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理解一件事有兩種不同的方式。第一種是聚焦在記住一件事的名稱。第二種理解方式，是聚焦在真正理解這件事的實質。
很不走運的是，應試型的教育和從小養成的習慣讓大部分人更習慣於第一種理解方式。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費曼在《別鬧了，費曼先生》一書中提到他兒時深受父親的影響。父親很早的時候就教育他一個道理：
看見那隻鳥了嗎？那是一隻短雉轉鳴鳥，但是在德國它被叫作halzenfugel，在中國他被叫作Chung Ling，即便你知道它所有的名字，你依然對這隻鳥一無所知。你只是對人有一點理解罷了：你知道人們怎麼叫這隻鳥。現在你看，這隻短雉轉鳴鳥在歌唱，在教導幼鳥學習飛行，它在夏天橫跨整個國家橫渡上萬英裡，但是沒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辨別方向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知道一件事的名稱，並不等同於真正理解它。這就像是我們從小學習數學，一直學到大學，我們從背九九乘法表，一直記到偏微分方程，卻偏偏沒有學會「數學思維」，真正學會從數學的角度來看待身邊發生的問題。
不信，看看費曼在巴西訪學時的經歷，是不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費曼在80年代到巴西訪學，在大學裡教授物理。當時的巴西正是奮力追趕西方科學的時候，全國上下，有一股學習科學的熱情，這一點遠勝於當時的美國。
但很快，費曼就發現了問題，在課堂上他的物理研究生學生能夠把複雜的物理學公式倒背如流，但卻不能回答他提出的生活中的簡單物理學問題。
研究了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原來我的學生把什麼都背得很熟，但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些什麼。
當他們聽到「從具備某個折射率的介質反射出來的光」，他們完全不曉得這就是指「水」之類的東西。他們不曉得「光的方向」就是當你看著一些東西時的方向，諸如此類。
因此當我問「什麼是布儒斯特角」時，我就好像在向一臺電腦問問題，而剛好敲對了關鍵字眼而已。但如果我說「看看海水」，就什麼反應也沒有了——在他們的記憶裡頭，沒有「看看海水」這一條呢！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巴西的物理學教授身上，費曼發現他們在談慣性矩時，卻不會討論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掛在門邊，而你要把門推開有多困難；但如果你把這件重物掛在接近門軸之處，推門便輕鬆得多。
在離開巴西前，巴西科學研究院邀請費曼給各位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發表演講，講述自己在巴西教學的所見所聞，他發表了以下著名的演講：
我說：「我這次演講的主題，是要向各位證明，巴西根本沒有在教科學！」
他們明顯地激動起來了，全都在想：「什麼？沒有在教科學？這話太瘋狂了！我們開了一大堆科學課呢！」
我告訴他們，剛到巴西時，令我最震驚的是，看到小學生在書店裡購買物理書。這麼多巴西小孩在學物理，全都比美國小孩更早起步，結果整個巴西卻沒有幾個物理學家，這真是令人驚訝極了——為什麼會這樣？這麼多小孩那樣的用功，結果卻一點成效也沒有！
我舉例說，這好比一個深愛希臘文的希臘學者，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國家裡，小孩都不大愛念希臘文。但當他跑到別的國家，卻發現那裡的人都在研究希臘文，甚至小學生也在讀，他高興極了，但在一個主修希臘文學生的學位考試上，他問學生：「蘇格拉底談到真理和美之間的關係時，提出過什麼主張？」——學生答不出來。
然後學者又問：「蘇格拉底在第三次對話錄中跟柏拉圖說過些什麼？」學生立刻眉飛色舞，以極優美的希臘文，一字不漏的把蘇格拉底說過的話背出來。 可是，蘇格拉底在第三次對話錄裡所說的，正是真理和美之間的關係呢！
這位希臘學者發現的是，那個國家的學生學習希臘文的方式，是首先學會字母的發音，然後是字的讀法，再後來是一句及一段地學下去。他們可以把蘇格拉底說過的話倒背如流，卻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臘字是有其意義的。對學生來說，一切都只不過是些很人工化的聲音罷了。從來沒有人把這些聲音翻譯成學生看得懂的東西。
我說：「當我看到你們教小孩『科學』的方式時，我的感覺就跟那希臘學者一模一樣。」
費曼一直非常清楚"knowing something"和"knowing the name of something"的區別，這是他成為20世紀最優秀的物理學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費曼在巴西的經歷，是否讓你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呢？
可能現在的學校教學質量已經大大改善，但不可避免的是，在讀這篇文章的你接受的很可能是類似的教育。我們很多人在成年後還在犯同樣的錯誤，不求甚解。我們使用寬泛、一般化的語言來掩蓋對於事情理解的模糊和匱乏。
李笑來在《新生》一書裡提到：
概念是一切知識架構的基石。所謂的「獨立思考」 ，對其最樸素的描述無非是：能夠獨立地、正確地使用正確的概念。
所以，建立一個更好的處理系統的第一步，是採納第二種理解方式，不再糾結於是否記住了一個概念的名稱，而是真正理解它們，不再模糊、似是而非。
而幸運的是，費曼也和我們分享了他的學習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