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頤，河北大學-中央蘭開夏傳媒與創意學院講師、傳播學博士，北美媒介環境學會會員。
唐遠清，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導，海南師範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學院特聘教授。
本文為海南省意識形態與輿論研究基地課題「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創新研究」研究成果。
加拿大媒介環境學家、多倫多哈裡斯藝術學院主任埃裡克·麥克盧漢（Eric McLuhan，以下簡稱「埃裡克」）博士不幸於2018年5月18日辭世。埃裡克是一位享譽國際、屢獲殊榮的傳播學者，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多所大學任教。北美媒介環境學會（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簡稱「MEA」）在通告埃裡克逝世的信中指出，埃裡克在文學、感知、高速閱讀技巧、傳播理論、媒介、文化、埃及古物學以及文藝復興的性質結構等廣泛的學科領域有著40多年的教學經驗。
眾所周知，埃裡克是大名鼎鼎的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以下簡稱「馬歇爾」）的兒子，埃裡克的學術背景和他父親馬歇爾相似，他1972年在威斯康星州獲得傳播學學士學位，分別於1980和1982年在達拉斯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他的學術研究也往往和其父親聯繫在一起，或許是因為其父親太過耀眼，或許是因為其學術研究建立在其父親學識的基礎上，他沒有獲得應有的學術尊重。但其實，他是當今媒介環境學界公認的成果頗豐的媒介環境學家。
1964年以來，埃裡克的研究和思考以書籍、雜誌和期刊論文的形式發表，關於媒介、感知和文學，他除了發表論文，還出版書籍，包括三本影響深遠的著作（和父親合著）：《媒介定律：新科學》《傳播理論》和《媒介和決定原因》。在媒介研究中，埃裡克結合文藝復興討論了媒介環境學研究今後應關注的問題。
埃裡克談到，「文藝復興」在1845年首次出現在英語中，與「文藝復興」同時出現的是電報的發明。電報技術引發的文藝復興今天依然存在，目前，當今西方和世界仍處於人類歷史上大規模文藝復興控制中，媒介技術的發展引發了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代文藝復興的證據隨處可見，我們文化、藝術和科學的每一個可以想像到的角落，目前都捲入了不斷發現和再發現的發酵過程之中。今天的生活是不理性的、是千變萬化的。電子媒介的存在和普及使這種發酵變得無形。從19世紀中期開始，新文化的誕生發展過程和不同文化的交替沒有停止，由電子媒介引發的文藝復興也沒有減弱的跡象，相反，它顯示了種種加速的跡象。這種加速與媒介技術有關。西方文化在今天轉變的一個重要現象是，部落體驗在大規模受眾中的復興。部落體驗是媒介技術的發展，也就是電子媒介帶來的，網際網路技術讓受眾可以超越時空，同時在線並參與各種網絡活動，為受眾帶來部落體驗。公眾閱讀的大規模消失是印刷媒介的一個副作用，但是，電子媒介的同時性和參與性又誕生了大規模受眾。
總之，電報技術引發的文藝復興仍然籠罩著我們，20和21世紀影響我們的文藝復興如此重要，並且無形；而這麼大規模的媒介技術影響下的環境變化應該成為媒介環境學考察的客體，這就是埃裡克指出的當今媒介環境學研究應該關注的問題。埃裡克還談到，環境學是研究包括所有自然環境和我們投放到土地、空氣和水中的不同物質的科學，媒介環境學家要試圖去理解包括本土和全球的汙染等問題。然後，他引用了父親的著名論斷：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人類創造的媒介也是環境，不同的技術披著不同的外袍。馬歇爾認為，應該在環境中理解新的或舊的媒介。關於這一點，諸多媒介環境學者或隱或顯的思想是相同的，即媒介是環境，媒介塑造新環境，媒介是世界的延伸。所以，理解媒介就要理解研究媒介影響和塑造中的仍處於文藝復興中的世界。
聯繫「決定因果」研究媒介技術，
將導向「稻草人爭論」終結
在斯特雷特看來，埃裡克是媒介環境學一位重要的學術貢獻者，或許他最重要的學術成就在於他使得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決定因果觀作為一種理解人類傳播、創造性表達和技術創新效果的手段取得了發展。在父親去世後，埃裡克和父親合著的《媒介和決定原因》出版，書中，他建立了一個新的對人類活動和創造物的理解方式，一個比試圖把這些現象嵌入簡單的因果關係更有意義的方式。這最終將導向技術決定論「稻草人爭論」的終結。
那麼，為什麼說埃裡克的研究，聯繫了亞里斯多德的決定因果觀並將導向「稻草人爭論」的終結？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1.埃裡克分析說明了馬歇爾的目標始終是探索、記錄和解釋文學和文化作品中決定原因的運作、創作過程，他對有效原因等其他原因並沒有特別的興趣。
媒介環境學研究的是媒介對人和社會影響的決定原因，而非唯一原因和所有原因。關於事物與原因，亞里斯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說」：物質的（material）、最終的（final）、決定的（formal）和有效的（efficient），亞里斯多德本人經常以藝術作品的創作為例，說明四種不同的原因。在《形上學》中，亞里斯多德經常討論因果關係。但亞里斯多德的「決定原因」被認為是被解釋的最少和最不容易理解的，埃裡克談到，決定原因依然是個謎，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計劃或藍圖。人們往往並不想知道任何事物的原因，人們不想知道為什麼收音機讓希特勒和甘地相似，也不想知道印刷術導致了什麼後果。作為媒介的使用者，他們僅僅想參與其中。決定原因在這個時代仍然是巨大的神秘事物：受過教育的頭腦發現它太矛盾和無理性。傳媒專業的學生將會發現，在過去的500年裡，西方科學通過簡單的碎片化和量化過程，系統地排除了因果關係的研究。
埃裡克認為，馬歇爾和他合著的《媒介定律》一書也關注這一決定因果關係領域。他們的四定律使亞里斯多德與時俱進，四定律分析的是主體力量的作用模式，提供了一種對（媒介進化）決定原因的分析，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提出。而馬歇爾持有的「媒介是一種無形的、始終存在的提供服務或損害的旋風」說的正是媒介作為決定原因影響人類。也就是說，馬歇爾和他的觀點只是揭示出，技術對人類產生影響是因為技術本身是決定原因，但並不是說技術就是唯一的原因和所有的原因，還有其他原因。而且，馬歇爾對其他原因沒有特別的興趣。
關於埃裡克和決定原因，有趣、可以理解而又難以理解的一點是，埃裡克對亞里斯多德既結合（結合他的四因說），又反叛（又將決定原因置於邏輯之外）。埃裡克指出，決定原因是辯證法的局外人，產生於語法和修辭最基本、最深刻的地方。斯特雷特在分析埃裡克的學術時則說，決定原因是對邏輯的反叛，埃裡克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非亞里斯多德式的亞里斯多德。
2.對馬歇爾及其他媒介環境學派學者們是技術決定論者的認知和批判，是先歪曲地認知了馬歇爾等人的觀點，將馬歇爾等人歪曲地設定為一個技術決定論者，然後再攻擊這個已經被歪曲了的觀點。
斯特雷特在《媒介和決定原因》一書的序言中稱，馬歇爾和其他媒介環境學者被作為技術決定論者受到批判。實際上，技術決定論是未經應有的考慮加到媒介環境學者身上的詞彙，像「原因-結果」這樣的語言容易因為習慣、慣常活動混進來並被應用。所以，我們應該結束類似這樣的「馬鐙引起封建主義」的速記法引起的爭論。「決定原因」是具有突然性質和湧現性質的，是媒介環境學者在考慮技術變化對個人和社會影響時候想到的因果關係。埃裡克將媒介技術和亞里斯多德的「決定原因」聯繫在一起分析，從而指出了馬歇爾對技術對人類和社會影響的作用是一種「決定原因」的分析，而不是導致結果的「所有原因」的分析。「決定原因」不應該被速記法「原因-結果」這樣簡單、武斷地概括為技術是導致對人和社會影響的唯一和所有原因。
總之，「稻草人爭論」是指當想證明一個的觀點或論點優於相反的論點時，先歪曲對方觀點，然後攻擊這個被歪曲的觀點。那麼，對「被歪曲」的觀點的批判自然是不成立的了。埃裡克通過聯繫亞里斯多德的決定原因，說明了媒介環境學者們觀點並非是簡單武斷的技術決定論，因而導向「稻草人爭論」的終結。
埃裡克聯繫決定原因的思考，不僅是對亞里斯多德決定因果關係在媒介技術環境中與時俱進的結合，也是對馬歇爾學術研究、乃至媒介環境學研究的突破。對他學術觀點發表時期（2005）的媒介環境學主要代表學者來說，這種研究也是新鮮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當我們閱讀那些引人入勝的、百科全書式的文章時，我們發現「決定原因」並不是你所想的那樣，但這對你如何思考至關重要。
1998年9月4日，媒介環境學會（MEA）在美國成立。埃裡克作為在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媒介環境學家，儘管沒有擔任過MEA的會長或副會長，但作為MEA普通會員的他，積極參加學會事務。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身體力行參加學會活動，他是數次MEA年會的重要發言人，也是MEA會刊《媒介環境學探索》編輯委員會成員。
埃裡克總是通過媒介環境學會組織的會議、發行的期刊等平臺，與媒介環境學領域諸多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融洽地互動，對他們的研究做出積極評價，讚譽學者工作的意義，如他認為託馬斯·法雷爾的作品《沃爾特·翁對文化研究的貢獻：現象學和世界我與你的傳播》是一本（態度）謙虛的書，法雷爾為文化和傳播領域的學術提供了有價值的服務，讀者通過閱讀可以對翁的整體洞察力範圍有好的感知。再如他談到，學者們已經進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我只舉幾個例子：默雷·夏弗的《世界的調音》將對音樂家和作曲家的訓練拉離音樂廳，走向了大環境；簡·雅各布斯（如1961年、1969年、1984年）從媒介環境角度研究城市的動力；英尼斯和埃裡克·哈弗洛克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他們開啟了必須的研究路徑。
也是基於MEA這個全球第一的媒介環境學學術共同體平臺，埃裡克發表文章專門討論媒介環境學，指出了媒介環境者需要立即採取的三項行動：
一是通過訓練我們的感知、批判性的意識，以及研究每種文化的藝術怎麼使一種反應系統適用於探究文化和感知變化（像雷達站或地震儀的遠程預警線），以從藝術中汲取一切。
二是對於所有不同文化和社會中的所有新舊技術和它們的媒介環境，組織項目去研究效果，尤其是副作用研究。需要記錄不同媒介對不同文化的反應，並且學會預測新媒介可能帶來的效果。
三是設計和實施帶有控制（目的）的研究，讓對某種文化無害的新媒介不會影響另一種文化的幸福感，不至於讓另一種文化可能發現它的危害和毒性。
在指明了媒介環境學者要立刻行動起來的三項內容基礎上，埃裡克充滿激情地對學者們發出號召，號召媒介環境學者面向未來，他（2006）說：「如果你真的是媒體環境學者，這（三項行動）就是你的未來，應該也是你的現在。」
埃裡克的學術人生可謂獨具特點，首先，埃裡克知識廣博，在其他學者研究基礎上開拓創新，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學術人生又與父親的學術人生息息相關、不可分離。如果沒有馬歇爾在傳播學界的成就和聲望，不會有埃裡克的舉世矚目。從這個角度看，應該是父親馬歇爾成就了埃裡克的學術生涯；其次，埃裡克的學術身份特殊，他是著名的「講師」，直到逝世，也沒有獲得「教授」這樣的學術職務，從這個角度看，可能是父親馬歇爾影響了他的職業身份方面的晉升。就埃裡克的學術成果和經歷，可帶給學者們如下啟示：
1.創新想法和獨特的學術成果是一個學者學術生命的命脈。
尤其是名師的學術繼承人，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師長卓越的成績在給後人帶來正面影響的同時，也可能會遮蔽後人的學術成就，影響世人對其學術成果評價的客觀性。埃裡克雖然有博士學位，但他並沒有學術職位的任命，他並不是教授。通過前文的論述不難看出，埃裡克是有自己的創造性學術成果的。如果他不是馬歇爾的兒子，可能反而可以順利晉升為教授。人們往往只會注意到他父親的光芒和成就，僅僅將他的研究看作是他父親思想的一種延續和宣傳，似乎離開了馬歇爾，埃裡克的學術研究就不值得深究、無甚可談。
然而，這種態度可能是失之於草率的，事實可能並非如此，例如，在《媒介和決定原因》這本書中，前三章中除了第二章中包含有馬歇爾和巴林頓·諾維特合作的內容，其他是馬歇爾的作品，而第四章則是埃裡克的獨立作品。而且這一章被斯特雷特認為是對他父親和媒介環境學研究具有主要突破意義的一章。
2.媒介環境學、傳播學學術研究中，研究學者的範圍要拓寬、對學者學術內容的研究要加深，不然可能會錯過「學術採礦」的機會。
國內學界現在對西方研究工作的譯介、評價、吸收、反思在發展中，對媒介環境學派學者的認知和重視也在逐漸增加，但是，目前國外國內對媒介環境學派學者與技術決定論的關係認知上仍然是有分歧和偏見的，而通過上文的研究，可見這個問題的論爭是應該被埃裡克的成果終結的。
埃裡克的學術成就和他父親馬歇爾相關，也和其他學者如亞里斯多德等相關。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研究的學者範圍寬廣，這也是他能取得學術成就的原因之一。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在傳播學研究過程中，研究學者對象範圍方面要寬，內容方面要深，以便於多角度充分研究，助研究者取得成就。
就媒介環境學研究而言，對國外媒介環境學者研究在面上需要進一步拓寬，在內容上需要進一步加深，以促進我國傳播學三大學派共同繁榮發展。在西方，現在活躍的媒介環境學者有斯特雷特、萊文森、林文剛和一些加拿大的學者。雖然國內也有過研究馬歇爾的熱潮，但總體上看，國內研究媒介環境學的學者可以說是屈指可數。相比國外的媒介環境學研究景象，國內的研究情況可謂寂寥。
總之，不管國內外學術界對麥克盧漢父子的爭議有多麼激烈，無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媒介環境學研究的旗幟性存在。而埃裡克在延續繼承其父親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上，也做出了自己獨創性的學術貢獻，學界有必要對其學術成果給予更多的關注、研究和借鑑。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10期。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也可通過下方二維碼或網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進入國際新聞界微店，購買當期雜誌和過刊。
您還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