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東方IC 資料圖
主講人：厲以寧（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會原副主任）
主題：創新驅動和觀念轉變
時間：2016年11月4日
主辦：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
【編者按】在第3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開幕式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做了題為「創新驅動和觀念轉變」的演講。厲以寧說，中國經濟的拐點還未來到，U型、V型都不是今後會出現的，更多的是L型。談到創新，他表示，信息化時代的創新和100年前熊彼特提出的創新是不一樣的，創新需要信息量的組合，而創意不是來自於企業家，而是無數正在投入市場的年輕人。當前經濟形勢，根據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的確經濟是保持在6.7%這個水平，但決不能以為經濟到了拐點，遠遠沒有到。什麼叫拐點？是從現在的下行，改為長期的平穩的上揚。最近我們在調查，煤的價格上漲，所以很多小煤礦都恢復了生產。鋼鐵的價格上升了，所以鋼鐵的銷量增加了。這一切怎麼來的？
第一，因為現在的企業，去庫存的卻是需要改革的地方，所以為了保證自己的持續前進，必須增加生產資料的儲備量。生產資料的儲備量本來在減少，物價只要一開始上漲，那就會上去，這就造成煤炭鋼材價格上漲，這是當前出現的正常現象。但並不意味著下行壓力已經減小，經濟轉型絕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很多工作你需要做。所以這樣一來我們說，不要輕易講拐點。明年我們仍是在穩中求進，U型、V型都不是今後會出現的，更多的情況還是L型。
生產要素的組合不足以創新 需要信息量的組合20世紀過去了，20世紀流行的經濟學術語中，哪一個術語最流行，而且是一直在使用的？
創新。熊彼特在100年前提出創新的概念，思路是對的，但是很多情況變了。因為當時是工業化剛開始不久的時期，所以熊皮特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看法。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熊彼特說創新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在當時是對的，因為當時是工業化時期，製造業起了重要作用，但沒料到以後變成了信息化時代。信息化是後工業化時代必然要經歷的，所以在目前不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才是創新，信息量的組合、信息的組合才是創新。再舉個例子，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創新者，主要因為企業能把發明家的成果用到經濟中去。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對的，也沒有問題，但信息化時代這個觀點是落後的。現在主要是創意、創新、創業這三個連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是僅僅能創新的話，必須現有創意，先有創意的人不一定是企業家，而是無數正在投入市場的年輕人。別小看那些咖啡館、俱樂部，經常有人在討論創意何在，一旦有了創意，這時候能夠發現機會進行投資的就是企業家。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先有創意，才有創新。不是先有企業家，才有創新，有些企業是保守的，維護既得利益，不一定每個大企業都有創新。
第三個例子，熊彼特的觀點是「你要創新創業必須要有資本，先籌資、融資，然後組成一個計劃，然後把發明家的發明移到新的領域來。這個觀點不完全錯，但是不夠的，因為不了解網絡時代給人們帶來的影響。網絡時代使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加快了，網絡一旦你有新的創意出來，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有人自動向你投資，不是過去求別人投資，不是的。這個應該重視到信息化時代應該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失敗不一定是成功之母 需要改變思路再舉一個例子，中國的古話講過「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個觀念對嗎？越來越不靈驗，假定思路不改你要失敗永遠失敗，你要成功必須轉變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不是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過程中會出現無數的新的一些投資人，會出現新的組織者。有了成功就會有下一個成功，一直到另外新的創意出來了，這也是一種新的看法。
要知道今天的情況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況是不一樣的，那時候大量的年輕人都是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知識就少，今天不一樣，儘管大量湧入創新市場的、創意者俱樂部、咖啡館的是年輕人，可都是有知識的人，他們在這當中會發現許多新的問題，也有失敗者，但更多的是成功者。
今天可以這麼說，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比過去不知道快了多少，我們正處在一個加速變革的時期，包括人的觀念要改變，我們曾經這樣想，你能夠知道五十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是什麼樣子嗎？總的方向可以講，看準了，對了。但具體的問題不能解決，因為變化太快了，五十年以後的消費是現在的消費模式嗎？五十年以後的投資是現在的投資模式嗎？五十年以後的就業是現在這種就業嗎？那個時候就業者就在家裡面，他跟企業是定合同的，他自己有計算機就夠了，能夠跟你聯網就夠了，你要軟體我就給你研發出來。到那個時候，人們還會像現在一樣身上都帶了現金嗎？那個時候人們出來還一定要自己購買汽車嗎？好多東西都在變。失敗者跟成功者同樣在湧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未來的時代中，「企業家」這個名詞可能都不存在了，不需要企業家了，需要的是領頭者，領跑人。一旦新的發現就會出現新的領跑者、新的帶頭人，這樣就行了。所以創新是中國的大勢、創業是中國的大勢，我們的觀念需要改變，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下面是一個什麼情況，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談的情況。
未來不僅是經濟人心理 ，更多是社會人心理第三個問題，我們講一下社會人和經濟人。古典經濟學重視的是經濟人，經濟人又被稱為是理性的人，他都是從自己經濟的利益考慮的。成本要最低成本，收益要最大收益，如果消費者也是最低的價格能夠買到最大的滿足，這就是經濟人的觀念，所以經濟人又被稱為理性人，被奉為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慣例。
但是現在來看遠遠不夠了，而且這個觀點並不錯，但是範圍是窄了，不斷地有經濟學家對這個提出挑戰。凱恩他就是一個，他認為在投資方面人們往往有動物的本能，衝動性的投資。投資有衝動性這是凱恩斯認為經濟人的假設是不夠的。
凡勃倫的觀點是，人們的消費他不完全是為了自己物質上的滿足，他有很多原因，他為了自己精神上的滿足，而精神上的滿足是新的炫耀性的消費。炫耀性的消費他明明沒那麼多家產，他一定要坐最好的馬車，在街上走過大家看到「這是一個有錢的人」，他就感到滿足。他的滿足是花錢能夠帶來一種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為自己，穿是百分之八十為別人」，你是為了讓別人看到你感到快樂和羨慕你，是這種觀點。
西蒙認為最優的選擇是達不到的，因為變量太多了，目標又不單一，你怎麼能夠幾個目標同時做到最優呢？所以人們只能夠次優選擇。人們買東西，特別是女同志，比如她們買一件披肩或者是一件外衣，別人問她怎麼樣？她說「湊合」，她不會特別滿意的，因為她沒有走那麼多家企業，她不知道還有沒有比她好的，真要走到那麼多家沒有時間。你買一個縫衣服的針，你要買最尖的針，你到百貨公司去看了有賣針的，挑一個最尖的針，你自己挑吧，沒有哪個傻瓜自己帶放大鏡來比較，在這麼多針當中挑一個最尖的，還要記筆記。看到第一個針不行不太尖，換第二個針有點彎，第三個針「行了，不看了」，次優選擇。消費者在進行次優選擇，還有什麼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優先理性」。這個觀點現在越來越廣了。
實際上在經濟學裡面除了有經濟人以外還有社會人，社會人他考慮的是社會問題，比如說有兩個地方可以投資：A、B。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一般按經濟人的假設全部在A投資，因為成本低。為什麼偏偏有些人願意到B投資？這就要分析了，一個原因是我之所以到B投資，因為那是我的故鄉，我對故鄉感到留戀，所以說在我有錢的時候回到故鄉去建一個醫院、建一個學校、辦一個工廠，增加當地的GDP。這是一種考慮。
還有第二種考慮，我之所以在B投資，因為我從小在那裡學習過、生活過，當時的人們瞧不起我，認為這傢伙沒出息。今天我發達起來了，我就在那裡投一個工廠，投一個圖書館給你們看看。這是一種心理，也是社會人。
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我之所以要到那裡去投資，因為我在那裡曾經做過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當初我離開的時候欠了很多人的債沒有還，我欺騙過一些人，找人家借錢就走了，有內疚，今天我回來了。我回想起過去內疚的話，於是我就一定在那裡投資來彌補我過去的錯誤，這也是社會人。
現在我們經常講的一個企業之所以能夠發展，一定是企業文化搞得好，而企業文化中的最核心問題是培育職工的認同感，這是非常重要的。同甘共苦不是一個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是企業走上坡路、形勢好、紅利多，怎麼樣分配這些紅利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這是企業可以做到「同甘」，可以靠制度。「共苦」靠精神，必須一種精神在支持他，這是「共苦」，制度是不管用的，是不夠的。工廠老虧損，工資兩個月、三個月都沒發出來，這種情況下我走了，你怎麼樣跟他談制度不管用，但是如果企業文化做得好，整個企業有一種共苦的精神，共渡難關，大家抱團取暖就行了。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這就更證明了認同和社會責任感的發展。今後我們的發展不僅僅要在經濟上發展，經濟人假設仍然在某些上面是有用的但是不夠的。社會人的假設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家都有一種社會公益感、社會責任感，這樣的話我們的經濟必定能夠走向新的階段。
（本文根據主辦方提供的速記整理，未經主講人審訂）(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