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科研不能落入西方期刊論文指數之「坑」

作者 | 樊秀娣（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庫管理與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和「雙一流」建設的全面鋪開，國外科睿唯安、愛思唯爾和施普林格等期刊集團旗下的資料庫也加大了向我國推出各種期刊論文指數（定量指標數據）的力度。

客觀上，諸如SCI、ESI、高被引論文等相關期刊論文指標數據，與對於學者個人的學術評價、各種大學和學科排行榜、政府重點建設項目的遴選標準以及國家對高校經費投入多少等緊密相關。

面對如此現實，也難怪學校要「拼了命」地追求這些期刊論文指數了。

然而，正如科睿唯安公司創始人、「SCI之父」加菲爾德博士生前所言，「永遠要記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於檢索的」。

遺憾的是，國人在還沒有完全搞明白這些期刊論文指數基本內涵的情況下，卻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被這些指數「帶偏」了。

盲目追捧這些指數，將會把中國教育科研引入不堪境地。

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有：

第一，目標偏離。

一旦西方期刊論文指數被視為反映高校辦學質量的絕對標準，學校教育科研的業績目標無疑就會異化為發表SCI論文，因為構成這些指數的「原材料」就是SCI論文。

這裡暫且撇開高校還要承擔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職能不談，單就科學研究而言，SCI論文不能簡單地與科研成果畫等號，頂級SCI論文（高影響因子、高被引）也不能簡單與頂級科研成果畫等號。

道理很明顯，即使是被國人奉為三大國際頂級期刊（簡稱「頂刊」）的《自然》《科學》《細胞》，也不能保證刊登在上面的文章就一定是「貨真價實」的科研成果，「頂刊」也不時會有「撤稿」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此外，不少SCI期刊的評審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博士甚至更低專業資質的人士，由他們來決定學術論文的價值本就荒唐。

前不久在上海舉辦的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上，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蘭迪·謝克曼開門見山指出：「由期刊影響因子來評價我們作為科學者的工作，這可以說是一種扭曲現象。」

而2019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威廉·凱林早在2017年就在《自然》上發文，批評當下論文數據「華而不實」，指出論文越來越像稻草堆砌的「豪宅」，而不是堅固的「磚房」。

說這些，只是想說明國人不該一廂情願地神化SCI論文（高影響因子、高被引），高校和科研院所更不該為了把期刊論文指數「做上去」而把全員工作業績目標都定位在唯SCI期刊論文上。

第二，決策失誤。

毋庸諱言，ESI是目前國內反映學科水平的一個「炙手可熱」的指標，客觀上，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往往把它作為監測高校學科發展的主要指標，同時ESI也成為國家對高校教育資源配置的一個主要依據。

那麼，ESI指數究竟是什麼？說得通俗點，就是各學科SCI論文各種「被引」情況的綜合排名。表面上看，ESI是純粹數據統計，從中體現的論文學術貢獻度相對客觀、公正，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裡姑且不討論「高被引」論文是否一定代表高水平學術成果，單從ESI的22個學科分類看，很明顯各學科口徑大小十分懸殊，像工程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口徑要遠大於諸如生物學與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學的口徑，進一步溯源，ESI是美國湯森路透與醫療集團聯合研發而成，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ESI中的醫學、生物學等學科分類較細的原委了。

事實上，SCI收錄期刊的學科分布也相當不均衡，由此就直接導致了ESI、SCI數據對某些類別學科很有利、對某些類別學科很不利。

說到底，不同學科的ESI、SCI數據無可比性，有些僅僅因ESI指數出色而設置或擴招的學科專業，除了教師擁有發表SCI論文的長處，學生又能從中學到多少有用的東西呢？

難怪坊間流行把生物、化學、環境、材料（簡稱「生化環材」）並稱為最「坑」學生的四大專業，其實明眼人都清楚這是盲目依賴ESI學科排名的不良後果。

第三、失去定力。

國內學界對西方期刊論文指數的強烈敏感讓不少教育科研機構隨著指數更新的周期，長則一年、短則兩月就會產生一次「高潮」。

繼SCI、ESI等論文指數之後，近年又冒出一個「自然指數」，這個對全球教育科研機構一年時間內在82本指定期刊上（生命科學、物理學、化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四個學科領域）發表論文數量簡單匯總的論文指數，其片面性和局限性顯而易見，然而，卻依然能在國內學界成為「新寵」，足見國內學界對這些期刊論文指數的盲目推崇程度。

其實國內教育科研機構管理者也未必不清楚這些論文指數的科學性不高，但在強大的「指數效應」面前，高校和科研院所較少有「坐懷不亂」的。

於是乎，各種類似高校「SCI、ESI指數大幅度上升」、「ESI進入全球1%、1‰、1?酃學科」的報喜信息此起彼伏，各種慶功、獎勵也熱鬧非凡，而這背後是教育科研機構著力把指數「做上去」的各種「攻略」以及大量國家科研經費的投入。

當這些頻出的西方期刊論文指數明裡暗裡成為中國教育科研評價的標杆時，不少學者迫於組織績效目標的壓力，難以保持學者應有的學術信仰和追求，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短平快」的科研活動、轉向適合發表SCI期刊的研究領域、迎合期刊編審「口味」而玩弄概念和詞藻，甚至還有以不法手段來發文的行為。

如此換來的指數上升，背離了教育科研初衷，更拖了教育科研的後腿。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不否認西方期刊論文指數在對某些學科領域論文統計、分析和評價上的獨到作用，把它們作為一定的科研參量未嘗不可。

本文強調中國教育科研不能落入西方期刊論文指數之「坑」，是指不能把西方期刊論文指數作為衡量國內教育科研個人和集體成果的絕對指標，也不能把追求指數上升作為教育科研機構的唯一或主要績效目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學評價指標研究」（編號BIAI60125）資助。

《中國科學報》(2019-11-20 第1版 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