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決策,豈能遊走於「紅線」之外

2020-12-16 掌上春城

掌上春城訊對個別企業「伸手要錢」,竟然在領導班子會上進行集體討論,並獲得一致通過!這樣的咄咄怪事出現在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平市林業局。該局原局長楊福榮等人將某公司當成局班子領導的「小金庫」「聚寶盆」,過年過節還收受企業送的現金、購物卡、年貨等禮品。結果可以預料,該局原局長楊福榮及參與討論的領導班子成員均受到紀法嚴懲。

集體決策,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明確要求,是集思廣益、科學決策的重要保障,也是預防腐敗的措施之一。如果說集體決策的底色是民主、科學、合理,那麼它不可逾越的「紅線」就是合規、合紀、合法。若以「集體決策」之名,行違規違紀違法之實,搞變通、觸紅線,其隱蔽性之強,危害之大,影響之惡劣不容小覷,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打著「集體決策」的幌子違規違紀

集體決策的正確行使方式,應該是針對某件事務,由「班長」牽頭,充分聚集每個人的智慧,整合班子的團隊力量,形成科學、精準、全面的決策。因此,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和大額資金使用等「三重一大」議題,以及研究敏感問題、疑難問題等,進行集體決策是各級黨組織通用的議事規則。

然而在現實中,卻有個別地方部門想方設法假借「集體決策」名義,違規發放津貼補貼、獎金或福利。湖南省祁東縣文化館館長蔣小平在2018年春節前夕主持召開班子成員會議,集體研究決定春節前召開家屬座談會,每人發400元補助;春節後按是否正常上班參加會議情況發放補助。兩次合計違規發放補助12000元。蔣小平受到黨內警告處分,違紀費用被收繳。

無獨有偶,為了謀求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一些人自作聰明,將集體決策視為規避監督的「旋轉門」。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自來水公司原黨總支書記、原總經理粟許波為達成「利益均沾」,提議用公款為班子成員每人購買一部新手機。這項荒唐的提議,最終竟然以班子集體決策的方式,形成實施方案,並很快付諸實施,公司為此花費公款2.51萬元。如此集體決策徒有虛名,等於「沒決策」,受到懲處也就不足為奇了。

「亂決策」也是少數領導幹部在集體決策中常犯的錯誤。他們或是「紀盲」「法盲」,或是明知紀法紅線,卻仍要「伸手」。一隻手急切地伸向民生「奶酪」,另一隻手又妄圖躲避推卸責任。

近期,浙江省開化縣民政局6名班子成員在扶貧開發工作中「亂決策」問題被通報曝光。2013年至2014年,時任縣民政局黨組書記、局長餘金華以班子會議集體決策的形式,決定由時任縣民政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移民辦主任江國平負責移民專項資金分配和項目包裝,以項目和培訓班名義套取移民幫扶資金84.53萬元用於行政支出(購買茶葉、支付招待費用等),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時任縣民政局其他班子成員對該決策未提出反對意見。2018年4月,餘金華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江國平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其他班子成員受到提醒教育談話處理。

這些不正確的集體決策,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會議形式,無論披著看上去多麼華美的外衣,只要心底有「私」,侵佔公有資產、損害群眾利益,都逃不脫紀法的嚴懲。

集體決策緣何成為「遮羞布」

在某些部門單位,集體決策成為違紀違法的「遮羞布」,是民主集中制執行不到位的結果。從近幾年通報的典型案例來看,有的一把手花錢一支筆、用人一句話、決策一言堂,活脫脫地成了「一霸手」,集體決策形同虛設。

四川省青川縣蘇河鄉黨委原書記柳豔春被商人「圍獵」之後,為了「投桃報李」,竟然通過集體研究,違反相關工作規定,將多個扶貧工程項目指定給為自己輸送過利益的商人實施。柳豔春「一言九鼎」,其他班子成員或是礙於情面或是迫於一把手的「威嚴」,每次表決都一致「同意」,所謂的集體決策成了柳豔春個人意志的附庸。2018年12月,柳豔春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並被移送司法機關。

「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也屢屢導致集體決策被用錯地方。一些心懷不軌的官員認為,即使是「集體研究」出現偏差,板子也是打在「集體」身上,儼然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態度。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街道一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劉守東,集體決策違規購卡400張。劉守東在接受審查時交代說,他認為只要經過了集體決策,就能降低風險。結果,正是他的僥倖心理,讓整個集體都跟著「栽了」。

一些單位的班子成員明哲保身的好人主義心態泛濫,也助長了「班長」將集體決策玩弄於股掌的「膽量」。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雙城區法院原院長史山泰等16名黨員幹部嚴重違反工作紀律,涉嫌濫發辦案補助、揮霍浪費公共財產。當史山泰在黨組會上提出「要想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就得給予幹警適當獎勵,這筆錢就得以辦案經費的名義在院裡核銷」時,大家都沒有提出異議。該仗義執言卻集體沉默,縱容胡作非為,一群「老好人」最終釀成了集體違紀的惡果。

專家指出,無論是搞「一言堂」,還是「法不責眾」、好人主義心理,歸根到底都緣自紀法觀念的嚴重缺失。少數主要領導憑藉老思想、老觀念、老模式行事,動輒就弄出個「破紀」或「破法」的會議紀要,為個人服務,為「圈子」服務。加之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致使集體決策成為違規選人用人,違規幹預、插手有關事項等方面的「助推器」,並且屢試不爽。

讓集體決策「言歸正傳」

集體決策一旦錯位,勢必違反黨的組織紀律,縱容腐敗行為,汙染政治生態,必須堅決遏止。

針對現實中一些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違規決策,在「三重一大」問題上獨斷專行,借集體決策之名行違規之實的現象,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七十條對原有違反民主集中制的情形進行擴充,增加「故意規避集體決策」「借集體決策名義集體違規」等條款,將紀律的籠子扎得更緊。

湖南省廉政建設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鄧聯繁表示,在貫徹落實新《條例》時要聚焦「關鍵少數」,特別是各級黨組織一把手,加強對他們的紀律約束,督促他們更好地承擔起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要牢固樹立「集體研究集體決策,集體失誤集體責任」思想,引領黨員幹部特別是「關鍵少數」修好共產黨人的「心學」,以無私的情懷、擔當的精神,依規依紀依法自覺履職盡責。

「要釐清決策責任主體。」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孫笑俠建議,要建立和完善集體決策記錄「臺帳」,完整記錄集體決策由誰主持、誰動議、誰贊成、誰反對、誰棄權等關鍵信息,做到集體責任追究時有據可查;再有要健全決策問責機制。權責對應、過責相當,將責任細化到個人身上,對經集體決策導致決策過錯發生的,贊同該決策和不發表意見的人都要承擔相應責任。

讓集體決策在正確軌道上運行,「好人主義」是必須搬開的「路障」。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桑學成說:「要堅持講黨性不講私情、講真理不講面子,打消自我批評怕丟面子、批評上級怕穿小鞋、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等思想顧慮。堅決反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以及文過飾非、知錯不改等錯誤傾向。」

加大以案示警的力度,以儆效尤。福建省三明市大田縣紀委書記、縣監委主任黃家發認為,對那些打著集體決策旗號搞歪門邪道、損公肥私、不正之風而犯錯誤甚至違紀違法的人,一定要嚴肅追究責任。在此基礎上,要加大懲處力度,形成「法要責眾,違法必究」的氛圍,不因違紀違法者眾而放任,查處一起、曝光一起、警示一片,讓集體決策掩蓋下的違紀違法行為無處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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