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主題講話
網易財經12月14日訊 2017年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今日在北京舉行，在「展望2020」主論壇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解釋了負效率是怎麼來的，他認為第一個原因因為企業目標和個人目標不一致，這種情況下效率就喪失了，產生了X負效率；第二個原因是職工之間不和諧，互相爭鬥，窩裡鬥，這種情況下效率自然就減少了；第三個原因是個人的惰性，比如冬天不願意起床，個人上班以後打瞌睡等等，這些都是由個人的惰性產生了X效率。但他們的理論中始終沒有解決「正X效率」，超常規的效率從哪裡產生的？這裡告訴你，來自道德理念，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調動大家積極性的情況下來增加正效率。
以下為文字實錄：
厲以寧：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道德在經濟中的作用」。
我們都知道，市場調節被認為是第一種調節，它是靠市場規律起作用的，但是還有第二種調節，政府調節是依靠法律法規、制度政策來實現，難道就這兩種調節嗎？有沒有第三種調節？應該說有，而且它的時間比市場調節、政府調節要早得多。
市場什麼時候有的？幾千年前的事情，在原始部落之間開始進行了交換，這是最早的市場。政府調節比這更晚，只有有了國家、有了政府，才有了調節，人類社會存在了多久？少說有幾萬年了，在漫長的歲月中，沒有市場就沒有市場的調節，沒有政府就沒有政府調節，但人類社會存活下來靠的是什麼？靠的是習慣，慣例，道德理念。
市場是一個無形的手，是靠市場規律作用調節的，政府有形的手靠法律法規在起作用，道德力量的調節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為什麼說是無形的呢？因為它是靠自律形成的，怎麼會是有形的呢？道是無形卻有形，道是有形又無形。道德力量調節在沒有市場調節、沒有政府調節的情況下它是唯一的調節，人類社會存活下來，有了市場、有了政府以後，道德力量仍繼續存在，沒有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時它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調節、有了政府調節而仍然存在，起著作用。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整個社會是個大領域，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交易領域，是交易領域市場規則起作用，沒有交易領域，那就是非交易領域，非交易領域靠什麼？因為是非交易領域，市場規則不起作用了，一個家庭、一個家族、街坊鄰居的關係，朋友之間的關係，等等等等，這些都是在非交易領域裡。
政府調節是管理違背法律界限的事，不違背法律界限的不管，家庭生活正常的不管，但如果家庭中有人虐待兒童、毒打配偶、虐待老人，那政府就要管，不然政府是不管的，這裡靠的是什麼交易？靠的是道德，我們經常講一句話，中國的老話，小亂居城，大亂居鄉。小亂為什麼居城？鄉下人往城裡跑，因為城裡有城牆，有兵駐守；大亂為什麼居鄉？因為大亂期間，城市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可能在城市打得很激烈，火攻、水攻、斷糧、斷水，城裡都怕，所以有大動亂時，城裡人往鄉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在大動亂時期，市場是癱瘓的，政府是失靈的，但人類社會存活下來靠的是什麼？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調節。
經濟學經常是談效率的，經濟學始終認為效率重要，但一定要認為效率是兩個基礎，一個基礎是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另一個基礎是效率的道德基礎。
重要問題在哪裡？重要問題在於僅僅有經濟中的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率，多少廠房、多少設備、多少勞動力、多數原料、質量如何等等，決定了常規效率。
超常規效率從哪裡來？它來自於效率的道德基礎，舉個例子，在抗侵略戰爭時為什麼國民有這麼大的凝聚力和工作熱情？它是道德因素起的作用，在大自然災害來的時候，為什麼同志們搶險救災，互相幫助，為了什麼？它是一種友愛的精神、互助的精神，是道德基礎起的作用。再看第三個，移民社會的效率為什麼這麼高？比如今年廣東福建一帶住了很多客家人，客家人從哪裡來，是中原動亂以後從河南等地南遷，來到了今天的廣東、福建、江西。
我專門在江西做了調查，江西鄱陽湖東面有一個縣叫鄱陽縣，鄱陽縣有一個鎮叫瓦屑壩鎮，北方的移民過長江了，進入到鄱陽湖，在鄱陽縣登陸，登陸以後集中在瓦屑壩這個地區，幹兩件事，第一件在那裡幹的是到了新的移民區該做什麼，換句話說就是辦學習班，要友好待人，不要以強凌弱，要友善對待當地的土著居民。
學完以後第二個，這支人到廣東、這支人到湖南，這支人到福建，這支人留在江西，用文化把他們凝聚在一起，所以效率高。
不只客家人如此，清朝後期到民國初期闖關東，幾十年時間裡山東、河北到東北的移民都出來，城市也漸漸初具規模，山西人、陝西人、甘肅人到內蒙叫「走西口」，它也是一樣的，福建廣東人下南洋，所有這些都是，一個移民社會是有效率的，而效率主要來自道德基礎。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一定要想法子在現在的社會中把道德力量調節放在重要的地位。
常言說得好，同甘共苦，很多人都說，同甘共苦不是一回事，是兩件事，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感靠什麼？靠制度、靠規矩，為什麼這麼說呢？可以想像一下，當一個企業賺錢的時候，怎麼分獎金、怎麼給職工獎勵，這要靠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要靠規矩。
共苦就不同了，共苦靠制度是不夠的，共苦靠精神，靠認同。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一個企業如果連年虧損怎麼辦？職工就不安心了，不要走，有制度在必須按制度在，合同期未滿不能走，該罰多少錢我認罰，我還是要走。同甘靠的是什麼？同甘靠的是怎麼樣在制度之下不亂來，很好地相處，大家遵守制度、遵守規矩，但遇到困難啊時就要靠精神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從共苦我們能看到，道德力量的作用很大，社會責任感是怎麼產生的？是在精神思想之下產生的，如果大家都認同了、共命運了，企業就能夠改變現在的面貌，這就是道德力量。
道德力量怎麼形成的，道德力量的形成是靠大家共同努力，通過文化、通過教育形成，文化的作用表決在這個地方，我們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以後，對我們下一步的改革，對中國的前途就應該了解了，兩條底線是不能突破的，任何人都不能突破這向條底線，一條是法律底線，一條是道德底線，光遵守法律底線，忘記了道德底線不行，只記得道德底線又忘記了法律底線又不行，這樣社會就沒有法治了，所以我們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以後，一定要發揮法治的力量，一定要發揮道德的力量。
最近教育界又討論起幾年前的一件事情，藥家鑫的慘案，西安音樂學院的一個學生，這個事情已經解決了，是好幾年前的，但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騎自行車把一個老人撞倒，一看周圍沒人，他拿刀子捅了老人好幾刀，「你快死吧」，人的道德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喪失了，我們培養這樣的人有什麼用？假如我們培養的都是這樣的人，那我們的社會能前進嗎？在討論這個案件時有幾個學生說，如果是我，我也可能這麼做。撞倒人就要救啊，你要喊啊，打電話，叫急救車，但他反而把人捅死了，省得你以後再找麻煩，這就是道德的淪喪，如果我們的經濟上去了，結果道德是這樣的，怎麼行？
道德是什麼？道德是文化，所以現在除了經濟方面，兩條底線一定不能突破，我們要有新的認識。
再做進一步分析，在經濟學裡我們經常講效率，既然效率有它的道德基礎，那效率的意義就更深遠，它不僅是物質基礎的保障，西方曾經提出「第三種效率」，經濟學裡提的第一種效率是生產效率，它是經濟學裡提的多少投入會有多少產出，這個是有用的，用途在什麼地方呢？它能夠激勵每一個微觀經濟單位，也就是每一個企業，能夠更好地把資源用好，能夠以更少的投入產生更多的收益，那社會就在前進。
到了20世紀30年代，或者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第二種效率，第二種效率是資源配置效率，它的意思就是，假定資源總量不變，以X方式配置資源可以產生N的效果，以Y方式配置資源可以產生N+1的效果，以X+Y的方式配置資源可以產生N+2的效果，各有分工，微觀經濟單位以生產效率為主，宏觀經濟管理部門著眼應該是資源配置效率，讓更多資源合理配置。
第三種效率由西方在70年代時提出，「X效率」，從理論上說這麼多投入就會有這麼多收入，但為什麼沒有這麼多？那就是負效率，負效率怎麼來的？X效率負效率，最後他們研究主要是這樣幾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個原因因為企業目標和個人目標不一致，這種情況下效率就喪失了，產生了X負效率；第二個原因是職工之間不和諧，互相爭鬥，窩裡鬥，這種情況下效率自然就減少了；第三個原因是個人的惰性，比如冬天不願意起床，個人上班以後打瞌睡等等，這些都是由個人的惰性產生了X效率。但他們的理論中始終沒有解決「正X效率」，超常規的效率從哪裡產生的？這裡告訴你，來自道德理念，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調動大家積極性的情況下來增加正效率。
好，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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