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者：侯玉波
北京大學心理系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通心理學》、《社會心理學》。
中庸思維、整體思維常常可以「代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但這些結論是否有數據支持呢？侯玉波副教授和朱瀅教授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彭凱平教授從1998年開始在這一領域內從事研究並進行了很多試驗。他選取超過1萬名測試者，將中國人與西方人處理事件、社會適應等問題進行橫向分類比較，得出結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人確實有區別，這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的確會影響他們採取不同的行為方式。
中國思維方式是什麼樣的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並非新話題。但侯玉波副教授認為，這一結論還有待充分的研究支持。傳統的研究常常難以逃出西方心理學的框架，多元的時代和社會發展對這一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他在梳理這一領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實驗和比較，編制一套可以測量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量表，使得中國人思維特性得以量化、具體化，為以後進一步從事與思維方式有關的研究提供測量工具和理論指導。目前研究雖已達到精確結構與分類，但還有一系列的後續研究，因此實驗結果還沒發表。
侯玉波認為，北大教授費孝通的四句話可以概括中國人做人方面的思維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侯玉波解釋，中國人希望實現人人和諧，天下大同。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在為人處事方面的思維方式，這為現代學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路徑。
在古代書籍中，也有類似的概述：「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西方觀念更傾向於絕對獨立的思考。而中國人的思維核心是承認對立雙方可以互相轉變。
在此傳統基礎上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需要從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首先，這一研究從理論上能解決什麼問題？這一領域的研究需要解釋，文化如何從深層次上影響中國人的心理進而影響其行為；其次，這一研究從實踐上能說明什麼問題？現在很多人評論，中國人缺乏創造力，新興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實際上，中國人早就認識到這些問題。
楊振寧先生在2004年的北京論壇上發表演講時提出，《易經》阻礙了中國現代科技的發展。這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批評有人贊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學從某種程度上支持了這種觀點。從心理研究結果看，中國人用整體的、聯繫的觀點去看問題，缺少把問題從整體背景中區分出來的意願、能力、技巧，因而無法做出進一步的分類。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遠程作用力，卻不善於對此內容進行更細緻的區分與分類，也就不可能產生電磁學、量子力學等新的學科，更別談更專注更深入地研究。
心理學關於思維方式的研究
有一些實證研究，如中國人與美國人的歸因差異研究,在事件歸因方面，西方學者習慣歸因到個人，中國人則強調團隊影響。西方研究者將此稱為歸因錯誤。但在中國，這一錯誤應該顛倒過來，因為中國人先看情境再看情境中的個人，與西方人相反。思維方式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因此西方跨文化的思路——尋求統一、一致的機制和理念來衡量中國人是不對的。
既然中國人的思維和西方人的不同，那麼如何衡量中國人的思維特性呢？
趙志裕、楊中芳等學者2000年在香港曾發表過一個關於中庸思維的研究成果。通過研究，他們得出三個因素來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目標上，中國人希望達到和諧；從認知和過程來看，中國人看問題從整體去把握；從行為表現上看，中國人處理問題採取折中方法。彭凱平2002年所做的研究認為，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也應包含三個維度：矛盾觀念，中國人的思維承認矛盾觀念；認知變化，從認知取向看，中國人承認變化；行為變化，中國人認為人的行為也會發生變化。
如何測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侯玉波從思維分類學的方向進行思考，希望能通過研究得出中國人的思維結構；用這一結構進行測試、綜合中國人在這一結構中各個維度上的得分；進而分析這些不同得分的維度如何組合在一起，從而代表一個人考慮問題的整體思維；並研究如何用所得出的整體思維方式，預測其之後的心理和行為，以及這種思維方式如何影響其在生活中處理各種問題。
研究一，建構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結構。
首先，在分析以往中西方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關於中國人思維特性的理論框架；接著，以此理論框架為基礎，編制可以測量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量表；以適合測量中國人思維特性量表為工具，進一步研究中國人思維特性對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國人喜歡用聯繫的觀點看問題，承認變化，容納矛盾觀念，處理人際關係時追求和諧，處理問題時採取折衷方法。2001年，研究小組編制了包含17個題目的思維方式結構量表。該量表包含聯繫性、變化性、矛盾性、折中性、和諧性。但由於每個維度的題目太少，結果不是很理想。
2004年，研究小組對上述量表做進一步的理論研究，通過對1883名15歲以上被試者的進一步分析，原始的量表變成三個因素的量表：變化性、矛盾性、聯繫性。三個因素是這樣的：變化性包含5個衡量不變觀念的題目，為了與字面意思相一致，在記分的時候這些題目反向記分，得分越高表明變化性越高；聯繫性包含4個強調聯繫和相互影響的題目，這些題目衡量一個人對聯繫觀念的看法，得分越高表明越傾向於用聯繫的方式看待事物；矛盾性包含4個衡量矛盾和適應性的題目，得分越高，表明越喜歡用矛盾的觀念看待和處理問題。
2005年，小組擴大樣本，對上述量表進一步完善，對1200名被試者資料的分析，量表的題目從13個增加到26個，仍包括聯繫性、變化性和矛盾性。分析結果發現，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有所提高。從統計學指標上看，這一結構已基本上比較穩定，算是比較好的工具。
研究二，中國人與法國人的思維差異。
得出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結構，第二個問題接踵而至，這種結構是否為中國人所獨有？
研究小組因此用這一結構對136名北京學生和100名法國學生被試進行測量。結果表明，中國人與法國人在思維量表上的得分確有不同。聯繫性、變化性上，二者有明顯差異，矛盾性的差異則不明顯。
另外，對其內部結構進行分析發現，中國人的得分中，三維度明顯相關；而法國人總分所體現出來的三維度之間相關性則非常低。
研究三，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發展特性。
中國人思維方式並非生來而就，它呈現一定的發展趨勢。因而需要進一步追問：青少年思維方式是如何發展的？有什麼樣的規律？和成人的思維有什麼區別？小組對15歲以下的被試測量表明，其三維度呈現聚合式，三維內部結構成一體，即正相關。而對成人來說，聯繫性、矛盾性與變化性則是呈負相關的。
中國人的思維維度中，聯繫性與矛盾性是正相關，二者與變化性是負相關。根據這種相關性，將聯繫性和矛盾性合稱為單一因素，將之命名為「辯證思維」，即用聯繫、矛盾和發展的觀點看待問題。
這種「二維」研究表明，青少年思維內部關係的結構與成人不同。隨著年齡增長，青少年辯證思維能力隨之增強。這反映了我們的教育在塑造人的思維特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和學校教育中關於辯證觀念的灌輸，使得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容易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
另外，小組還做了一些後續研究，如思維方式如何影響中國人對事件的歸因，如何影響中國人處理健康問題，如何影響人們對壓力的應對，如何影響管理者處理人際衝突的行為與自我概念和人格的關係，與個體社會適應性有何關係，思維方式與成就動機的關係等。研究結果表明，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有明顯聯繫。行為方式可以通過結構進行預測。從而證明這項研究是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