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維度解析國際抗疫與中國模式的內在差異

在中國抗擊疫情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給我們又帶來了新的挑戰。國內自媒體開始誇張式、博取眼球式的傳播國外抗疫場景，反映了我們國民對中西方發展的認識並不到位，也不利於展示我們國家良好的發展形象。中青報發文說「停止妖魔化外國抗疫，國人世界觀別被毀了」我是贊同的。所謂，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對於全球抗疫，我們應該有個冷靜的思考與觀察。因此，萌發了寫一篇，探討、認識和理解其它國家抗疫行動的背後內在機理的文章。

本文導讀

• 中國抗疫過程中，關於對病毒基因測序、易感人群、潛伏期、致死率、輕重症比例、分布人群、自限性疾病等相關參數，包括世衛來中國調查形成的報告，成為新加坡、日本等其他國家認識病情並制定抗疫本國策略的重要參照。

• 不同國家和地區，結合自身的國情，採取了有所不同的抗疫模式。現在歸納起來，已經出現了四種模式：（1）以中國為代表的全面管制，按下暫停鍵；（2）以新加坡、日本為代表的精準管制，經濟不停滯；（3）以伊朗為典型的管制不夠、能力不足；（4）以英國為代表的優勝劣汰，各負其責。

• 對於其他國家的抗疫不應該抱著「抄中國作業就一定是對的」類似觀念去審視；畢竟，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地理位置不同體制機制、文化觀念等都有不同，我們首先應該做的是去理解其它國家為什麼那樣做？我們國家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如何做才是科學的、合理的、最好的？

• 本文從歷史之鑑VS今朝情景；個體主義VS集體主義；有限政府VS無限政府；主動管理VS被動管理；優勝劣汰VS天下大同；資本利益VS不計成本六個方面的對照，對中國和西方等不同國家策略選擇背後的動因算計、政治邏輯進行了全方位分析。

• 透過這次疫情，只有清晰認識、對比分析這背後的思維邏輯、決策邏輯，我們才能在治理現代化的徵程中，既不走過去閉關鎖國的老路，也不走盲目迷信崇拜或複製西方的彎路，而是取長補短，找到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科學之路。

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掀起了一場各國如何抗疫的大圍觀。不同的國家採取的抗疫措施各有不同。特別這兩天關於英國提出通過「群體免疫」來應對新冠病毒，刷爆了網絡，讓很多人大跌眼鏡。簡要歸納來看，這是除中國之外，出現了第4種模式。我們可把中國稱為第一種模式，是強力全面管制，按下暫停鍵；中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日本、韓國算是第二種模式，精準管制，經濟不停滯；我們可以把伊朗等薄弱國家稱之為第三種模式，可以說是管制不夠、能力不足；那麼英國出現的這就是一種第四種模式，優勝劣汰，各負其責，這一定也代表了德國、美國等西方一些國家的選擇策略。而其他國家的策略目前不太明顯，不排除出現其它情景。

我覺得正如其中西方不了解中國，意識形態上常採取雙標一樣，其實我們中國也不了解西方，媒體或自媒體也是一派不求甚解的自我解析。對於國外的這種抗議模式，甚至充滿了憤怒，焦慮。我這裡個人不希望這次抗疫工作成為中國新一輪「厲害了，我的國」盲目自信的再次上演。但我相信這次疫情肯定會成為全球化發展的一個拐點，也是對中國復興之路的一個有力推動，但拐點之後的路還長，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突變的過程。疫情終歸是疫情，抗疫不代表、也不能反映短時期國際地域政治綜合實力的根本變化。

但這次疫情倒是成了我們深層次觀察中西方差異的一個重要契機和窗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經濟交往形成了與全世界的聯結，而這次疫情，將進一步讓我們從社會層面發生的重大事件視角認識我們的優劣勢，觀察其它國家的做法，深層次的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該是兼容並包，而不是是一個模式包打天下。

歷史之鑑VS今朝情景

對比1918那場奪取全球5000萬—1億人生命的西班牙大流感和今天新冠肺炎。我想，從目前的數據來看，在當今的醫療條件下，這場大流行導致的死亡率應該不會比那時候多，應該是少的多。即使是1918年的大流感，也沒有改變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趨勢。那麼今天的新冠肺炎，從整個人類社會的大群體來講，如果是保持一個2%左右的低死亡率，作為一個能夠治癒的一種自限性疾病，那麼對人類社會的總體影響、基本面影響就不會很大（如果說未來病毒發生了變異，造成了高死亡率，出現過去像天花、黑死病那樣對人類造成毀滅性打擊，就是另外一種情況）。1918年大流感之後的，西方世界出現了經濟大蕭條，這兩者之間有沒有聯繫，好像還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這個前提下，即使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爆發，即使全球死亡上千萬人，因為低死亡率這個根本判斷或情景預測，我們依然要相信全球化、現代化發展的大格局、大方向不會變，歷史車輪雖然顛簸幾下，依然會滾滾向前。在這樣的情景下，英國提出的 「群體免疫」也好，還是我們國家採取的全力救治也好，都是一種根據不同國家自身國情、制度邏輯的自我選擇。這個選擇，體現了與國家體制結合的一種策略，這也是制度使然，究竟孰優孰劣，不只是一個維度對比所能說明白的，我們也不好妄下判斷。

但這個過程中，中國疫情發生中關於對病毒基因測序、易感人群、潛伏期、致死率、輕重症比例、分布人群、自限性疾病等相關參數，包括世衛來中國調查形成的報告，給西方等其它國家提供了一個數據樣本。這個樣本為各國制定自己的抗疫策略提供了數理上的遵循。對於其他國家是否採取中國的封城措施、能否採取封城等諸多管理措施，這並不是我們應該大肆炫耀推廣的重點，也不應是媒體炒作報導的重點。目前，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目前新冠全球大流行的情景下，我們如何做到防疫和經濟發展的平衡，如何做到防疫和國際開放合作的平衡。所以，對於國際抗疫，應該有幾個維度的深刻認識，這是雙方溝通互信的基礎。

個體主義VS集體主義

大家都知道西方是一個崇尚個體主義的社會。西方個體主義的喚醒發生於文藝復興之後，特別是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以後。這個宗教改革直接動搖了羅馬教皇的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當時，歐洲出現了黑死病動搖了大家對神父的信任。所以個體主義的啟蒙也有黑死病這個疫情的功勞。這種個體主義發展至今，對於西方社會的治理策略有著深遠的影響。這種根植於個體的思想意識決定了在面對一件事的時候，每個人都有自我的強有力的選擇意念。我是選擇生還是選擇死？就是所謂我的命運我做主。所以我們看到義大利在疫情爆發，並採取封城措施之後，還有很多人出來抗議。但這兩天關於抗議的報導已經少很多了。新聞報導的照片顯示，他們的大街上也沒有人了。韓國也是類似，雖然韓國沒有採取強烈的封城措施。但現在，他們的企業、市民都開始了自覺蝸居家裡。這是因為，他們很多人看到了這個病毒的威力、危害，已經從選擇自由逛街轉向了選擇居家保命。其實這就是一個市民的認識過程和自我的選擇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信息的傳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在我們國家發展至今，仍然是一個集體主義主導的社會。家庭、工作單位、親朋好朋都是這個集體影響的重要方式。那麼在疫情防控中，個體主義社會大家取得共識、形成一致行動意願的社會成本會更高。而集體主義在上級下達命令之後，執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這次歐盟各國在防空疫情上，就沒有體現出集體主義的協作。而我們國家的有難八方支援的集體主義精神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但我覺得，未來隨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們社會發展中每一個個體意識的強化是必然的，我們需要把這種不斷崛起的強化的個體意識轉化給我們發展的優勢。不可能完全壓制這種個體意識，但我們也不能走向完全的個體主義。我們要塑造的新優勢，不是在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做取捨，而是要尊重這種個體意識的發展，並把理性的個體主義和求同存異的集體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種理念上的差異表現在政府，市民的行動上，體現了中西方的差異。今天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講話出來了，其中一條就是要讓大家警惕，並期望所有人不要退回到個體主義。說明，大家共同應對疫情時，需要集體主義。

新聞報導的馬克龍3.12應對疫情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大家可細品。「另一個陷阱是退回個人主義。這樣的考驗從來都不是靠獨力能夠解決的。相反，團結一致才能克服這一巨大的挑戰，說「我們」，而非總想著「我」。這就是為什麼我今晚想對你們說：未來的幾天、幾周、幾個月裡，我都要依靠你們了。我依靠你們，因為政府不能全憑自己，因為我們同處一個國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

有限政府VS無限政府

昨天西西佛裡評論有一篇文章，說的挺好，題目是「西方民主最大的優點是體制無需負責」。文章有這麼一段話，說：「西方民主把體制和決策完全分開，政治家是民眾選的，政治家無論做出什麼樣的愚蠢決策，帶來什麼樣可怕的後果，都是民眾自己選的政治家，錯的活該，體制本身不受挑戰。民主的最大優勢是決策錯了，負責的是全體人民，體制不需負責，當然決策錯了的苦果也是所有人民一起咽下。」其實就是西方民主選出來的政府，它本質是一個政黨利益、資本利益的代理人。政府政客做的是一份工作而已。他們對全體選民擔負的是有限責任。他們的權力也是有限的。這事搞不定，下臺就好了，比如英國脫歐，梅姨下臺，鮑裡斯上。女王也不對這些個負責。

而中國的政府，是在經歷了打破封建社會、打破日本等帝國主義進行解放戰爭基礎上取得的，政府的使命是黨的使命的延續，本質上是要為全體人民負責的，擔負了一個無限責任政府的角色。雖然我們改革開放經歷了黨政分離等改革，現在又回歸到黨領導一切了。無限政府的結果就是，老百姓炒股票虧錢了，罵政府，自己交智商稅被騙了，找政府。凡是所有的問題，政府都需要兜底。這就導致一個結果，中國現在是很多人，都極端依賴政府，但經常又在埋怨政府做的不好；說政府做的這不行那不行；而新加坡、日本等地很多人是，自己不依賴政府，甚至是懷疑政府，但是在法律框架下能夠做到遵守政府的引導。這裡在西方和日本、新加坡還有所不一樣。

所以，這個有限責任政府和無限責任政府表現在應對疫情上，就呈現了畫風不同的風格，在管理的措施上、力度上、形式上包括資源配置上體現了很大的差異。

主動管理VS被動管理

既然政府的權利責任不同，必然會反映在他的管理手段和行為方式上。市民的個體意識差異，也會反映在每個人自我行為管理中。也就是在西方，政府更多的是呼應市民自己採取自我主動管理，但不會一上來就採取通過行政措施進行強行限制的方式，要採取措施也必須要走相應的法律程序。這裡體現兩種管理方式的不同。

中國依靠強有力的行政措施手段，對企業、公眾場所、市民進行了「按下暫停鍵」的被動管理措施。而西方，更多的是呼籲市民進行自我主動管理。這兩種方式，在現實中也不是截然分開的，會交替使用、綜合使用。從市民來講，主動管理類似於美國的槍枝管理，憲法賦予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槍枝，其實人與人之間相互對對方形成一種威脅，在相互威懾中保障自己安全。所以，在面對病毒時，每一個人都會根據市場獲取的、政府發出的各種信息，進行了自我有理性的選擇，自我去識別，哪些地方是危險的？哪些行為是科學合理的？那他自己就會根據這個做選擇（事實中很多是非理性的），選擇了也就要承擔這樣的後果。對於大部分人來講，都會做出相對理性科學的選擇，並採取必要的自我管理措施。我們在網上也看到了韓國，政府沒有雖然明確說要採取嚴格的封閉措施，但事實上，企業也做出了讓員工居家辦公的決策，體現了企業的一種職責管理。韓國大邱大街上也是基本沒人了，居民都自己在家裡躲避。

在我國，則在後期啟動了一級響應機制，採取了全面強制執行的措施，對於居民、企業來講，就是被動接受的管理。這種強制執行，付出的是較大的社會成本，整個國家行政機關、相關單位，在短時間內都會投入大量的勞動投入，特別是基層，大家都是很辛苦的。但西方這些國家，目前可能還不能一下具備這樣的行政動員力量。西方國家要採取這樣的做法，首先要在法律上有依據才可以。我們看到前一段時間，日本內閣會議敲定了《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這使得安倍晉三就新冠疫情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成為可能。這就是有限責任政府下，要採集激進的應對措施，必須首先在法律上先行一步。所以我們看韓國也好，日本也好，並不是他們政府不作為，而是政府在法律授予的權限內，採取了政府管制和市場主體選擇相結合的措施。特別是，新加坡，因為地域空間小，人口規模少，所以對於密切接觸者的跟蹤管理，還是非常嚴格的。這本質上和我們中國採取的措施是一樣的。

相比，我們國家的措施，本質上具有更高的效率，我們能夠按照問題導向，及時推出一系列精準的行政管理措施，這是我們疫情防控的優勢。但這種管理，也有弊端，就是會產生在某些環節、某些領域、某些地方的缺位，所以才會出現快遞小哥汪勇補漏項、補短板的事跡。那麼，鄭州郭某某赴米蘭、北京王某某泰國歸來等事件說明，在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員素質複雜的情況下，不採取被動管理，光靠居民自我主動管理，也是不行的。而西方，只靠居民主動管理，政府不採取被動管理措施，同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想，根據疫情發展的不同走勢，不論是那個國家，都會在管理的目標、結果上趨向一致。現在，我們看到，隨著疫情發展嚴重，西方國家也開始越來越嚴格的採取被動管理措施了。而由於嚴重的疫情發生也讓整個社會有了共識，相應的措施都容易贏得反對黨還是民眾的支持，這也是他們黨派政治的決策邏輯。

優勝劣汰VS天下大同

達爾文寫的《物種起源》一書出版於1859年，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他把這個天擇指成是物種之間的相互競爭，勝利者便是天擇。這是影響西方列強發展很重要的一個觀念。這個理論為西方推行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優越提供了所謂理論上的支持。有的學者稱，20世紀人類遭到的悲劇，主要就是由於政治領袖抱持了達爾文的信條。他們在全世界掠奪、對各地土著，如印第安人的屠殺，對財富的掠奪，但通過達爾文的理論讓自己在精神上得到支撐，不被愧疚，認為這是一種物種競爭之合理使然。這也讓資本主義的無情競爭，變得合理化。我想時至今日，西方國家的不少政客依然奉行著達爾文主義。這此應該提出的「群體免疫」，或許就反映了他們內部的面對病毒，作出了這是「物競天擇」的一種結果、一種價值判斷。

中國千百年來發展，我們秉承的是「天下大同」思想。《禮記·禮運》大同章，所謂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意指人類最終可達到的理想世界，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徵即為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沒有差異，沒有戰爭。

這兩種不同價值觀反映在我們的疫情應對，其實就出現了英國「群體免疫」的概念，和我們國家『『能收盡收、不漏一人』』的目標有所差異。但在實踐中，事實中，我們必須認識到或者看到，醫療資源的保障能力和支撐能力是關鍵。目標可以設定，但實現目標的資源保障、能力保障才是根本。所以，義大利麻醉鎮痛重症醫學學會近日發布《可用資源和需求嚴重不平衡時期強化治療的臨床倫理建議》，提出對患者進行重症監護時，要綜合考慮醫療資源、道德倫理和患者的具體情況，建議對重症監護病房設定年齡限制。義大利麻醉鎮痛重症醫學學會在這份建議中表示，在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資源分配必須確保為康復機會更大的患者提供強化治療，因此要優先照顧「預期壽命最高」的患者。

其實，我們不可迴避的是，武漢在前期是付出了代價的，就是醫療系統已經崩潰，不堪重負。之後，在國家幹預和全國支援下，這個問題才逐步得到緩解。而對於歐洲等其它國家，缺乏我們這樣的支援體系，這次歐盟也餓暴露出來，在公共衛生危機發生下，各國之間如何協助的問題了。他們是「有福可同享，有難難同當」。而在中國，我們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義大利、英國等採取的措施。不過在這點上，我們能看出來，英國美國的思想和法國還是有一些區別的，法國馬克龍講話能明顯看到，受拿破崙思想影響的痕跡存在，有一定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不是本文重點，不再詳細闡述）。當醫療系統不足以支撐疫情的這種情景下，他們的決策不會像中國一樣，完全依靠黨和政府的意志和行政力量，去整合全國的資源，關鍵是也沒有足夠的資源整合，去做到為人民服務，他們必須要算計資本的利益，綜合考慮資源、成本、回報等因素下，必須要做出選擇。這其實也是另外的一種迫不得已的公正，特別是義大利，將是一種不得以的選擇。

資本利益VS不計成本

當疫情大規模流行時，防控疫情就成為了一場需要全社會參與，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和資源的綜合行動了。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財政體系。這次在疫情面前，中國迅速作出由財政支付新冠肺炎防治治療相關費用的決策。而且中國也有足夠的行政管理、基層社區人力資源保障。這也是中國能夠不計成本開展各項工作的基礎。而其它一些國家的財政體制，並不支持這樣的支出管理。對於很多窮國來講，還沒有足夠的財力來支持這件事。而對英國，義大利，德國這樣有錢的國家，雖有財力但沒有足夠的人力來進行支撐，或者說不像中國這樣可以在短時間內積聚如此多資源。

所以在決策的時候，中國可以在不經過精確計算的同時，就迅速提出並實行了不計一切成本代價來打贏這場戰爭。西方的一些國家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力來進行如此的資源配置。只說在短時間內，難以做到如此。他們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的法律上、程序上、社會動員上的操作才能夠整合利用各類社會資源。

在《大流感》一書中，我們看到了美國為了參加一戰，在整個戰爭，動員方面的所作所為。其實也是採取了國有控制的方式，或者政府控制的方式去進行。只是在當時他們並沒有把這樣的動員能力用於抗擊流感上，那時威爾遜總統對死於流感這件事情絲毫不關心。

這反映了不同國家在決策時，在資本利益，經濟利益和人民生命健康時，我們確實是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了第一位。西方國家的政府很難一下子從這個角度去考慮施行政策，因為他們要動其他企業、利益群體的奶酪，是一場複雜的政治博弈。因此，為資本服務和為人民服務，在疫情防控中就會出現短暫的矛盾。這裡我強調是短暫的矛盾。當救治投入的成本沒有足夠的經濟回報支撐下，西方國家的財政能否支持，這是個極大的問號？

但反過來，我們國家也難以承受長時間的經濟停滯，不計成本只是一個短期的行為，最終也得回歸均攤到社會的整體成本上來。所以說，我們現在前期取得的抗疫成果，到了今天，已經不能再承受不計成本再來一次的代價了。英國，從一開始就是採取了「佛系」抗疫，這背後可能是他們精確研判疫情能否阻擊、考慮到他們的醫療系統承受能力、經濟社會代價這筆綜合帳後的選擇而已。我們要全面審視，綜合研判，我們不用去擔心西方老牌帝國，還是應好好關心下我們怎麼樣在這個全球流行情景下，繼續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因為，對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我們將很快看到，他們將會動員國家機器，形成自己的抗疫機制。

後記

    這篇文章本來想寫一個短篇，越想越多，越寫越多，好多問題不是一篇能說透的。寫到最後，感覺最可憐的國家人民還是伊朗、伊拉克這樣的，被西方國家封鎖制裁，自己沒有足夠的生產能力、醫療能力、醫療衛生人員，所以在病毒來襲時，大批人員的死亡或許就難以避免。我們看到，伊朗高官都這麼多死去，可以看到他們的醫療衛生資源是多麼的匱乏。我想我們中國每一個人應該慶幸，應該感恩的是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是人民力量在改革開放40年後，通過多年的累積，給我們國家積累下這麼的資源能力，這麼多醫療衛生資源，這麼多的企業生產資源，讓我們在面對這次疫情中能夠做到共同抗擊，做到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並取得了抗疫的初步成功。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重溫一下共產黨的使命，黨和政府的使命。這個使命在重大災難來臨的時候，是有充分體現的。雖然全民抗疫、全局抗疫犧牲了或影響了一部分的利益，但從目前疫情全球蔓延結果大量海外人員又回流看，我們基本做到了維護國家、全民的整體利益。這是我們制度體現的優勢之一。但我想說，這個優勢並不是我們盲目自信、否定西方的理由。這其中，恰恰伊朗等國家反向證明了，我們的這個優勢來源於我們向西方改革開放的發展積累，這個優勢是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因為發展了，我們才有足夠的資源條件去支撐我們整個國家的抗疫行動。反過來，我們抗疫的核心目的還是要為了發展，為了人民更加健康、安全、和諧的發展。也希望，通過這一次疫情，我們應該有個清晰的認知，研判，在對比、借鑑、反思、創新中，並進一步改進我們國家的治理，不斷以改革創新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走出自己現代化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