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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對那些了解凱恩斯，但卻無法接受他的貨幣理論，以及認為他的言論時不時就有些不負責任的人來說，凱恩斯的個人魅力仍然讓人刻骨銘心。特別是對我們這一代人（他比我年長16歲）來說，早在他成為真正的經濟理論家之前，他就是一位英雄。那個毫不畏懼對1919年和平條約中的經濟條款提出反對意見的人，不正是他嗎？我們欣賞他那些文採四溢的著作，因為這些著作直言不諱，思想獨立，儘管一些年長而敏銳的思想家立刻指出了他論點中的某些理論缺陷。我們這些有幸與他交往的人，很快就被他的舌燦蓮花深深吸引。他既博學多才，又有迷人的嗓音。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倫敦，那是在1928年於商業周期研究所舉辦的一次會議上。雖然我們第一次就利息理論的某些方面爭論不止，但從那以後我們就一直是朋友。儘管我們很少在經濟學上達成一致，但是我們依然有很多共同興趣。他的言談舉止有些讓人望而生畏，因為他會盛氣凌人地不顧年輕人的反對意見。但是，如果一個人對他毫不低頭，那麼即使這人與他意見不一致，他以後也會永遠尊重這個人。1931年，在我從維也納搬到倫敦後，我們便經常通信，並時不時面對面地交流。
凱恩斯改變思想
我曾答應《經濟學雜誌》，對他剛出版的《貨幣論》（Treatise on Money）予以評論。為此，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寫了兩篇長文。對於第一篇，他的回應是對我的《物價與生產》的反擊。我認為，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駁倒了他的理論體系（基本上體現在第一卷中），儘管我對這部著作第二卷中包含的許多深刻但不系統的見解非常欽佩。所有這些努力似乎都白費了，這讓我非常失望，因為在我的第二篇文章發布時，他告訴我，他已經改變了想法，不再相信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說的話。
當他那本現今已經聞名全球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的時候，我不予置評，這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我後來為此自責不已。我擔心，在我還沒完成我的論證之前，他就會再次改變想法。儘管他稱它為「通用」理論，但在我看來，它顯然是一部體現時代的著作，並受到他所認為的在政策上的貨幣需要的制約。
然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雖然我當時只是模糊地注意到這個原因，但當我現在回想起來時，這個原因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對那本書的不同意見與其說是來自其分析中的任何細節，不如說是來自整個著作所遵循的一般方法。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宏觀分析的有效性。我現在覺得，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主要意義將會顯現出來——在促進宏觀經濟學的崛起和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暫時衰落方面，它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沒有任何其他著作能與之相提並論。
接下來我將解釋為什麼我認為這種發展在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但首先，我想指出，對於這種宏觀理論趨勢要由凱恩斯來承擔責任，簡直就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因為他實際上對當時剛剛流行起來的計量經濟學考慮甚少（我認為，他對這方面毫無感覺）。他的思想完全植根於馬歇爾經濟學，這實際上是他唯一了解的經濟學。
儘管凱恩斯在許多領域都有廣泛的涉獵，但他所受的經濟學教育卻相當狹隘。除了法語文獻，他不讀任何外語著作——或者，正如他曾經說過的那樣，對於德語資料，他只能讀懂他已經知道的東西。一個奇怪的事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曾在《經濟學雜誌》上評論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貨幣論》（Theory of Money）（就像庇古在早些時候評論維克塞爾一樣），卻沒有因此在其中獲得任何啟發。
我恐怕必須承認，在凱恩斯開始發展自己的理論之前，他並不是一位訓練有素或經驗十足的經濟理論家。他從相當初級的馬歇爾經濟學起步，對瓦爾拉斯、帕累託、奧地利學派和瑞典學派所取得的成就近乎一無所知。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完全掌握了國際貿易理論；我認為他從來沒有系統地思考過資本理論，甚至他那被看作其起點的貨幣價值理論——後來成為他批評的對象——也似乎是一種非常簡單的量論的交換方程式，而不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那種老練得多的現金平衡方法。
總量思維
毫無疑問，他從一開始就傾向於總量思維，他所做的整體估計是毫無說服力的（有時還空洞無物）。早在討論20世紀20年代英國回歸金本位時，他的論點就完全以價格和工資水平為依據，幾乎完全無視相對價格和工資結構，後來，由於他堅信，這些平均數和各種總量在統計上是可以測量的，因而便也越來越相信它們具有重要的因果關係。他最後的概念完全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上，即總需求、投資或產出等「可測量的」總量之間存在著相對簡單而穩定的函數關係，而這些通過經驗便可以假定的「常量」將使我們能夠做出有效的預測。
然而，在我看來，不僅沒有任何理由假設這些「函數」將保持不變，而且我相信微觀經濟學理論在凱恩斯之前很久就已經證明，它們不可能是不變的，而是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的，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甚至其變化會完全相反。這些關係是什麼樣的呢？這實際上取決於微觀經濟結構，特別是宏觀經濟學系統所忽視的不同價格之間的關係（所有宏觀經濟學都將其視為準常量）。其關係可能由於微觀經濟結構的變化而發生非常迅速的變化，因此，建立在不變這種「常量」假設基礎上的結論必然誤人不淺。
我用消費品的需求和投資額之間的關係做一下說明吧。毫無疑問，在某些情況下，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會導致投資的增加。但凱恩斯假設，情況總是如此。然而，很容易證明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對最終產品需求的增加必然導致投資的減少。正如凱恩斯的一般假設那樣，所有生產要素和各種商品都有沒被利用的部分時，第一種假設才會普遍成立。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同時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和資本財的生產。
然而，如果經濟體系處於充分或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只有通過暫時減少消費品的產量，才能增加投資品的產量，因為要增加投資品的產量，就必須把生產消費品的要素轉移到投資品上。而且，這些額外的投資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有助於增加消費者商品的流動性。
充分就業的假設
凱恩斯指責古典經濟學家犯了一個錯誤，但他的反對也是錯的，這似乎最終使他誤入歧途。他似乎是在振振有詞地聲稱，古典經濟學家們的論點是基於充分就業假設，而他自己的論點是基於可以被稱為「非充分就業」的假設，即假定所有要素和商品通常都留有未被利用的部分。但這種假設不僅至少與前一種假設一樣不太可能貼合實際，而且更具有誤導性。
對充分就業假設做一些分析，即使這個假設只是部分有效，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價格機制的作用，理解不同價格之間關係的重要性和引起這些關係變化的要素的重要性。但是，所有商品和要素都過剩的假設卻使得整個價格體系顯得多餘，讓人覺得價格體系不是什麼確切無疑的東西，而且難以理解。
實際上，凱恩斯的一些最正統的信徒似乎對所有傳統的價格決定和分配理論（所有這些都曾是經濟理論的支柱）一概棄之不用，因此，在我看來，在理解經濟學方面，他們早已停滯不前。
我們很容易看出，這種認為創造額外的貨幣將創造相應數量的商品的信念，必然會導致更原始的通脹主義謬論的復活，而我們曾以為經濟學已將這些謬論連根拔起。我毫不懷疑，戰後的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這種過於簡單化的凱恩斯主義的巨大影響。凱恩斯本人並不贊同這一點。
事實上，我相當肯定，如果他還活著，他會是當時對抗通貨膨脹的頑強鬥士。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也就是他去世前幾個星期，他或多或少清楚地告訴了我這一點。那時，他的言談具有別樣的啟發性，實在是值得一提。我問他，對於他的一些信徒就他理論所做的解釋與運用，他是否有所擔憂。他的回答是，這些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是非常需要的，但這些理論一旦變得有害，我可以肯定，他將很快使公眾輿論發生變化。我之所以對他心生責怪，是因為他把這樣一部應時之作稱為《通論》。
博學多才
事實上，儘管凱恩斯喜歡擺出一副能未卜先知但沒有什麼人聽得進去的預言家模樣，但他對自己的說服力還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像演奏樂器的演奏家一樣影響公眾輿論。就天賦和氣質而言，與其說他是專家或學者，不如說他是藝術家和政治家。他雖然天賦異稟，但他的思想既受純粹理性因素的影響，又受審美和直覺的影響。
對他來說，學習知識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有著無與倫比的記憶力。但是，他的直覺使他在證明結論之前就確信這些結論，並使他以截然不同的理論論據來為同樣的政策辯護，這使他對通常用來促進知識發展的緩慢而艱苦的智力工作失去了耐心。
凱恩斯是如此多才多藝，以至別人在評價他時，認為他那既錯誤又危險的經濟學似乎只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如果你考慮一下他在經濟學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有多麼少，那麼他對經濟學的影響以及他作為經濟學家被人銘記的事實，既是奇蹟，又是悲劇。即使他從未寫過經濟學方面的東西，他也被所有認識他的人當作一位偉人銘記著。
我無法根據自己所知道的情況表明：在凱恩斯生命的最後五六年裡（那時，他已經身體抱恙），在他為自己的國家做貢獻時，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公共服務。然而，正是在那些年裡，我比較全方位地認識了他，對他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戰爭爆發時，倫敦經濟學院搬到了劍橋，當1940年我必須在劍橋久居時，他在他的學院為我找到了住處。周末，他竭盡所能地在劍橋尋找安靜的地方。
我經常見到他，對他的了解也不僅僅限於工作。也許是因為他想從繁重的工作中解脫出來，抑或是因為他所有的公務都是秘密進行的，所以他所有的其他興趣都表現得很明顯。雖然他在戰前減少了與商界的聯繫，放棄了學院工資，但他在公務之外仍積極追求自己的興趣和活動，而這些是會耗盡其他大多數人的全部精力的。他對藝術、文學和科學的關注與平時一樣多，而且他那強烈的個人喜好和反感總是顯露無遺。
我特別記得一件事，在我看來，這件事尤其具有代表性。戰爭結束了，凱恩斯剛剛完成一項政府使命，又要去華盛頓處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人們會認為這件事耗盡了他所有的精力。然而，那天晚上，他向我們一行人詳細介紹了美國伊莉莎白時代的藏書情況，似乎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研究這些藏書。他本人就是這一領域的傑出收藏家，他收藏了這個時代的大量手稿和繪畫。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的智識興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審美偏好決定的。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其他領域，也適用於文學和歷史。他覺得16世紀和17世紀是魅力無窮的，至少在他感興趣的知識方面，他是一個專家。但他非常不喜歡19世紀，偶爾會表現出對19世紀經濟史的無知，甚至都不了解那讓經濟學家都感到驚訝的經濟史。
在這篇短文中，我甚至無法勾勒出指導凱恩斯思想的一般哲學和生活大綱。這是一項尚未開始的任務，因為在這一點上，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爵士那本既聰明過人又極為坦率的傳記是遠遠不夠的——或許是因為他毫無保留地認同並理所當然地接受了主導凱恩斯那代人的獨特的理性主義。對於那些想要了解更多這方面知識的人，我強烈建議你們讀一讀凱恩斯自己的文章《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這是在一本名為《回憶錄》（Two Memoirs）的小書中發表的。
最後，我想簡單談一談凱恩斯理論的未來。也許從我已經說過的話可以明顯地看出，我相信，凱恩斯理論的未來不取決於將來人們如何討論他的特殊定理，而是取決於將來人們如何發展社會科學的正確方法。凱恩斯理論只會作為一種普遍方法的最突出和最有影響力的例子出現，而這種方法的哲學論證似乎是漏洞百出的。儘管它依賴於明顯可測量的量度，乍一看比舊的微觀理論更科學；但在我看來，它獲得的這種偽精確性是以忽視真正支配經濟體系的各種關係為代價的。
即使微觀經濟學的框架不能實現宏觀經濟學所追求的定量預測，但我相信，通過學著讓自己對微觀經濟學那更溫和的目標感到滿意，我們起碼會對複雜經濟生活秩序的運作原理更加瞭然於心，而宏觀理論那必須對問題做出的武斷簡化卻幾乎會掩蓋全部的重要真相。我大膽預測，一旦我們解決了這個方法問題，「凱恩斯革命」就將作為一個插曲出現。在這個插曲中，正確科學方法中的錯誤觀念導致許多重要見解暫時消失，這些重要見解是我們已經擁有的，而且我們終將痛苦地重新獲得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