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幾乎所有關於目的地的想像都是錯誤的。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生活中的「抵達之謎」。
我在九年前的那個寒冷的夜晚抵達這座城市。我隨身攜帶著兩件無法託運的「行李」： 一個不滿12歲的孩子（後來閃現在我的讀書專欄裡的「身邊的少年」）以及一種與我最後竟相隔著整個地球的身份——孤獨的漢語寫作者的身份。
「身邊的少年」對我既深深地依賴又深深地畏懼，而他將要賴以生存的環境肯定令他更加畏懼： 因為在我們抵達的這座城市裡並存又衝突著兩種語言，他只略懂其中的一種，「抵達」對他來說意味著退縮到了更沒有安全感的嬰兒時代。這種畏懼增加了我扮演的雙重角色的難度。在即將開始的生活中，我應該怎樣調整自己理智與情感中「父親」和「母親」的比例？
而漢語寫作者的身份將令未來的局面更為複雜。抵達這座城市，我就被同時拋入了兩種與那種身份無關的語言。從前，這兩種語言只是我的「外語」，只以「外遇」的媚態刺激和愉悅我的感官。我們只是保持著曖昧的關係。而「抵達」卻公開了我們的關係： 與身份無關的「外遇」突然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主宰，思考和激情所依戀的漢語卻退變為記憶的侍從，成為「少數民族」的語言。我既失去了寫作能夠滲透的空間，又失去了寫作所需要的時間。如果繼續用母語寫作，我在這「別處」的生活就會變得毫無意義；而如果停止「寫作」，我的整個生命就會變得毫無意義。打破這僵局的唯一方式似乎是用「別處」的語言來「寫作」。但是，哪怕這奇蹟將來能夠在我身上出現，它同樣也是一種「尷尬」： 因為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抵達」，它必須抵達讀者。而我的「身份」固執地提醒我，我的理想讀者散居在地球的另一側。
面帶倦容的移民官在我們的護照上蓋下了入境的印記。那有點沉悶的聲音確認了我在異域生活的合法性，同時又標誌著我的漢語寫作者身份開始經受「合法性的危機」。我已經抵達了想像的盡頭。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想像和現實的箭頭將會交換方向，「別處」將會變成「此處」。
我不止往前走了一步。我走了整整的九年。我背負著沉重的「行李」。我走過了一座座異域的迷宮。
2
與《最後一課》中那位嚴肅卻又溫情的法語老師相反，我的法語老師蓋博是課堂上的暴君。
他的「出場」就很粗暴。上課鈴響過十五分鐘之後，他才用他魁梧的身體撞開教室的門。他將塞得滿滿的背包粗暴地卸到黑板前用來做講臺的課桌上。他有點得意背包的拉鎖沒有拉上或者無法拉上。然後，他在黑板與課桌之間的椅子上粗暴地坐下，雙臂肘關節同時撐住桌面，手掌託起肥大的頭。他的眼睛大得驚人。他一聲不吭地盯著面積不到25平方米的階梯教室，盯著我們這些對他充滿著期待的成年學生。突然，他開始用很快的速度和很粗暴的語氣說話。這完全超出了我們的期待。他說的話我聽不太懂。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指責我們。他指責我們不應該離開自己的國家。他措辭激烈。他說我們都是自己國家的人才，是自己國家的「血」，我們的離開是對自己國家的「傷害」，是一種「罪過」。
就這樣，他將教室變成了法庭，而我們這些在移民之前都做過「無犯罪記錄」公證的成年學生突然之間就變成了異域的被告。
我註冊的這個由魁北克政府資助的移民法語培訓點設在蒙特婁大學之內，共用大學的教室和圖書館等相關設施。參加這項分為六期、每期長達兩個月的全日制強化訓練不僅不需要支付學費，還能夠定期收到政府寄來的生活補貼(甚至還能實報實銷請人看護孩子的費用)。魁北克是全世界少數仍然可以靠「讀書」為生的角落。在這裡，接受申請手續極為簡單的政府法語培訓是移民生活的理想起點。
辦理申請手續時要做一個簡單的測試。我沒有隱瞞自己的初級法語水平，因此不能全程享受政府的福利。我被安排直接從第三期開始接受培訓。我插進的那個班裡有十三個同學，分別來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哈薩克斯坦、斯裡蘭卡、俄羅斯、墨西哥和哥倫比亞。我們的第一位老師溫文爾雅，認真負責，深受同學們的喜愛。蓋博是我們的第二位老師，負責我們第四期的學習。
在激烈的指責之後，蓋博的課進入了正常的程序。我們輪流進行自我介紹。蓋博在每個自我介紹之後都要炫耀一下自己對介紹者祖國的知識。而他對那些來自羅馬尼亞的同學有特殊的興趣，因為羅馬尼亞是他自己的祖居地。他多次打斷那些同學的自我介紹，與他們就那個國家發生的事情攀談起來。而我在課堂上的自我介紹從來都只包含兩條信息： 叫什麼名字以及來自哪個國家。聽完這簡單至極的自我介紹，蓋博說他對中國的道教很感興趣。這是西方人的陳詞濫調，我沒有當真。
我們的自我介紹之後，蓋博又說了一大通話。他繼續指責。不過這一次，他不是指責我們，而是指責「世界」。他指責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人讀文學作品了，因此這是一個「病態的」世界。他指著一個同學手裡的那份地鐵站免費派送的法語報紙，說那是「垃圾」。他不允許那種垃圾再次出現在他的課堂上。然後，他將手伸進背包的開口，掏出一大盒CD，那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流年》的「有聲讀物」。他說，要想學好法語一定要聽文學作品，一定要讀文學作品。
因此，他要求我們每天都做聽寫。聽寫的內容不是「垃圾」，而是名家的詩歌。以文學的名義，我欣賞他這種拔苗助長的做法。但是他又說，每次做聽寫的時候，他還會叫一個學生到臺上去，在黑板上寫出自己的結果，以便他及時訂正。這特殊的要求讓我每天走向教室的時候都如同是被押赴刑場。我一路上都默默祈禱，希望蓋博繼續對那些羅馬尼亞的同學感興趣，而不要突然用他大得驚人的眼睛盯上我。
他有一天還是突然盯上了我。「你好像還從來沒有上來聽寫過。」他說。這「好像」已經讓我出了一身冷汗，更不要說接下來的實戰。我戰戰兢兢地在黑板上寫出我聽到的詩句。前三行磕磕碰碰，卻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到了第四行的中間，有一個詞我怎麼也聽不出了。蓋博側過身來，用不屑的眼光看著我。他又重複了三遍，我還是聽不出那個詞。然後，他站了起來，一邊用越來越不耐煩的語氣重複那個詞，一邊不斷地逼近我。直到他的臉幾乎已經碰到了我的臉，我還是沒有聽寫出那個詞來。
突然，蓋博咆哮起來。那個法語詞震耳欲聾，卻還是沒有能夠讓我開竅。事實上，我已經沒有心思去琢磨那個詞了。我的當務之急變成了「正當防衛」，因為從來沒有人對我那樣咆哮過，更不要說在課堂上。我懷疑蓋博在「動口」至極又不能奏效之後，有可能會要「動手」。我在琢磨：「人若犯我」，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去「犯人」？我不知道偉大領袖過去對我們的教導會不會與魁北克的法律有太大的衝突。
蓋博沒有動手，而是極為失望地揮了揮手，示意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也沒有對我的聽力做出激烈的評論。他繼續為我們做聽寫，將那首詩讀完。
不久後的一天下午，蓋博又遲到了很久。他說他去圖書館為我們複印資料，所以耽誤了時間。接著，他發給我們每人一小疊複印的詩歌。他一邊分發一邊說我們應該經常去圖書館： 因為那裡可以找到許多有意思的文學作品。他複印的那一疊詩歌譯自我們班上所有同學的不同的母語。譯自漢語的那兩首的作者分別是北島和楊煉： 我的朋友。「你們每個人的母語裡都有不少了不起的詩人，你們讀過他們的作品嗎？！你們知道他們嗎？！」他激動地說。哪怕這不是他的設問，我也不會如實回答。我不會讓自己的愚鈍連累自己的朋友。
整個學期裡，班上有同學多次去學校投訴，要求撤換老師。儘管有那次尷尬的經歷，但我從來沒有在投訴信上籤過名。我拒絕參與驅「蓋」運動，不知道是出於東方人崇尚和諧的傳統美德，還是出於自己敬畏文學的個人偏好。
在學期臨近結束的時候，蓋博突然提出要將「寫作」當成期末考核的內容。這顯然超出了教學大綱的要求。他帶來了三篇短篇小說，讓我們任選一篇寫讀後感。一個學生當場對這過分的要求提出了質疑。而蓋博竟激動地衝到他的面前。如果不是三個身強力壯的同學及時將他拉開，蓋博對文學的激情肯定要演變成一場武鬥。
我們的最後一課沒有什麼實際的內容。蓋博給我們看了他的一些攝影作品。他說蒙特婁有許多古老的建築，很值得去發現。他還談起他有一年在羅馬尼亞旅遊的時候與警察發生的衝突。最後，他將我們的「寫作」發下來。他一邊分發一邊指責班上的同學大都不懂文學，不會「寫作」。我沒有興趣去看他的評語，接過自己的第一篇法語寫作之後，就將它塞進書包，然後準備離開教室。但是剛走到教室門口，蓋博叫住了我。他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大聲說：「你的寫作比你的口語和聽力好多了。你寫得很好。你將來可以成為一個作家。」
我沒有告訴他，在另外一種語言裡，我已經是一個「作家」。我只想儘快遠離這每天都令我忐忑不安的教室。我答應過貝蒂，等這期法語課一結束，我馬上就會給她打電話。她已經多次邀請我去她那裡交談。我盼望著用漢語和英語交談。
（《異域的迷宮》，薛憶溈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