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專家:十九大提的主要矛盾轉變,有其內在的必然邏輯

2021-02-07 浙江大學

編者按: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更加需要傾聽思想的聲音。浙江大學頭條號特別開闢【啟真新論】 板塊,收錄浙江大學各領域專家學者獨家觀點。本期,我們推出的是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劉同舫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背後的必然邏輯》一文。觀點的碰撞,智慧的交鋒,我們也期待聽到您的聲音!投稿郵箱:zdxmt@zju.edu.cn。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繼1956年黨的八大及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規範表述以來,執政黨對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的再次改變。揭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背後所蘊藏的必然邏輯,對深化關於主要矛盾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下一階段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點,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什麼會發生轉化,其中蘊含著怎樣的必然邏輯?應當如何看待主要矛盾的轉化?這些都是我們亟須明晰的問題。

從現實層面看,主要矛盾轉化是社會階段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的確認,準確反映了改革開放之初貧瘠匱乏的生產能力與人民對物質文化產品的迫切需求之間的尖銳對立。主要矛盾的確立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新時期,這一時期圍繞經濟建設中心工作,通過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舉措,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高速前進的迅猛態勢。劇烈變化的社會現實引發學者開始思考十一屆六中全會對主要矛盾的經典表述。早在2005年,一場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否發生轉型的爭論就悄然興起。有學者提出,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而絕大部分學者並不認可這一觀點。為統一思想認識,黨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兩個沒有變」的論斷,強調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沒有變,主要矛盾也並沒有發生變化。

儘管「主要矛盾轉化說」在當時是不成熟的觀點,但並非沒有任何現實根據,其提出是源於對社會快速發展的客觀狀況所進行的判斷。黨的十七大報告沒有認可「主要矛盾轉化說」,但承認我國社會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主張「主要矛盾轉化說」的學者察覺到了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客觀現實,但誇大了社會量變的程度。在2005年前後,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總體不高,人民生活距離小康水平也較為遙遠,認為主要矛盾發生轉化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顯然為時尚早。

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最終催促主要矛盾轉化為現實必然。黨的十九大以決然的姿態宣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在對社會發展狀況進行通盤考察的基礎上提出的新論斷。筆者以為,黨的十九大提出主要矛盾轉變,是以小康社會切近建成為標誌的。小康社會這一階段性目標的達成,標誌著舊的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均發生顯著變化。一方面,生產力實現了巨大提升。改革開放後近40年的苦心孤詣、上下求索,推動了國家生產能力的迅猛發展。中國製造業在2010年就已經趕超美國,某些生產領域甚至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湧現出一大批如天宮、蛟龍、天眼、大客機等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高精尖科技創新成果,被廣泛地運用於科研、軍事、民生等各個領域,「落後的社會生產」與當前的社會實際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整體提高,個體的需要層次也在不斷提升。在生產力匱乏的狀態下,人們滿足於溫飽並展望小康社會,而隨著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的目標已漸近達成,人們的需求早已超越了「經濟」「文化」兩個傳統需求領域,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已無法表徵當前社會的真實狀況,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成為客觀事實。

主要矛盾轉化同樣具有哲學理論上的必然邏輯。一種觀點認為,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未發生改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就不會改變。這種觀點存在兩個認識誤區,第一,將基本矛盾的不變屬性強加在主要矛盾之上。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是一對重要範疇。基本矛盾作為事物發展的源動力,決定事物發展的方向和性質,貫穿於事物發展的始終;主要矛盾則是在多種矛盾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矛盾,在某一階段、某一時期發揮著主導作用。基本矛盾是不變的、恆久的,主要矛盾是變化的、階段性的。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它貫穿於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等人類歷史演進的各種社會形態之中,而主要矛盾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通過不同的形式予以顯現。在階級社會中,主要矛盾一般表現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如封建地主與農民、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主要矛盾又可以表現為其它形式。毛澤東同志在論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中國的主要矛盾時,就將其提煉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制度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總之,在馬克思主義關於矛盾的理論體系中,基本矛盾規定著主要矛盾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特定的歷史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國內外局勢等具體因素則決定著主要矛盾的具體樣態。不能將基本矛盾的不變性強加於主要矛盾之上,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必然伴隨著主要矛盾的轉變。

第二,將質的不變等同於量的不變。「質」與「量」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對重要範疇,事物在內部矛盾的作用下,將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歷程。從量變到質變,需要以量變到達一定的「度」為前提。但絕不能因為量變未突破「度」,就否認「量」的變化。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不變,主要矛盾就不會發生變化,其實是只看到「質的不變」,而忽略內部「量」的變化,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同於凝固不變的「結晶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保持「質」的不變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幾個量變階段,或者說是「階段性的部分質變」階段。在這幾個不同的階段中,主要矛盾同樣會發生變化。因而,主要矛盾轉化兼具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理論合理性與必然性。當生產力越來越發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不可能永遠停留於落後生產力與需要之間。認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已定型化、不能分解而須一貫到底的看法,既不符合社會發展的矛盾辯證法,也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歷史相背離。

舊矛盾的解決並不意味著矛盾的消亡,而是宣告新矛盾的到來。如何看待矛盾從舊到新「轉化」的性質?筆者認為,主要矛盾在新時期和新時代的性質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依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基本矛盾的階段性表現,只是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樣態。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生產和需要隨著時代發展發生了新的變化,新矛盾對舊矛盾既有一定的繼承,也有一定的發展。這一判定是基於:從新時期到新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是在內部發生階段性的量變而非質變,由社會發展階段性質所決定的主要矛盾轉化的性質當然不能認為是「質變」,不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與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割裂開來。社會主要矛盾根本性質尚未改變,但矛盾的兩個方面及其力量卻發生了巨大變化,並出現了新的具體形態,而新形態既體現了主要矛盾的變化,又沒有突破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質。

黨的十九大對主要矛盾轉化的認識,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唯物辯證法為內在邏輯,並在把握時代發展變遷的基礎上做出的科學的、重大的歷史性判斷,充分展現了黨對社會發展規律,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也為明確新時代的工作重心提供了指引。

本文作者:劉同舫,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圖片來源於網絡

本文編輯:李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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