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帝國」，什麼是「國家」？這個問題很複雜，去年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到復旦大學來，就講了「傳統中國作為帝國」，他分析了帝國概念和中國歷史，他認為只有清代算是帝國。
至於這個說法對不對？我們先不管他，我們先回顧歷史。我想簡單地說，中國作為一個在文化上有延續性，政治上大體上有同一性的帝國，其實兩千多年前就確立起來了，咱們常常說「秦皇漢武」，確實是在他們的時代，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
這就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貨殖列傳》裡面，「漢興海內為一」一句以下說的，西面是關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龍門碣石、遼東、燕涿，東面是海岱、江浙。
儘管此後的中古時期，中國也經歷戰亂與分裂，諸多民族交融雜糅，各族首領互相嬗代，但一直到隋唐，中國仍然保持著一個對東亞具有籠罩性，對域內各個種族有控制力的大帝國。
中古時期，作為一個帝國的中國，它的特點是什麼呢？我想有以下幾點。
（1）儘管邊緣常常變動，但中央區域卻相對穩定，形成一個具有基本疆域的政治、民族與文化區域，也構成了一個歷史世界。
（2）儘管有「徵服王朝」或「異民族統治」時代（如南北朝、五代），異族文化不斷地疊加進入，漢族為主的文化也不斷地凝固劃界，以漢族文化為主幹的文化傳統始終在這裡延續，構成明確的文化認同與文化主流，因此它也是一個共同體。
（3）無論哪一個王朝建立，它們都自認為「中國」，也把王朝的合法性納入中國傳統的觀念世界（如五行、如正朔，如服色），二十四史、通鑑、十通等等漢文史籍，也反過來在文化上強化了這種連續性的國家觀念。
（4）傳統文化中自我中心想像的「天下觀念」與依靠禮儀衣冠維持的「倫理秩序」，也增強了中國君主、大臣、知識人、民眾心目中的「國家」意識。
為什麼要說中國是一個大帝國？因為，你要看到，漢、唐之間的千年裡面，在一般觀念世界裡，不太有「外國」意識，也不太有「國際」秩序。
疆域在逐漸擴大，民族也相當複雜。但是，這都是「中國」，儘管歷史上，周邊有匈奴，有鮮卑、有突厥、有吐蕃和沙陀，有種種可以抗衡這個帝國的異族力量，但總的來說，漢唐時代的觀念世界裡面，還不是真的有對等的「敵國」，更沒有若干個「外國」，它仿佛籠罩「天下」。
可是到宋代，澶淵之盟以後，中國和他的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宋朝中國和唐朝中國大大不一樣。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愈來愈覺得大帝國是無法維持的，多民族是無法控制的，北宋的晁以道就說，夷狄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你是你，我是我。
北宋人特別愛檢討唐五代的歷史，因為唐是一個不可企及的楷模，楊聯升講的「朝代間的比賽」，宋代雖然老要說唐代，但是心裡明白，不可能「盡復漢唐故地」 ，那只是陸遊做夢的時候想像的，寫詩可以，真的一點兒可能都沒有。
所以宋代人就一再說，中國和夷狄，是兩回事，井水不犯河水，很自然，像範祖禹，就是幫著司馬光修《資治通鑑》的人，他自己寫了一本《唐鑑》 ，就說唐朝管得太寬，其實華夷之間「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你「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必呢？唐朝李世民好大喜功，「雲南只是隨口封了，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只不過是「崇虛名而受實弊」。
比他更早，在澶淵之盟前兩年的鹹平5 年（1002），就有一個叫張知白的人給宋真宗上書說，雖然戎狄貪暴好殺，但也是「天地之一氣，與中國絕異」，這就開始承認夷狄，不打算融合他們了，他說，「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蓋取諸內外之義也」，有了內外之別，所以從宋代起，中國已經處在一個多國的國際環境中，自己開始收縮一個疆域有限、民族單一、認同明確的「中國」。
先說南方
傳說宋太祖曾經看地圖，拿起玉斧來比劃，說大渡河以南的雲南一片我統統不管了，所以，原本唐代還是中國的雲南南詔，到宋代就變成外國了。
這個傳說有沒有根據？還是有的，宋代建立之初，對於雲南只是隨口封了一個王，辛怡顯《雲南至道錄》裡面引用官方冊封文書就說，讓雲南王（諾驅），「統轄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後百蠻三十六鬼主」，把異族的麻煩就掃地出門了。而且，真宗還頒布詔令（1009），約束邊界上的軍民，不要越過大渡河去滋事，「下詔戒敕，勿使相侵擾，又詔，邊臣不得輒入溪洞，邀功生事」 。
同樣在南方的南越，原本在宋太宗太平興國5 年（980）的時候，就曾經借交州丁氏內亂，派出侯仁寶等率軍，想把這塊地方收歸大宋，傳為王禹偁所撰的勸降書曾經用身體作為比喻，說中國四周的蠻夷就像人身上的四肢，雖然南越只是一個指頭，但是一旦有毛病，也很麻煩，中國應當化蠻夷為中華，所以不得不去平定，如果他聽從文明那麼就原諒他，如果他反抗就要討伐他。
但是，隨著第二年（981）侯仁寶徵伐交州失利，自己也兵敗被殺，南越的黎桓建立起前黎朝（980-1009），一面自稱「明幹應運神武昇平至仁廣孝皇帝」 ，一面派遣使者到大宋來通好，這時，忙於應付北邊契丹的宋太宗，也只好承認南越獨立，黎氏當國的事實。
雖然後來黎氏王朝只有 30 年，被李公蘊推翻，但是南越獨立成為事實，到了宋孝宗隆興 2 年（1164），承認李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便成為這個國家的國名。
再看北方
宋太宗曾經想打到幽州，收復漢唐故地，可是屢戰屢敗呀，所以只好算了。那時有一些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澶淵之盟」以前的鹹平2 年（999），就有一個叫朱臺符的人說了，「北方之國，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致」，他承認蠻夷「真中國之雄敵也」，建議乾脆和遼國恢復以前的盟約。
到了 11 世紀「澶淵之盟」以後，宋代人更加清楚，自己無法控制這麼大的疆域和這麼多的民族，所以乾脆算了。有個澶淵之盟的誓約管著，宋和遼可以很長時間相安無事。
比如，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要去祭祀泰山，皇帝出動，要有六軍相隨，「恐契丹不察，妄生猜疑」就是怕遼國緊張，造成麻煩，就派了孫奭去通告，遼國就回書說，我們有誓約，沒有問題。
宋仁宗慶曆2 年，富弼和符惟忠討論邊疆的問題，就說根據澶淵的誓約，「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還說「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而遼國那邊也同樣尊重誓約條文，說兩國在景德元年有約定，「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只是不讓人民過多往來，也不允許中國的人、物、書籍隨便出境。
有一則資料特別有意思。 《宋會要輯稿》記載，皇佑 4 年（1052），宋仁宗下詔讓學士院討論北宋與大遼之間往來國書。一般來說，「國書」的措辭，應當代表的是國家意志。當時，遼國文書中自稱「北朝」，而把宋國稱為「南朝」，但是，宋朝的官員經過認真討論後，認為「自先帝（宋真宗）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
其後復有書，乃稱『契丹』如故」。這表明，當時在漢唐延續下來的這塊土地上，已經從「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稱南朝、北朝），改成「一邊一國」（要求各自稱呼「大宋」和「大契丹」）了。
這種新型的國際關係，從 11 世紀初的澶淵之盟（1004），到宋仁宗慶曆時代（1041-1048），大概四五十年間，在皇帝和大臣中間就逐漸成了共識。
和唐代很不一樣，宋代人不能不承認，對面那個契丹很厲害，慶曆3 年（1043）韓琦〈論備邊御七事奏〉裡面就向皇帝說，「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特別是文化上面，它也漸漸進步，他說，契丹和漢代的匈奴、中古的鮮卑、唐代的突厥都不一樣，那個時候，「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
再看西方
「千裡黃沙，本非華土」，說的是西夏就是今天寧夏甘肅一帶。宋代對於西邊兒，很早雖然有志打通，但很快也就放棄了。宋太宗至道3 年（997），宋朝內部就有爭論，劉綜認為，靈州（今寧夏靈武）一帶是「咽喉要衝」，不能放棄，但是，李至則主張「蟄手斷腕」 ，放棄靈州。
宋真宗鹹平3 年（1000），有名的詩人楊億，也建議放棄靈武一帶，「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還說，你不要老覺得，放棄土地這是喪權辱國，如果「必以失地為言，即幽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
宋初的幾十年裡，北宋和西夏之間，戰戰和和，打打停停，一直到了慶曆5 年（1045，正月23 日），宋朝終於和西夏訂立了誓約，裡面還是宋遼誓約裡面說的這些話，宋代官方還三令五申，「約束當職官吏，沿邊守把人等，各守疆界，不得擅入夏國地分侵掠，及不得收接投來人口，致別生事」。
一直到宋神宗初年（1068），有一個叫種諤的武官想邀功，帶兵進入西夏邊界，動員橫山一帶的土豪帶著族人歸順大宋，結果宋朝的大臣像有名的鄭獬、劉述、楊繪，都紛紛批評這種惹是生非的舉動，說「中國以信義撫四夷，既約束邊臣無得生事，詔墨未乾，而奪其地，信義俱棄，其曲在我」，「有違誓詔，為國生事」，「失信於戎狄，生起邊事」。而司馬光、富弼等人也贊同這種意見。
所以，我認為，宋代中國已經在國際環境、領土邊界、貿易經濟、國民認同各個方面，有了初步的、類似近代的「國家」意識：
（1）遼、西夏、金、蒙古相繼存在，對等「敵國」的意識已經形成，
《宋史》第一次區分《外國傳》和《蠻夷傳》，說明已經有一個內外分明的「國際」。
（2）有了「界」的觀念，各自「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說明政治上有了明確的邊界意識和領土觀念。
（3）「邊市」與「市舶司」現象的出現，說明經濟有了國家界限；而圖書進出口的限制，說明文化也有了國家界限。
（4）宋代著名的「國是」觀念，以及對異族和異文化的拒絕，和對本土文化的強化，已經漸漸形成了近世的國家與認同。
正如張廣達先生比較「契丹」與「宋」的國家意識時所說的，宋朝從此主動放棄了大渡河外的雲南，也告別了西域，西部邊界退到秦州（甘肅東南天水），西域開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見趙匡胤追求的是鞏固自我劃定界限的王朝」。只要有基本的歷史知識，就知道，這個時代已經與過去不一樣了。
現代學術界，為什麼很多人相信「唐宋變革論」，強調唐代是傳統時代，而宋代是中國的近世？不僅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這一論斷，中國的傅斯年、陳寅恪、錢穆、傅樂成，也都有類似看法。
宋代之所以成為「近世」，除了城市與市民的興起、貴族衰落與皇權專制、科舉、士紳、鄉裡社會的形成，以及文學藝術的風格變化等等這些宋代新因素之外，「國家」本身也是所謂「近世」的一個標誌，所以，我會強調，宋代是「中國」意識形成的關鍵時代。
這一轉變相當重要，雖然傳統中國的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好像還在，但是實際上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在觀念上，由實際的策略轉為想像的秩序，從真正制度上的居高臨下，變成想像世界中的自我安慰；
（2）在政治上，過去那種傲慢的天朝大國態度，變成了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
（3）在思想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像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