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一個首先可以提出的質疑點。民間話語系統的豐富層層無盡。何止少數民族的語言， 民間的方言、俚語、特定情境下的語意傳遞、甚至還有黑話，都是社會組織和文化真實，為了自衛設置的防線。
而從另一面，常見的則是會話能力的低下。刻薄些說，有些學者的語言基礎不過是幾個英語概念。按照調查表誘供式的交談，不知能聽來什麼。難怪傳播媒介特別喜歡模仿這一套，主持人面對攝像機搔首弄姿的採訪，已經不知鬧出過多少文化笑話。一個叫做「調查」的詞正在流行。是的，這個詞彙已是天經地義的科學術語，無論它怎樣與文化的主體，即民眾，從地位到態度地保持著傲慢的界限。與之孿生的另一個詞是「田野」 。把人、文化主體、人間社會視為「田野」，是令人震驚的。因為對這個術語更熟悉的考古學界，還有地質隊員並非如此使用這個詞彙。在我們守舊的觀念裡，只把地層、探方、發掘工地，把相對於室內整理的那一部分工作稱之田野。我們從不敢對工地附近的百姓村落，用這個術語來表述。表述者與文化主人的「地位關係」，是一個巨大的命題。我們都知道，事實上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啟蒙的民族學大師摩爾根(L.H.Morgan)，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納為養子。必須指出，養子，這個概念的含義絕非僅僅是形式而已。這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對自己「地位」的糾正。這是一個解決代言人資格問題的動人例證。不幸更多見的，卻是書齋三五年中，時做兩旬採風，歸來炮製20萬言的例子。而且繼以上獻國策，下為人師。要麼粉墨登場，莊嚴地宣讀於外國大學的答辯會。而洋人有幾個知道中國的彎彎繞繞歸來都是「博士」，從此語言膨脹，步步壓迫來源於底層中國的話語。我們的人文地理，企盼在摩爾根的意味深長的道路上，回歸求知的本來意義。首先成為社會和民眾的真實成員，然後，再從社會和民眾中獲得真知灼見。難以面對學問良心的還有，諸學的奠基，大都與列強的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過程同步。比如日本民族學界在侵略的30年代，曾經同人相告：「如今滿洲正流行這種學習，到滿洲去研究吧!」還豪邁地提出「不是書桌之學，是做有用於現實的研究的民族學」、「響應國家目的之科學研究」等民族學定義。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研究，則直接與德國奪取中國山東有關。更不用說大英皇家地理學會，它幾乎是一塊諸學的總招牌。若是他日餘裕，我們有力細緻重究它的各項專題的話，我們堅信會看到令人心悸的發現。可以說，在大半個世界淪為殖民地 、而人民也再難恢復民族自信的代價下，它的發展史有多悠久，英帝國的世界殖民史就有多漫長；它的研究有多細緻，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就有多圓熟。而中國諸學，則大都在那個母胎中破啼落地。難道學術血統就不會帶有一丁點兒的胎記麼? 至少我們自己要清理這種瓜葛粘連，我們要朝著一種第三世界文明的傾向努力。我們更留心的是：關於現實世界的研究，與現實世界本身之間，存在著的先後主次的關係。我們質疑的，是專家手裡的那些事先準備好的調查表格，因為在他們離開賓館姍姍來到「田野」時，皮包裡表格的背後有一個舶來的方法論體系。諸學來自西方並不是懷疑的基礎。與殖民主義的宿仇，也許更使窮國的學術追求客觀。西方從來是人類思想的偉大來源之一。我們只是以更高的方法論探討提醒自己。我們抱著幻想，我們直覺地相信：鮮活的民眾生活中藏著正確的解釋。我們預感：樸素的學術，明天將刷新權威們舶來的體系。我們把剖析的矛，首先對準自己。我們給自己設置了禁忌與原則。如果說與殖民主義孿生的西方學術的癌症在於，它曲解和壓制了文明的創造者對自己文明的闡釋權，那麼時光在百年之後，地點在國門之內，我們自己對不發達的窮鄉僻壤、少數民族、文明主體的發言，是否就不存在話語的霸道、文化的歧視和片面的胡說呢?從文明母親的胎液裡爬出來的孩子，在高等學府或上層社會，在思潮、教科書和恩師論文的煙海裡被改造。無疑，書本的知識，尤其是必要的基本知識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已經到了指出的時候：求學有時也如斷奶，「學者」好像特別容易發生異化。不能否認，一部分人在認知的路上南轅北轍，他們傲慢地掙脫著健康的母體，從不回頭，愈來愈遠。諷刺其實早就存在：在我們刻苦攻讀的學問中，有些是生活的常識。而常識一直在被可能毫無常識的人描繪和猜測，並日益將其複雜化。被畫得逼真的大象、被猜中的掌中物當然值得尊敬。然而假若一切只是「純粹的智慧演習」、若這些「應用研究」只是錯誤的遊戲，那麼如此學問，對於苦難的文明又究竟算是什麼呢?知識分子在這樣一個國度裡命運坎坷。這種往往是政治造成的坎坷，遮蔽了科學的駁難。雖然背靠著罕見的文明和社會真實，原初的檢討還是久違了。在諸學中由知識分子建造的體系 ，並沒有受到過嚴謹的、或者是直覺的質疑。數十年寒窗再加上「田野」體驗，使得諸學裡形成的泰鬥們充滿了自信。農民或生活場景中主角的沉默，使得他們一直沒有遇到學理的批判。他們可能不知道——盛名之下，關於文明解說與代言資格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但是應當尊重他們的填充開拓，以及他們對世界解釋的努力。因為他們的願望，也是朝真理跋涉。並不存在對知識積累的無端蔑視。可能我們最用心攻讀的，就是舊有諸學的內容。換言之，恰恰因為我們感到了以民眾山河挑戰書齋學院的可能，我們讀書的渴望才最迫切。書在被讀懂的時候最為有趣。我們只是追求接近真知的方法，我們只是在另一個方向眺望。舊的時代該結束了，泥巴汗水的學問剛剛登場。我們只是呼喚真知實學，我們只是呼籲，一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的出現。真實的知情者是生活者。對每天迎送的生活，對生長於斯的家鄉，知道得最細緻的是老農，是牧民，是社會底層的大眾。對社會的真相，天下萬民，生而知之。但是民眾知而不言。他們不習慣發言，羞於解釋常識。沒有頭頭是道的口才，尤其是沒有書寫的能力。他們還沒有對文化的主權意識；對知識分子的洋洋灑灑，以及已經離譜的解釋，他們的態度畢恭畢敬。也許學問的方法第一義，就是學會和底層、和百姓、和謙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對話。一旦他們開口，一旦他們開始了指教，求學者找到的，就可能是真知，是謎底，包括自己人生的激動。大地就如同礦藏。年輕人在投身進入時，用不著帶調查表格，只需用心記取原樣的生活。在目的在於追求自己生存價值的旅程中，源源的學問和規律，就像生活一樣活潑。它多變，生動，並沒有經過權威總結，沒有哪一個現成的學科可以駕馭它。這時是讀書的好時光，在心底已經出現感觸的時候，讀書開卷有益。前人的得失局限，此刻讀來句句有用。所謂人文地理概念也是一樣，它正在孕育，並未降生，它正在等著你的描述和參悟，等著它養育的兒女為自己發言。它就是你習以為常的故鄉，你飽嘗艱辛的親人，你對之感情深重的大地山河，你的祖國和世界。不用說，我們這本小小的雜誌，並沒能做到充滿這樣優秀的內容。但是我們企圖呼喚。從人文地理的角度，我們熱望著新的文章，新的人。我們凝神等待著，對於文明的合格發言。雜誌已經試刊，我們還在和作者、讀者苦苦思索。我們決定了一個「文明內部的發言」的原則 ，盡力把對文明的描寫和闡釋權，交給本地、本族、本國的著述者。我們更選擇了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場，對地域的歷史過程和未來判斷，實行批判的、有利於世界上大多數人利益的描述。出於種種限制，我們慚愧自己只是做出了一個姿態而已。不過或許這也並非毫無意義。微弱的呼喚會匯集得響亮，走的人多了，地上也就會出現路。在步步努力的流程裡，後來人會把這種希望變成可能，再蔚為新世紀學問的風氣，讓文明的發言和文明的創造，成為一個聲音。張承志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