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憶溈 作家，生於湖南郴州，現居蒙特婁。1991年獲臺灣《聯合報》文學獎，著有《深圳人》《遺棄》《流動的房間》《通往天堂的最後那一段路程》《空巢》《白求恩的孩子》等。
《空巢》作者：薛憶溈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年7月
《深圳人》作者：薛憶溈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8月
馬爾克斯曾說，「寫作是世界上最孤獨的職業。」也早有人以先知般的口吻預言了文學的死亡，但如此「慘澹」的前景並不妨礙一代代寫作者前僕後繼，去摘取隱身於荊棘叢中的文學桂冠。
薛憶溈是一位有雄心的寫作者，他視文學為生命。文學既是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他的精神追求。儘管他深感文學在這個時代的邊緣和落寞，卻仍虔誠且滿懷信心地不斷出發，去闖蕩一個個異域的文學迷宮。他在生活上自覺遁世，但閱讀的視野遠超出文學一隅，對世界局勢和時代風雲有著深切的思考和憂慮，從這篇採訪中，能讀到他的激情與關切。
1 曾計劃循環閱讀《尤利西斯》到生命盡頭
新京報：最近在讀的是哪幾本書？為什麼讀它們？
薛憶溈：最近在讀的書主要有三本：一本是尼爾·弗格森的《帝國》。這是一本關於大英帝國歷史的暢銷書，初版於2003年。我現在重讀它多少有點應景的意思，因為三月底英國就要正式「脫歐」，曾經的帝國正在走向更深的困境。另一本是喬治·魯德的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這是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名著，我讀它是因為自己一直對「群眾」在重大歷史事件裡的作用很感興趣，最近又在重新思考與「法國大革命」有關的一些問題。而最近讀的第三本書是我從12歲就開始讀的《毛澤東選集》。我手頭這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合訂本印刷於1967年。它是我最早的「藏書」之一，已經跟隨我四十多年。這次重讀是基於我在自己最近的小說人物原型的檔案材料裡的一個意外發現：他提到《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對他的影響。當然，每次打開這本書，我都忍不住重讀其中那些熟悉的篇目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論聯合政府》等。
新京報：人生中，閱讀次數最多的書是哪本？
薛憶溈：通讀次數最多的應該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原文）。在讀英美文學研究生的時候，我選修了同名的課程，那是第一次通讀。後來又通讀過兩遍半。我曾經想每天都拿出一點時間如15分鐘來讀這部作品，讀完了又重新開始，循環往復，一直到我生命的盡頭。很遺憾，這個想法最後沒有能夠實現。
新京報：過去一年，讀到的最好的書是哪一本？
薛憶溈：2018年夏天，在劍橋大學參加完「徐志摩詩歌節」之後，我特意去了一趟東安吉利亞的重鎮諾裡奇，去尋找我喜歡的曾經長期旅居英國的德語作家W.G.塞巴爾德（W. G. Sebald）的生活遺蹟。我一個多年的夢想，就是能夠在那座城市找到一本用這位作家的風格寫的「關於」這位作家的書。沒有想到，在吸引我進入的第一家書店裡，書店畢業於牛津大學英語系的營業員，就將我引到了那本我已經想像多年的書的面前。那是他們書店自己編輯出版的書，書的名字是Ariadne's Thread（《阿里愛德涅的線頭》）。書的作者是W.G.塞巴爾德成為文學傳奇之前的知己，因此她有非常特殊的視角，而她在文學、語言和翻譯等方面的完備訓練，又讓她的觀察具有專業的分寸和精緻。這本書用優雅的敘述將精彩紛呈的生活細節和層出不窮的文學典故巧妙地編織在一起，將20世紀歐洲文學史上最後的神話生動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新京報：你的床頭現在放著哪些書？為什麼讀它們？
薛憶溈：由伊迪絲·格羅斯曼(Edith Grossman)譯成英文的《堂吉訶德》，是這部西班牙語經典最出色的英譯本。我將它放在床頭，不僅因為我每天臨睡前都要讀它，還因為我每次讀它都會有新的發現。當然，床頭還有前面提到過的《尤利西斯》和《李爾王》的多種原文版本。還值得一提的是，很久以來，我的床頭一直有一本名為「Infinity and the Mind」(《無窮與理智》)的科普書，它的副標題是「關於無窮的科學與哲學」，它也是我旅行的時候經常帶在身邊的書。「無窮」是我從少年時代起就非常著迷的問題。我甚至很想將來用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寫成一本書。
2 作家「基本功」的磨鍊一刻不得鬆懈
新京報：你最想寫出怎樣的一本書？大致會怎樣去構思這本書？
薛憶溈：我最想寫一部關於一個小人物一生的小說。我會特別關注這樣的一生如何受社會、歷史、性格、家庭及人物自身的生理過程的影響。我也主要是通過小人物的心理活動去構建敘述的邏輯。除小說之外，我還很希望自己能夠在有生之年寫出一本可讀性很強的學術著作，比如前面提到的那本關於「無窮」的著作。我希望這樣的一本書能夠將自己關於人類文明進程和個體生命意義的種種「偏見」整合在一起。
新京報：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些？
薛憶溈：在我看來，語言是書存在的理由。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用精準和精緻的語言闡釋理智和表達情感的書。它們的範圍很廣，列出來會有很多。
新京報：最近讀到什麼文章觀點讓你記憶猶新？
薛憶溈：最近在做研究的時候，經常翻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報紙。有一天，我無意中讀到夏衍先生在當時發表的《給一位青年作者的信》。因為年代久遠，其中的一些提法在今天看來會顯得有點不適。不過，這封公開信裡最重要的觀點卻讓我記憶猶新：那就是年輕的寫作者必須加強「基本功」的訓練。這在任何時候都是值得強調的觀點。在我看來，「基本功」的訓練還不僅僅是「青年作者」需要注意的問題，著名作家甚至文學大家也需要在新的創作過程裡不斷磨鍊自己的「基本功」。寫作是一項永遠都需要「如履薄冰」的事業。「基本功」的磨鍊一刻都不應該鬆懈。
3 作家與時代存在愛恨交錯的親緣關係
新京報：你自己的著作裡，最滿意的作品是哪本？
薛憶溈：作家最滿意的作品，一定是那部自己還沒有想出來的作品。在已經寫出的作品裡，我比較滿意的應該是長篇小說《空巢》吧。主要理由是它讓我的寫作有了一個新的方向：我開始嘗試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去呈現一個小人物的一生。
新京報：你一般選擇什麼樣的環境閱讀和寫作？
薛憶溈：寫作的時候，我需要西方的古典音樂作伴，而且通常是最好的演奏家演奏的最好的作曲家的作品，如卡薩爾斯演奏的巴赫的大提琴組曲。而在閱讀的時候，我卻需要絕對的安靜。我不知道自己的寫作和閱讀對環境的要求為什麼會如此對立。
新京報：如果讓你給新京報書評周刊寫一篇文章，題材和體裁不限，你可能會寫什麼？
薛憶溈：我現在非常關心作家與時代的關係。一個優秀的作家與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時代，一定存在著一種愛恨交錯的親緣關係。這種親緣關係既是作家認識世界的窗口，也是作品改造世界的動力。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從「文化大革命」一路走來，半個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財富。不久前，保加利亞的一家媒體約我從最個人的角度寫一篇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文章。我想到了我的長篇小說《遺棄》。這部作品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三十年裡的跌宕，為讀者理解作家與時代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如果我現在要為新京報文化頻道寫一篇文章，我還是會寫這部作品與這個時代，文章的題目還是會叫《中國改革開放與一本書的命運》。
新京報：有人說未來文學會消亡，你認同嗎？
薛憶溈：我在理智上認同，但是在情感上不認同。我甚至認為「未來」是一個太遙遠的所指。你可以將它改為「不久的將來」。文學是「人」學，這個「人」應該是有神秘感和有隱蔽性的人。但是，因為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這個為文學提供原型的「人」差不多已經夭折。現在，人最隱秘的心理活動都已經能夠被電腦定位，「少年維特之煩惱」估計用一小片處方藥就能夠緩解，不再需要借用小說的形式來宣洩。在理智上，我承認文學的前景十分暗淡。然而，文學既是我的日常生活，又是我的精神追求，在情感上，我不會認同那種悲觀的看法。我還會不斷出發，而且是滿懷信心地不斷出發。
採訪/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