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不但會寫文章，而且會罵人，在他看來，不管是文章，還是罵人，都是要罵醒麻木的中國人，所以民國的很多大師都被他罵過。
在這些作品中，胡適多次被魯迅諷刺。不過，有趣的是，胡適為什麼不但罵人，而且對魯迅推崇備至呢？
說的是，魯迅和胡適也是志趣相投，有過蜜月期。一九一七年，胡適學成回國後，在北大任哲學教授，那時胡適才二十六歲，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在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剛剛起步的時候，胡適立即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主張。
與此同時，胡適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論》等著作，並將新文化運動再次推向了高潮。
對胡適主張的觀點，魯迅既深信不疑，又緊跟其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這本小說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胡適更是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和讚揚，並把魯迅當作「白話文學運動中的一員」。他倆因文相識，又志同道合，因而成為朋友。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魯迅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胡適，日記中也多次提及魯迅。另外，他們還互相通信，互相贈書…雙方的交往十分密切。另外，兩人在文學創作上，也是相得益彰，而在學術研究上，更是從不敷衍。尤其在有分歧的時候，雙方從不遮遮掩掩，相反，開門見山地指出，而對方也會因此慎重考慮。
不僅因為對魯迅的崇敬，甚至連他的兄弟周作人，都深陷胡適之眼。有一次，他在日記中寫到：「周氏兄弟最可愛，才華橫溢。豫才(魯迅)兼具賞鑑力和創造力，而啟明(周作人)卻缺乏賞鑑力和創造力。」
然而，友誼之船說翻就翻。一九二一年，胡適接到溥儀的電話，本來，在紫禁城安裝了新的電話。由於胡適提倡新文化運動，在當時很有名氣，溥儀非常崇拜他。因此溥儀打來的第一個電話就是給胡適的，而溥儀仍然通過電話邀請溥儀去宮中玩。儘管胡適喝了不少洋墨水，但他對儒家文化的骨子裡還是有較深的影響，他認為溥儀是來召見他的，所以經過莊士敦謹慎地與溥儀見面。
原來事情很簡單，可是關於「胡博士見皇帝」的消息，卻還是在北京城內傳開了。一方面，那些遺老遺少們視胡適為共和之後的「新思潮人物」，他們害怕尊貴的皇帝會受到胡適的影響。另外一方面，新思想人士認為溥儀是舊社會的一個標誌，早該把他清理乾淨了。因此，他們認為胡適是知識分子，居然去拜見溥儀，這簡直是奴性的表現。
當時社會上說什麼都有，不過傳得最多的，還是說胡適要當帝師。魯迅聽了以後，不置可否，但胡適很看不起他，另外，溫良性格的胡適，在發展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中，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在他看來，這個運動應該通過改良來完成，而魯迅認為，只有革命才能使新文化徹底繁榮。
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師大事件，徹底讓魯迅和胡適反目。魯迅認為學生驅驅女校長楊蔭榆的運動是一種正義的、進步的行為，因而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不但在一定條件下幫助女學生，而且還在報紙上大肆抨擊楊蔭榆和章士釗。沒想到胡適對此發表了一篇題為《呼喊救不了中國》的文章，認為學生還是應該回到研究生院，好好學習，這當然是反對學生運動的意思。
魯迅因此認為胡適也是北洋政府的一個部門，所以他在罵楊蔭榆等人時，也多次以無名之名嘲諷胡適。胡適不但不生氣，竟給魯迅寫信，希望他能結束這場鬥爭。
胡適沒有料到，他的這封信適得其反，竟使他與魯迅的關係徹底破裂。一九三一年，胡適又被蔣中正召入。各大報紙刊出這條消息後，魯迅冷笑起來，於是他在《知難而退》一書中翻出了胡適的舊帳：中國一向的老一套，當皇帝做皇帝做皇帝，當皇帝做皇帝，當皇帝做皇帝，當皇帝做皇帝，都得跟文人學士扳一下一下。作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作倒黴的時候是又一次以為自己真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我們的胡適之博士，過去曾在宣統皇帝遜位遜坐得無聊時，就有這樣一件事。醫生說，「他叫我先生，我就叫他皇帝！」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北平通稿》中寫道：「光靠武力徵服中國還不夠，日本完全徵服中國只有一條方法，那就是——徵服中國人民的心。」
魯迅對此大發雷霆，立即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中大肆抨擊胡適，並挖苦說：「胡適先生不愧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在魯迅死前，他曾對胡適進行過不少諷刺。但無論魯迅怎麼罵，胡適還是不作聲。事實上，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也不了解胡適的所作所為，但在他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他們找到了答案。胡適在信中寫道：「生平對君家昆弟，惟有最誠摯的愛慕，種種疏衛與人事變動，此意從不減分。」可見，正是這種「誠摯的愛慕」，使胡適保持沉默。
更有甚者，魯迅的三弟周建人，由於文化程度低，長時間沒有工作，在家中頗受妻子羽太芳子和嫂嫂羽太信子的欺壓。胡適知道這件事後，毫不吝嗇地為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謀了一份工作。
在魯迅死後，有人對他的文章進行惡意攻擊，胡適又一次站出來主持公道。不但是對居心叵測者的批評，更是堅決維護魯迅在文壇的威信。一直到胡適老去，對魯迅仍有許多讚美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