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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兩位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人物，開始了各自的中國古典文學專題研究。他們是——胡適，魯迅。在胡適，上海亞東圖書館（按：出版機構）重新點校的多種古典小說出版，邀約其寫序，這給了他潛心研讀、考索以契機；古典小說研究於魯迅，大約主要是由於到大學授課，需有獨自專業，邊研讀邊寫講義，這就有了後來結集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
這研究工作雖然各自進行，可研究的內容卻有許多接近，甚至一致；胡適與魯迅，又是「五四」時期掀動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彼此間研究成果相互借重，想來也在所難免。這樣的借重，除去作者自己註明，有些卻不大容易見出。可是，憑著作者偶爾提及的線索，我們還是能夠顯明地感覺出這一點。近日，筆者在研讀胡適這批有關古典文學論文時，比照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希圖從中鉤沉出一些相關線索，以期見出兩位新文化運動重要人物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彼此聯繫。這工作，雖頗為煩難，卻也很是引發人興味的。
胡適、魯迅
《紅樓夢》由於其巨大的影響，引發出種種正常或意外的看法，它的重要位置，也使其自然成為魯迅，尤其胡適格外關注的作品。從研究論文發表的數量看，胡適對這部書下了極大功夫。幾篇重要、樹立觀點的文章，寫作時間也略早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後發優勢，使魯迅對胡適這些文章的借重，無從避免。
一九二一年初，胡適花了很大氣力，寫出一篇幅達二萬餘字的《〈紅樓夢〉考證》。此文以新的文藝觀念主導，輔之周詳、嚴密地考證，對先前有關《紅樓夢》研究的種種穿鑿附會的觀點，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在此之前，一些研究、寫出文章者以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射之作。或說其「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即是寫順治皇帝與秦淮名妓董小宛之間的關係。書中寶玉即順治皇帝，林黛玉便是董小宛云云。或認為《紅樓夢》為「政治小說」。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先生，其作品為《石頭記索隱》。蔡元培認為：此書「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可是，「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石頭記索隱》一頁）該書認為：書中「紅」字多隱「朱」字。朱者，明朝帝姓也，也就是說漢人王朝；寶玉有「愛紅」之癖，這就是說滿人愛漢族文化；好吃人口上胭脂，即是說拾漢人唾餘……；此外的一派，當時影響最廣大，即認為《紅樓夢》所記的是清代著名人物，康熙時宰相明珠之子納蘭性德之事……云云。
這數派的觀點、思路，在胡適看來，全都不對。「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那麼，胡適是如何研究，破謎的呢？按他的說法：「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版本與可靠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由此入手，經過細緻考索，胡適得出結論：《紅樓夢》系曹雪芹所作。由此上溯，他的家世情況也漸漸浮出。由其本人及家庭情形，胡適得出六條結論。其中有關《紅樓夢》本身的結論是第六條：「《紅樓夢》是一本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這篇長文發表之後，雖然還有蔡元培等人的反駁，可是，這樣一種通過考證方法導引的觀念，卻指示了確切的研究方向。這之後，應者蜂起，形成了此後「紅學」研究的最基本流派。魯迅此時正值《中國小說史略》的《紅樓夢》章節寫作，胡適的研究當然是值得信賴的成果，借重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國小說史略》中，對胡適的考證的確多有借重，尤其對舊觀念的評說及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家事方面，大都採信，並一一注出。例如介紹舊觀點「納蘭性德家事說」，在引了一些材料後，魯迅說：「然其他事跡，乃皆不符；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文存》三），已歷正其失。」（楊按：《文存》即《胡適文存》一集。魯迅在這裡引用的《紅樓夢考證》文，收《胡適文存》一集卷三中。）待介紹「康熙朝政治狀態說」時，認為此派觀點雖然「旁徵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為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敘也」。對胡適研究結果，十分信賴。在概括介紹了曹雪芹身世，家庭背景，個人晚年際遇，寫作狀況之後，魯迅特別附一筆：「詳見《胡適文存》」，因為這些全出自胡適考證。
1930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胡適文存》
當然，在《紅樓夢》本身的文藝性方面，魯迅自己是作家，體會深切，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有自己獨到的會心。例如說「寶玉亦見長，於外暱秦鍾蔣玉函，歸則周旋於姊妹中表以及侍兒如襲人晴雯平兒紫鵑輩之間，暱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概括十分得當。至於那節著名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更為後來研究者常常引用。可以說，在文藝性和事實考證兩方面，胡適、魯迅各展其長，融匯一起，便為今天的《紅樓夢》研究，開闢了一片廣闊敞亮的新天地。
除去《紅樓夢》，胡適下最大功夫研究的古典小說是《水滸傳》。關於《水滸傳》的文章，他先後寫了六、七篇之多，而且幾篇字數逾萬。他的這些文章時間有先後，重要作品不可逾越，這個時期，魯迅也在同時研究《水滸傳》。因此他們之間，真正是相互發明。這還不是隱含在內容裡，而是表達在彼此的文字中。
一九二零年七月左右，為給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新式標點的《水滸傳》作序，胡適卯足了勁，寫出一篇長達二萬餘字的《〈水滸傳〉考證》來。這篇大作，對《水滸傳》的流變，形成，進行了十分廣泛的討論，並對七十回本及百二十回本的形成與變化，作了深入分析。這些內容，後來作中國小說研究者當然不能略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有數處借重。其中言及《水滸傳》演變的緣由，魯迅就有這樣的表述：「至於刊落之由，什九常因於世變，胡適（《文存》三）說，『聖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般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當然，魯迅自己，對該書也下了很大一番功夫，有自己的研究收穫。這一點表現在自己的著作之中，也為後來再寫《水滸傳》文章的胡適見重。
一九二九年，商務印書館要出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也邀胡適作序。胡適又高興地寫下上萬字的長序，將自己近些年來的研究成果充分奉獻出來。此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已經出版，雖然其中有引用胡適文字的內容，但獨到之處卻不妨由胡適借重。胡適此文中關於七十一回及百回本演變歷史方面，有這樣一節：「六、七年來，修正我的主張的，有魯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接下來在「魯迅先生的主張是」下面，胡適一口氣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有關該小說各種版本的分析，內容介紹，盡數引出（僅節略去《水滸傳》原文及涉及「胡適」的字眼），大約有兩千字左右。也許在胡適看來，因為看重，所以多引。錄畢之後，胡適說明引用的理由：「魯迅先生之說，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詳細徵引。」接下來，他又將魯迅研究的內容，加以概括，形成七點認識。可以看出，他是頗為信任魯迅研究成果的。
1923年初版《中國小說史略》
但是，胡適並不全然同意魯迅《水滸傳》簡本近於古本，繁本是後人修改擴大的看法。他在引述了李玄伯的一些觀點後說：「魯迅與玄伯都主張一種『多元的』說法。魯迅說：『後之小說，既以取捨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話本不同而違異。』這是說《水滸傳》原本有各種『話本不同』，……這個多元的長篇全傳說，似乎比玄伯的『四傳』說滿意得多。」「大概最早的長篇，頗近於魯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後直接平方臘的本子……」
在分析之餘，胡適說：「魯迅先生所舉的理由，頗不能使我心服。他論金聖歎七十回本時曾說：『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胡適認為：「故魯迅先生『刪存無煩改作』之說不能證明百十五回本之近於古本，也不能證明此種簡本成於百回繁本之先。俞平伯先生也主張此說，同一錯誤。」這樣的觀念分歧，在研究文章裡在所難免，十分正常。萬不必因這裡說了魯迅「不是」，便覺得有什麼大「了不得」。
在《水滸傳》研究中，胡適魯迅間彼此的資料、觀點借重或激發，多處可見，這其實才是學術研究間配合得當的表示。一人無法包打天下，智慧在相互借鑑和激發中，才會放射出閃亮的精神火花。胡適與魯迅對《水滸傳》的研究可為一例。
《西遊記》是又一部魯迅、胡適間相互借重資料、成果的研究作品。一九二一年時，胡適曾為《西遊記》寫出過一篇序言，可當時搜集材料較少，他自己也不能滿意。一九二三年，他有了閒暇，同時又通過朋友（包括魯迅）得到一些新的材料，於是又整理出一篇《〈西遊記〉考證》來。到《西遊記》再版時，他便將先前的「序言」與後來的「考證」合而為一，成了一篇完整的《〈西遊記〉考證》。
胡適在寫這篇《〈西遊記〉考證》的同時，魯迅也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大約胡適向魯迅詢問某些問題，魯迅便將手中的資料抄錄給他：「適之先生：關於《西遊記》作者事跡的材料，現在錄奉五紙，可以不必寄還。」（《魯迅全集》十一卷410頁）這些資料對胡適有很多助益。在考證孫悟空這隻猴子是國貨還是進口貨時，胡適有這樣一段話：「前不多時，周豫才先生指出《納書楹曲譜》補遺卷一中選的《西遊記》四出，中有兩齣提到『巫枝祗』和『無支祁』……周先生指出，作《西遊記》的人或亦受這個無支祁故事的影響。我依周先生的指點，去尋這個故事的來源……」胡適的這些話，可參讀魯迅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致胡適函。（在《中國小說史略》裡，卻沒有魯迅徵引這條資料線索。也許在成文時，魯迅沒有錄進去。）因為是私函，胡適在行文時也未曾如先前一樣，指出引自魯迅何文。只說「指出」「指點」云云。
對於《西遊記》作者的問題，魯迅也給予胡適以幫助：「我前年做《西遊記序》時，還不知道《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只能說：『《西遊記》小說之作必在明朝中葉以後』，……現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許多材料鈔給我，轉錄於下……」參見前引魯迅致胡適函。（關於《西遊記》作者吳承恩，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寫得十分豐滿。想來當時他講義沒有寫出，不然胡適也許要如《三國演義》一樣，借魯迅講稿去進行參考了。）為了研究，魯迅也向胡適借了許多書：「適之先生：前回承借我許多書，後來又得來信。書都大略看過了，現在送還，謝謝。」由此看來，為研究學術，兩位學人相互援手是相當無私的。
雖然前面魯迅支援了胡適，可胡適寫出的考證文章，給魯迅寫作《中國小說史略》，無疑也具有參考作用。胡適在其文章的第七部分，認為《西遊記》是「一篇極滑稽，極有趣，無論誰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話小說」，還列舉出許多證據。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借重此成果：「又作者秉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還特別指明：「詳見胡適《西遊記考證》。」這樣的學問研究，才真正是共襄大舉，又各自千秋。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五月間，胡適寫出一篇非常有價值的學術論文《鏡花緣·引論》。在此文中，胡適除去詳細考證了作者李汝珍的生平及相關情況，還從書中內容推出：《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這些，今天看來，仍可認定是胡適的新觀念映照的功績。可惜的是，至今人們還沒有充分注意到該小說的這一層意義。
對於這方面內容，研究小說史的魯迅卻注意到了。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及《鏡花緣》作者時，就將胡適對於李汝珍的考證內容概括地引述出來。當然，末尾有說明：「以上詳見新標點本《鏡花緣》卷首胡適《引論》。」
胡適在行文時，引錄出一節泣紅亭碑記的總論，認為：「這是著者著書的宗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全數引錄了此節，連引文中省略的部分都與胡適完全相同。雖未明確指出，但借重胡適的研究成果，仍可以看得很清楚。
胡適通過資料分析得知，《鏡花緣》作者李汝珍多才多藝：談弈、論琴、論馬吊、論射、論籌算，以及種種燈謎，和那些雙數疊韻的酒令……無所不通。可是，李汝珍卻將這些內容大量帶入作品裡，給人有「掉書袋」的印象。這毛病，胡適認為：「但我們應該記得這部書是清朝中葉的出產品；那個時代是一個博學的時代，故那時代的小說也不知不覺的掛上了博學的牌子。這是時代的影響，誰也逃不過的。」這一結論，魯迅也接受了下來。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惟於小說又復論學說藝，數典談經，連篇累牘而不能自已，則博識多通又害之。」
胡適認為《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之書這一點，魯迅也接受了下來：「作者命筆之由，即見於《泣紅亭記》，蓋於諸女，悲其銷沉，爰託稗官，以傳芳烈。書中關於女子之論亦多，故胡適以為『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詳見本書《引論》四）。……」當然，魯迅自己也有延伸：「其於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事端，以寓理想；惜為時勢所限，仍多迂拘……」這樣一來，《鏡花緣》的更深切內涵被挖掘解讀，作品意義更為顯豁。
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中，魯迅對清代的諷刺小說做了介紹。談到《儒林外史》的作者，魯迅有這樣一段文字：「吳敬梓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官學弟子員，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數年揮舊產俱盡，時或至於絕糧，雍正乙卯，安徽巡撫趙國麟舉以應博學鴻詞科，不赴，移家金陵，為文壇盟主……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乾隆十九年卒於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詳見新標點本《儒林外史》卷首）」可見，這段介紹均出自這個新標點本的卷首文字。這篇卷首文字，正是胡適寫的一篇《吳敬梓傳》。汪原放標點《儒林外史》出版，求胡適作序，胡適因病不及為文，便以這篇不長的傳記「頂帳」。這篇文章的資料也是從前人那裡翻出的。胡適老實，將前人的有關吳敬梓的幾篇文字都作為附錄置於文後，其中也有一篇《吳敬梓傳》。在說明中，胡適有這樣幾句話：「我本想替《儒林外史》做一篇考證，不幸我病了，不能做文章，只能把這篇舊傳來充數。手邊恰巧有程魚門的集子，就叫我的侄兒們鈔出這幾篇做附錄……」幸好有這幾句話預先放在這裡，不然胡適就鬧笑話了。原來，胡適侄兒們鈔寫的附錄中，有「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為勝」幾句，顯然標點有誤。我們看看魯迅引用的句子：「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文選」即《昭明文選》，是南朝梁武帝長子蕭統組織人所編的我國現存最早一部詩文總集。胡適侄子們馬虎，大約以為是文體，故斷成了「文選詩賦，援筆立成……」云云。（筆者查閱手頭三種版本，均此。可見這問題一直存在於大名鼎鼎的《胡適文存》中，不見有人置疑或修訂。）可魯迅功夫老到，一眼辨出，故引用時自行斷句且不露聲色。
當然，魯迅也有不聽胡適的時候。《中國小說史略》「清之狹邪小說」一篇，在《海上花列傳》一書作者介紹中引述一種傳說，即書中一真姓名者，原為對作者「時濟以金」之摯友，後因「久而厭絕」，作者「遂撰此書以謗之。」胡適讀到，在文章中「替作者辯誣」。引述了魯迅的話之後，以為「可斷定這種傳聞是隨意捏造的了。」接下來胡適分析了這種傳說的「三大矛盾」，認為「這些矛盾之處，都可以教我們明白這種傳說是出於揣測臆造」（胡適《海上花列傳·序》）。大約說得有些言重，儘管讀來理由充分，可後來至今的《中國小說史略》的此節，一字不易。魯迅夠「硌」的。
其餘一些古典作品，胡適和魯迅都研究並寫出文字，但均各有見解，其中也許有所借重，可沒有明白指示出來，因之我們較難懸揣。但是對於相互間研究狀況的關注，又決不僅僅如此（雖然已經十分充分）。胡適日記中存有魯迅一函，是一九八一年版《魯迅全集》失收的。內容正與此有關，值得加以引錄：
適之先生：
此信較長，以下多是對具體問題的交流。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出後，魯迅曾送了胡適一冊，徵求意見。胡適是老朋友，也沒有客氣，認為「論斷太少」。（這一點在讀《中國小說史略》前半時感覺明顯）這意見，魯迅欣然接受。那一代學人，因為自信，所以大度，不似如今一些淺浮之人，聽不得一丁點兒批評的話。
還有一事與胡適魯迅這段時間的研究相互借重援手相關。那是在魯迅逝世後遭人攻擊時，胡適以一個學人的坦誠，起而為魯迅辯護。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逝世，引發各界人士的真誠悼念。這時候，女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去信，對這種狀況表示不滿，並欲起而攻擊魯迅，希望胡適支援：「我攻擊魯迅的步驟如下：第一次發表《魯迅論》根據魯迅過去思想說明他假左傾，根據他十年來的雜感文檢查他不近人情的性格，但措詞不妨平和……」此時的胡適，雖多次受到魯迅攻擊，他卻絕不同意蘇雪林的做法。在給蘇雪林的回信裡，他提到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並給予高度評價：「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襲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這裡稱魯迅的小說史研究，是「上等的工作」，這是他有親身體會的。後來陳西瀅卻無中生有，以為魯迅的這些研究是抄襲日本人的東西，令魯迅悲憤莫名。此時，胡適的辯稱是最具權威的。因為一來，他自己即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重要研究者；二者，魯迅的研究過程他十分清楚。（見到手稿，還有贈送的手鈔資料，魯迅研究的深廣程度，他都完全了解）此時他們對政治社會看法已大相逕庭，魯迅又以犀利之筆攻擊過胡適，可對魯迅學問的尊重，以及健全的人格修養，使胡適在旁人趁虛攻擊魯迅時，堅定地給予批評。這一點，值得後人領會和敬佩。
掀動新文化運動大潮的兩位重要人物，幾乎同時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研究，這不能不算一個有趣的話題。也許，接受了新的文學觀念的魯迅和胡適，對於籠罩在古典舊文學上的種種迷霧，覺得有廓清、釐正的必要，這也許是他們宣傳新文學觀念的另一方面工作，所以樂意花費許多時間和心力。從結果看，他們的工作卓有成效。遷延至今，我們對這些古典小說的認識，許多仍須倚重兩位學人悉心研究的成果。對於真正學者，這無疑是值得欣慰的。從前面介紹的研究過程看，兩位學人之間對材料、成果，決不保守，相互提供，指示……對於不同看法，也或接受，或指正，顯出為一致目標共同奮進的信念。後來雖然由於政治等觀念分歧，魯迅狠狠「刺戟」過胡適，胡適卻在魯迅逝世後挺身而出，為魯迅的學術工作進行辯正，這確實是我們今天學術研究和開展批評間應當充分借重的態度。即使僅僅因此一點考慮，談談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間的相互關係，也是別有一番滋味值得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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