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在我國汗牛充棟的文言短篇小說中獨擅勝場，以其獨有的光輝和巨大的魅力廣得美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看重寫人，而其他諸作除少數於看重寫事的同時也注意寫人外，大多數是看重寫事的。
旨在寫事而又被人以「事事各異」、「文奇事奇」譽之者，是自魏晉唐宋以來絕大多數文言短篇小說的特點，因為僅在寫事上下功夫，所以未能普遍喚起讀者的文學興趣而形成巨大反響，只有少數在寫人上傾注精力而嶄露頭角者如《李娃傳》、《任氏傳》等，才出現過小說成熟階段所具有的藝術魅力。而《聊齋志異》書中所有篇幅較長堪稱為小說者，幾乎全都看重寫人，作者也十分致力於經營故事，但他是以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內心世界，來把他的故事寫活的，所以我們讀《聊齋志異》時，不僅看到故事，而且更清楚地看到故事中的活人；而讀其他多數文言短篇小說，則主要在感受故事，雖然故事中也有人，但被淹沒在故事情節中並不鮮活。
01
人情與矯情
寫人和表現人情的最生動感人、耐人深思和發人慨嘆的藝術效果，就是人情味。
與人情味相反的是矯情。因為出於這樣那樣的目的，文學作品中不乏矯情的描寫。矯情與人情味是水火不容的，人情味排斥矯情，矯情也排斥人情味。最常見到的矯情描寫，是以理代情。「理」是一個哲學概念。不同時代「理」的含義也不相同。在古代封建社會裡，「理」通常是指封建倫理準則。以理代情，就是在文學作品中，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行為納入理的準則中，而取消生動活潑萬眾共鳴的人情。如元稹的《鶯鶯傳》，在生動有致地描寫了崔、張二人的戀愛故事而且達到了「亂」的極致之後，卻來了一個背離人情之常的結尾：張生「贈書於崔，以廣其意（讓她想開點）」，然後就「志亦絕矣」。其理由乃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終又借「時人」之口， 總結此一「忍情」為「善補過者」。
如果說以理代情是一種有意識的矯情描寫，那末，不熟悉人情因而寫不出生動的人情則是一種無意識的矯情描寫。小說家熟悉生活即了解社會人情的程度不同，表現能力的高下不同，因而並非個個都善於寫人情。平庸的作品大率寫不出生動感人的人情；才華絕世的傑出作家才能在作品中處處顯示人情並以此打動讀者。王國維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所謂「沁人心脾」，就是那種引起人內心共鳴的人情味使人迴腸盪氣，低回俯仰，不能自持。而要在文學作品中達到這一境界，就得要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就是說要在深切體味真正的人生和人情之後才能進入此境。
在我國古典小說中，不論長篇短篇，凡是第一流的作品，無不在人物情節中時時溢出人情味的清芬，這是文學技巧高度圓熟時的表現；反之，在用拙陋的文學手段寫出的東西中很難聞到人情味的氣息。《三國演義》第五十回，寫關羽在華容道上放走曹操，這是極難寫好的一章。因為明明寫關羽「豈敢以私廢公」，如何會把曹操放走？然而作者畢竟是大家，具有「沁人心脾」之才，他巧妙地讓曹操說出「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的一段話，這就使「義重如山」的關羽為之動容，並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作出放走的決斷。原來庾公之斯的箭法學自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學自子濯孺子，當子濯孺子處於無抵抗之力的危急時刻，庾公之斯不忍用從他學來的箭法去傷害他。這正像關羽當年過關斬將而曹操未曾加害，他不忍用曹操為他保全下來的生命去傷害曹操。這是合於古仁人之心也即合於人道主義的一段精彩的人情描寫，洋溢著沁人心脾的人情味，使關羽放曹的舉措變得順理成章，也使讀者為之油然興嘆。
與傑出古典長篇小說的作者相比，蒲松齡也許更具有「沁人心脾」的大家之才。所以當人們翻開《聊齋志異》的書頁時，其飽含著人情味的馨香是無處不在浮動的。《神女》中的米生與華容道中的關羽所表現出來的人情味頗有相似之處，稍作比較，便會驚嘆他們的異曲同工。米生曾蒙神女相知之恩，又深深愛慕著她，當她提出對他來說是一個難題的懇求時，他違背自己的宿志為她屈節求人而又未諧，於是慨然表示：「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雖然幸而事成，但若無成時，他真要以生命明其心跡。這種看重道義，誓死以報知己的人情，有著撼動人心的力量。
02
藝術技巧的產物
人們常把某些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叫做「臉譜化」或「概念化」，從藝術效果方面來說，就是在寫人物時沒有賦予他以生活中應有的人情，因此也就沒有人情味。生活中的人絕不像臉譜那樣簡單，也不是一個概念可以代表的，他們複雜得多，各人有各人的特點，人與人之間千差萬別，即使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常常是充滿著矛盾，充滿著反覆變化，善與惡，剛與懦，真與偽，不斷糾纏取代著。這是人情的本來面貌。
在描寫人物時若能寫出這本來面貌，人物就會活起來，人情味就會洋溢在他們身上。《申氏》的情節並不複雜，但由於蒲松齡使用了圓熟的文學技巧，把人物寫得十分符合自然而然的人生，因此充滿了可信可感的人情。士人申氏因窮得「無以為計」，夫婦慪氣鬥嘴，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以為辱。妻乃忿曰：「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及申持梃欲出時，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絕裾而去。申以另外的幸遇負金而返，妻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繼而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申氏的鋌而走險，源於其妻的相戲與相激。其妻說的「子其盜乎」，不能純作戲言看待，實是「無以為計」時的一種設想，而且一見丈夫不贊成，她就說「無寧娼耳」，似乎必定要激其夫為盜不可。這是絕路中的人情。貧賤夫妻百事哀，在餓肚時哪句話解忿說哪句，甚至不惜以為盜為娼來自我作踐，這在黑暗困苦的古代社會中也屬於人情之常，出現在文學裡，便富有人情味。但丈夫真地要去為盜時，她又「曳而止之」。
這讓人想到漢樂府中的《東門行》。詩中的女人也是曳住丈夫不讓他鋌而走險：「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這也是一種人情之常，是古時婦女為保全丈夫和家庭而甘守貧賤的一種美善的人情。——等到丈夫負金回家，她確信為盜已成事實，則陷於即將大禍臨頭家破人亡的痛苦絕望之中，這又是一種慘不忍睹的人間悲情。甘心為盜者畢竟是極個別的人，不能代表常人之情。當然，小說中也可以寫那種個別人，他們另有他們的人情，但蒲松齡在《申氏》中不是寫的那一種。正如同在我國古典詩歌中《東門行》是一首表現人情的傑作一樣，在古典小說中《申氏》也是一篇表現人情的傑作，它們都是高度圓熟的藝術技巧的產物。
03
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
對於小說，技巧固然重要，但技巧是人駕馭的，在使用技巧進行小說創作時，要表現什麼，怎樣表現，及達到怎樣的藝術效果，則取決於作家的思想與構思。能用高度圓熟的文學技巧表現出人情味者，必須是具有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
人道主義精神，要求用一種尊重人同情人的態度去對待人和描寫人。而悲苦的人生又總是給予人種種的坎坷與不幸，乃至死亡，這帶給人們以無盡的悲憫，同樣也帶給以表現人為中心的文學作者以無盡的悲嘆與感思。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中的人情味往往是閱世已深的作家對於人生的慨嘆。因此，在古典文學裡，這種慨嘆越深的作者，越能寫出人情味濃鬱的作品。古代的許多散文名篇，如《項脊軒志》，就是這一看法的有力證據。《項脊軒志》寫一座普通的老屋，但在這裡留下了作者美好的記憶，幽雅的景色，夫妻的歡聚，都使人不能忘懷。然而「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這就是誰也無力逆轉的殘酷的人生，在不勝今昔之感中，含蘊著引人悲慨的人情，從讀者的感受方面來說，這就是人情味。
雖是生活中所固有的東西，但不同氣質不同旨趣的作家對它的感受卻有敏鈍之分。一般來說，處於困苦潦倒或曾經遭受侮辱與損害的作家，感受起來往往相當敏銳，也可以說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性格。蒲松齡一生中留下了許多可以證明他具有這種性格的事跡。譬如在他的《薄有所蓄，將以償所負，又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見乎辭矣，寄王如水》一詩中，記敘了他對借錢給他葬母的朋友王觀正（字如水），是如何地感激，如何地想要還他的錢，然而又如何地為沒有及時歸還而愧感交加，表現了在窮困潦倒中的無限悲思。十幾年後王觀正去世，他又做了《夢王如水》一詩，在小序中表露的悲思又深了一層：「如水病瘳，半年不復見之。八月十九日，自濟門歸，聞其復病，因迂道擬一握手，及門，則已成今古。入哭而行，將挽以詩，久之未就。重陽後三日，忽夢如水至，相見如平生。笑曰：『君欲貽何遲也？』頓憶其亡，持哭而寤。嗚呼！悲何如矣！」並非每一個人對於朋友都會如此戀念情深，對於生死存歿的感思都會如此強烈縈懷，也許只有較少的人才能如此，所以這確是一種悲天憫人富有人情味的性格。以這種性格去寫小說，所賦予人物的必然是人生的真情和至情，這比如一株樹，人情味就是這樹所投下的影子。
在我國古代，人道主義之心，也就是仁人之心，包括著許多方面，如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每一方面都與西方哲人的人道主義思想相通。譬如「恕」，這在階級鬥爭學說的字典中所不收的一個字，雨果卻曾說：「『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九三年》第三部第二卷第七章）因為在許多場合中，這個字最能體現人道主義精神，也就是我們東方常說的仁人之心。蒲松齡非常推崇仁人之心。《王六郎》中寫了一對朋友，一為漁人，一為不幸溺死之鬼即王六郎，二人因為同有仁人之心，所以交逾常倫。有一次王六郎得到一個「相代」的機會，但因「憐其抱中兒」，不忍「代弟一人遂殘二命」而放棄了。漁人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後來這「一念惻隱，果達帝天」，王六郎被授為鄔鎮土地神祇，漁人賀他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可見在蒲松齡心目中，仁人之心即正直之心。當漁人踐約遠道探望六郎將別時，又曰：「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又一次強調仁人之心於世於民之益，表明了蒲松齡以「仁」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
在《聊齋志異》中表現人情的地方，常常從人道主義出發，以打動人心的細節或對話，營造出悲天憫人的人情味。在《酒友》中，那個愛酒如命的窮書生中夜酒醒，發現身邊睡著一隻喝醉酒的狐狸，他沒有為它偷酒喝而懲罰它，卻採取了恕道。恕源於仁，還是蒲松齡的仁人之心。書生笑說：「此我酒友也。」並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王士禛評論說「車君灑脫可喜」，可謂知言。也許有人會以為車生迂闊可笑，那是另具一種心腸的人。並非人人都是人道主義者。人情不管有多麼美好，必須是同調才能欣賞，反之則無動於衷。必須這樣看待文學中的人情味，不然會以為原來並沒有人情味。沒有一種人情味適合併打動所有的人，能打動多數人並被贊為有人情味的，就稱得起人情味的描寫。
對於仁人之心的反面，蒲松齡則在作品中予以沉重而嚴酷的誅伐，而對於非仁人之心的受害者則寄予同情並賦予其言行以人情味。《九山王》中的李生，僅僅因為租住他荒園的某叟一家是狐，便不念其禮尚往來的結好之心，而趁叟外出，一把火燒死其一家多口。叟自外來，顏色慘動，責之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族滅？此奇慘之仇無不報者！」李生與車生相反，不知「仁」、「恕」為何物，雖然殺的是狐，但屬誅殺無辜，而手段殘酷，作者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予他以否定；而寫狐叟的話，悲憤悽厲，句句在理，無懈可擊，恰恰具有人情味。後文李生之慘報，便是作者對他殘忍不仁行為的誅伐。「異史氏曰」中指出：「……而壤無其種者，雖溉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蒲松齡將其殺狐之心歸結為「盜根」，指出其本質即是罪惡的，只有這種人才做出這種事，作者是大張人道主義之幟向為惡者伐罪。
《聊齋志異》中寫了許多人狐相戀或人鬼相戀的故事，狐鬼有害人的，也有不害人的，而多數是不害人的。如在《胡四姐》中，胡四姐自敘其姊三姐「業殺三人矣」，而她「得仙人正法」從不害人。但既然是狐，即使不害人也不能為人所容，所以尚生之父延客作法，將胡四姐全家吸入瓶中。此時，「生心惻然，近瓶竅聽」，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意感動，於是刺破封口放四姐而去。戀念舊好，不忍負心，即使於狐，也不例外，這就更為難得，也就更具有人情味。《董生》中的狐與胡三姐相同，先殺董生，後惑王生。她將與董生去冥曹對質時，託付王生：「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但王生「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其後狐來，曰：「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王實告後，她慘然曰：「餘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末一句表示了沉沉的感嘆。王生與董生一樣，也是見色而動，罪不僅在狐一方，然而他忍心毀其皮囊，絕其生路。狐不嘆自己之死，而嘆王生之忍。夙好在前，脫皮在後，其心何忍！作者感嘆的也正在此。單就王生與狐的關係而言，責任平分，不應獨罪一方，因此狐的哀嘆便帶上了人情味的影子。
由此觀之，《聊齋志異》的人情味乃來自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
蒲松齡一生處在貧賤潦倒之中，飽覽並感受了各種各樣的世態人情，正如他的朋友張篤慶所詠：「白石悲長夜，青燈痛古人」，他為古人也為今人寫出了多少洞達人情表現人情的作品，使我們得以體味和認識社會人生的微妙。人情味實乃天才作家得自對社會人生的微妙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