現象,由此才有了武漢封城和全國隔離的緊急措施。
再從世界來看,在真實目睹了中國艱苦卓絕的「抗疫戰爭」的情況下,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反應更是滯後的!儘管武漢封城震驚世界;儘管世界衛生組織1月30日就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構成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從後續各國出現的疫情情況來看,幾乎所有國家都沒有做好應對疫情在本土爆發的準備。
以上事實充分暴露了人類在未知病毒面前認知的遲後性,在應對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反應的滯後性。然而,這種人類認知的遲後性和反應的滯後性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是人類智慧的有限性所決定的。正視人類智慧的有限性,承認人類在應對自然災害時脆弱和遲緩的一面,是人類能夠客觀地認識病毒的危害性從而攜手共同抗擊病毒的認知基礎。
反思二:各國防疫差異:是制度、文化的差異嗎?
人類對於「病毒」的認知與反應雖然存在普遍的滯後性,但不同國家對於疫情的控制局面仍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這種差異是否是制度與文化差異造成的?
從最早出現疫情的中國來看,當科學家確認病毒會人傳人之後,中國政府果斷採取了武漢封城、其他城市嚴格隔離的應對政策;武漢及全國人民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即使是在傳統的走親訪友的春節期間,仍自覺居家隔離,外出佩戴口罩。最終在兩個多月後,終於取得了抗擊疫情的初步勝利。
再從韓國和德國的實例來看,在2019年12月31日中國向世衛組織通報疫情後不久,兩國政府均在1月初國內尚無確診病例時就有所警覺和準備;即便如此,其嚴格的隔離及管控措施也是在本土出現大規模聚集感染事件後才真正得以實施;在此關鍵時刻,文在寅和默克爾兩位領導人高度重視、不斷喊話,兩國民眾的意識在政府領導人的呼籲下、在政府隔離措施不斷升級的狀況下由弱漸強,最終對政府的政策予以了理解和配合。由此,才使兩國的抗疫結果可圈可點。
然而,美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雖然在新冠病毒被宣布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後的2月2日就決定關閉了中美邊境,但在美國本土新冠病毒開始迅速傳播的過程中,美國總統無視本土醫學專家的反覆勸諫,仍在大肆宣揚「樂觀」情緒,沒有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於此同時,美國民眾的防護意識也非常薄弱,在川普政府「樂觀」情緒影響下,2月底仍大型聚會不斷,出行不帶口罩,各州政府採取的居家政策也難以實施,最終導致了5月中確診人數超150萬、死亡人數超過9萬的慘劇。
以上各國防疫結果的差異充分說明,政府的應對態度、應對策略的及時性以及民眾的響應與配合,是最終控制住疫情蔓延的關鍵因素。儘管世界各國存在著制度、文化的不同,但這些都不是決定性的要素,這一點從韓國、德國和美國防控結果的巨大差異就可以一目了然。
一場人類罕見的災難,無論病毒的源頭起自那裡,給人類的重創已經釀成,並且仍在持續。人類智慧的有限性不只反映在初始認知的遲緩和對應政策的滯後上面,迄今為止,有效的藥物還未發現,疫苗也並非指日可待;而當前病毒的防治,都只能以切斷傳染途徑的「隔離」為基本措施,與制度、文化乃至意識形態的差異全然沒有干係。以當期疫情的蔓延情況,抗疫的勝利還遙遙無期,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取得抗疫的勝利。在此強大的病毒面前,就只能像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所提倡的那樣,要跨越黨派、信仰、意識形態等各種分歧,全球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病毒的挑戰。
(清華新聞網5月27日電)
編輯:李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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