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矩鬲（lì）。資料圖片
垂字銳角布幣。資料圖片
后母戊鼎。資料圖片
賈伯壺。肖知雨攝
人己鼎及其銘文。肖知雨攝
核心閱讀
青銅器作為權力象徵，被古人視為祥瑞之物，而金文鑄刻其上，存世綿延上千年，人們對它更是青睞有加。相比於甲骨文研究，我國金文研究的歷史更長。
一尊青銅，數行銘文，引發無限遐想：聲勢浩大的宗廟祭祀，塵土飛揚的戰亂殺伐，觥籌交錯的節慶盛宴……斑斑銅綠下，一串字符就是一段塵封的歷史。
古人稱銅為金，因而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金文，又稱鐘鼎文——鍾為樂器，鼎為禮器，金文刻於鐘鼎之上，時間愈久愈顯古樸厚重，一勾一畫間，儘是漢字意蘊之美。
祈問鬼神 驚豔初現
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
展廳裡的青銅器，或粗獷大氣，或精巧華美，默默佇立，接受人們目光的洗禮。它那繁複的花紋、鐫刻的字符，分明流露著帝王之氣，訴說著悠久的歷史風流。
《史記·封禪書》記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shāng）上帝鬼神。」夏朝，我國已出現冶銅鑄造業，並以工藝精良、氣魄雄偉而著稱於世。
在商朝，青銅器備受統治者推崇，被視為王權的象徵、傳國的寶器和人神溝通的媒介。人們通過誇張、神秘的紋飾，表現神力的巨大莫測，傳達對神靈祖先的敬畏和崇拜。這一階段，青銅器製作工藝純熟、花紋繁複考究，但器具上出現銘文，還要到商王盤庚遷殷之後。
最初的金文一般只有寥寥數字，主要記錄族氏名號、先人名號或作器者名。
1939年3月，河南安陽出土的后母戊鼎，鼎體豐腴，氣勢雄健，鼎腹內壁上鑄有醒目的「后母戊」字樣，筆畫起止多顯鋒露芒，氣勢不凡。
經研究考證，「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婦妌的廟號。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母親「戊」，以舉國之力鑄造該鼎，堪稱「國之重器」。其紋飾之精美、工藝之複雜，令人嘆為觀止。
「同樣是商朝使用的文字，金文與甲骨文又不盡相同。」中國文字博物館專家陳士先介紹，甲骨文的書寫，要用刀在龜甲和動物的骨頭上契刻，所以筆畫纖細、字形繁複，象形意義重。而金文主要用範模澆鑄，故筆畫渾厚、圓轉自如，字形相對一致。
後人通過對比，發現一些金文和甲骨刻辭可以相互印證，從而有利於真實、全面地還原商朝歷史。隨著商朝滅亡，甲骨文隨之沉寂，金文起而代之，一時成為主流。
制禮作樂 太平鼎盛
公元前990年，周康王冊命貴族盂，向他講述文王武王的立國經驗，反思商朝滅亡的原因，告誡盂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並重賞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1700餘個奴隸。
有感於周王的重視、肯定和希冀，盂專門鑄鼎銘文，記錄此事。清道光年間該鼎出土後，人們取盂之名，將該鼎稱為大盂鼎，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大盂鼎上有銘文291字，其中「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等內容體現周人的天命觀，而「我聞殷墜命，唯殷邊侯甸與殷正百闢，率肆於酒，故喪師矣」等語句，則透露出周人對於商人嗜酒誤國的反思。
西周早期，金文沿襲商朝書風，字的筆畫流行波磔（zhé），氣勢雄厚。這一時期，金文內容多涉及政治、戰爭、封賜、獄訟等，其變化發展與當時社會狀況密不可分。
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於天下統一、社會逐步安定，加上周公制禮作樂，「納上下於道德」，一時盛世太平。此時，金文表現雄渾典麗之風，內容亦逐漸加長。大盂鼎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到西周中期（穆王至孝王），金文字形漸規整，筆道更加線條化，出現長篇冊命金文及嘏（gǔ）辭；西周晚期（夷王至幽王），金文內容多是程式化的廷祀冊命，長篇金文數量增多。
清道光23年（1843年）出土的毛公鼎，銘文共32行499字，是迄今為止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記載毛公向周宣王獻策之事，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
作為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作，毛公鼎銘文筆法圓潤精嚴、線條渾凝拙樸、字體結構嚴整，整篇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當，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西周晚期純熟的書寫技巧。
六國同文 金文式微
《論語》載：「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東周時，典章制度逐漸被廢棄，社會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變局，金文發展亦受影響。
春秋時期，青銅器主要是各諸侯國及其卿大夫所制，其金文多反映諸侯、大夫之社會活動與典章制度，在內容和形式上均表現出濃厚的地域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局面。
周平王東遷之後，秦承襲了西周的故地，同時也承襲了西周的文化，從而保留了西周文字的特點。比較春秋早期的秦公鎛與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盤，兩者銘文的字形結構與風格都很相近，可為佐證。
然而，由於地域和文化不同，其他各國的字體開始變異。不同地理區域、不同國家間的金文寫法各異。到戰國時期，出現了秦、燕、晉、楚、齊五大文字體系，結構奇異。
「春秋戰國時期金文形體隨意，出現藝術性與圖案化的字體，字形加飾有鳥蟲紋飾，即鳥蟲書。」陳士先介紹，這種字體主要流行於南方的楚、蔡、吳、越等國。春秋時期楚國的王子午鼎、吳國的吳王夫差劍和越國的越王勾踐劍，上面的銘文均為鳥蟲書。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詔令「書同文」，並於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為小篆，且不再刻銘文於鐘鼎之上，由是金文漸衰。及至漢代，民間多鑄銘文於鐵器之上，青銅之器不復使用，金文自是不見於史。
跨越千年 流傳經典
「欲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問鼎於河洛。」青銅器作為權力象徵，被古人視為祥瑞之物，而金文鑄刻其上，存世綿延上千年，人們對它更是青睞有加。
世人皆知金文史料價值極高，但由於時間久遠，很多金文難認、難解、難記、難寫，有若干字至今仍未破譯，或因學者解讀不同而無法使用，為創作組合造成了很大困難。
然而，這些困難並沒有阻礙人們對金文的熱情，與甲骨文研究相比，我國金文研究的歷史更長。
據《說文解字》《漢書·武帝紀》等傳世文獻記載，早在秦漢時期，就有青銅器陸續出土，人們開始相關研究。西漢時期，美陽出土寶鼎，大臣張敞就對該鼎作出了大致準確的解讀。
到宋代，金石之學大興，歐陽修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作《集古錄》，成為金石學開創者；趙明誠四處訪求金石器物，與妻子李清照一同研究整理，成就一段佳話；近代以來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學者整理研究，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
時至今日，青銅器收藏逐漸升溫，刻有金文則身價倍增，甚至以每字數萬元計。各種金文書法展、拓片展風靡全國，傳揚世界。
2012年開始，在中國文字博物館主辦下，《漢字》巡展開始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展出，高仿真青銅器、數字版「漢字簡史」等與觀眾零距離接觸，展示古漢字的獨特魅力。
銅鏽斑駁，不掩歲月痕跡；筆畫圓轉，更添古樸滄桑。跨越千年，人們對金文的釋讀和考證仍在繼續，諸多精彩文字期待解讀。（記者 馬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