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我們的精神家園
各位好！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一起來聊聊漢字。
剛剛逝去的2009年，在漢字的歷史上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年份。這一年的11月16日,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中國文字博物館，在河南安陽震撼開館。這標誌著我國文字保護與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文字工作者，我特別感到高興。如果有機會，希望大家都走走看看，親身感受一下漢字五千年的文明。當我們涵泳漢字的歷史長河，既「溯洄從之」，又「溯遊從之」，才會真正體會到漢字的無窮魅力，無限風光。
今天我就嘗試給各位當一回嚮導，就漢字與文化做一些粗淺的講解，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興趣。但各位若想真正過把癮，還是要到中國文字博物館去看一看，或者去國家圖書館，安安靜靜地讀幾本書。
這次講解將圍繞漢字的起源和發展、漢字的結構、漢字的承載、漢字的傳播展開。
漢字是土生土長的文字
漢字大體來源於兩個系統：一是刻畫系統，一是圖畫系統。以圖畫系統為主，刻畫系統為輔。漢字的產生與國家形成同時，大約在夏代。
在古人的心目中，文字的創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倉頡四目」((論衡·骨相篇))，「產而能書」(《淮南子·修務訓》)，是說造字的人長了四隻眼睛，從娘肚子裡一出來就會寫字。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天上掉穀子，鬼神夜哭嚎。試想，那是怎樣驚天動地的事件啊！這些秦漢時代留下來的文字，至今仍閃爍著神異的光芒。讓人肅然起敬，怦然動容。大家知道，甲骨文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然而，甲骨文已相當發達，離文字起源已十分久遠。甲骨文以前的文字面貌如何？由於資料匱乏，特別是缺少正確的理論和途徑獲得令人信服的證據，長期得不到合理的解釋。無數學者孜孜以求，為此傾注了巨大的心力。
近代漢字起源的探索，是從古文獻、民俗學、考古學等方面著手的。古文獻的記載零星不成系統，時代也比較晚出，但其中一部分，如「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周易·繫辭傳》)，「倉頡作書」(《荀子·解蔽》)，「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多士》)等等，包涵了很有價值的歷史信息。民俗學的角度是從沒有文字或文字不發達的民族那裡，去考察他們的意識和活動對文字產生的作用，用外民族在相同文明階段的相似性來佐證漢字。考古學是從尋找古人類遺物方面去探索漢字的源頭。已經發現了刻畫符號和象形符號兩個系統。刻畫符號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現，以陝西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最為典型，是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呈幾何形，數量不多，前後變化不大，往往有特殊用途。象形符號以大汶口文化為代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號以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最為集中。有的在不同地點重複出現，有的是複合型的，一般認為已屬於原始文字的範疇。如果把上述三個方面的材料綜合起來看，便可以得出初步的結論：
漢字形成之前，漢族祖先經歷了長期用實物記事的時期。
漢字大體來源於兩個系統：一是刻畫系統，一是圖畫系統。以圖畫系統為主，刻畫系統為輔。
漢字的產生與國家形成同時，大約在夏代。
在漢字形成的過程中，個別人可能發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這些結論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因此可以肯定，漢字是土生土長的自源文字。西方學者提出的漢字是從近東兩河流域成熟文明傳播過來的說法，可以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漢字就像先民播下的一顆希望的種子，在中原文化肥沃的土壤裡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最終成為一棵參天的大樹，枝繁葉茂，風華獨絕。在世界文字之林，可謂「風景這邊獨好」。
漢字是民族文化的結晶
由於先民所處的環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出的文字面貌客觀上是很不一樣的。同樣是為山造字,兩河流域的丁頭字用三個不連屬的山丘表示,埃及聖書字用兩個連屬的山丘表示,甲骨文用三個連屬的山峰表示。
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號,(1)為一團雲氣託著一輪紅日,(2)在(1)下加山形,(3)像斧鉞,(4)像錛子。(1)和(2)是自然界的景象,(3)和(4)是人類發明的工具。這些原始文字的取象都是當地先民所熟悉的事物。在近代流行的「三書」架構裡(唐蘭、陳夢家、裘錫圭都有系統的界說),這些原始文字屬於表意字範疇,所描繪的或者是具體事物的形象,或者是生活當中的場景,或者是生活當中的事件,都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說文解字·敘》)的。
《說文解字》解釋「象」字說:長耳長鼻,南越一帶的大野獸,每三年產子一次,像耳朵、牙齒、四隻腳的樣子。《說文》是漢代人的著作,說明至少在漢代,大象已經南遷到今廣東一帶。從考古發掘看,商代中原地區氣候溫暖,適宜大象生存。商人對象的馴化蔚然成風,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呂氏春秋·古樂篇》說「殷人服象,為虐於東夷」。甲骨文的「為」像以手牽象,正是服象之形,表示「作為」的意思大約是從服象引申出來的。象是先民相當熟悉的動物,服象是先民相當熟悉的行為。兩字的創製都是基於先民熟悉的生活。試想,在當時交通不便交流很少的情況下,沒有見過大象怎麼會知道象有長鼻,並造出長鼻的象字呢!沒有見過用象勞作,又怎麼能造出表示服象的為字呢!
由於先民所處的環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出的文字面貌客觀上是很不一樣的。同樣是為山造字,兩河流域的丁頭字用三個不連屬的山丘表示,埃及聖書字用兩個連屬的山丘表示,甲骨文用三個連屬的山峰表示。丁頭字和聖書字山的寫法和甲骨文丘相似。在古漢語裡,山和丘是有區別的,山指石頭大山,丘指「似山而低」的小土山。這大概和兩河流域、古代埃及地勢平緩、山峰不高,黃河流域到處崇山峻岭有關。同樣是為老造字,聖書字和甲骨文都用老人拄杖這一形象表示,甲骨文老人是長發,聖書字老人和一般人形無別。它們在反映老人不良於行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反映的蓄髮習俗卻是不同的。漢族祖先很早就有蓄髮的傳統,取象長發的表意字就有老、髟、長等,由它們構成的形聲字就更多了。飲字,丁頭字從人頭從水,是飲水的寫照。甲骨文像人抱著酒罈子,是飲酒的寫照。大概和兩地酒文化的差異有關。漢族祖先很早就發明了酒,漢字裡從酉(酒)的字非常發達。當時飲酒成風,致有君王飲酒無度,荒廢國政,祀絕國忘的記載。用飲酒表示飲,正是這種強勢酒文化的反映。
不同民族思維方式不同,觀念形態不同,反映在文字上的差異更大。都是為男女造字,兩河流域的丁頭字分別用男女生殖器來表示,甲骨文用犁田表示男,用雙手放在胸前坐著的女子形象表示女。丁頭字著眼男女生理特徵,甲骨文著眼社會特徵。前者比較直接,後者比較委婉。似乎隱約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性格。
上面所說的都是造字時的情形。實際上對漢字形體改造也是如此。表示土地神的社,從示從土。到了東周時期,出現了從「木」的寫法(《說文》古文,中山王鼎)。為什麼社會從木呢?周朝的禮制,二十五家立一個社,各種植那裡土地所適宜生長的樹木。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說,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慄木。原來社旁要種植樹,神主要用樹木製作。社字從木,反映了社和木之間種種內在的聯繫。
漢字獨特的發展道路
漢字適應漢語，走上了一條以形聲字為主體的發展道路。這是漢字自覺的選擇。直到今天，漢字仍然能夠很好地記錄漢語，適應語言新的發展變化，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漢字創立的時候，漢語的詞是以單音節為主的，聲母、韻母相同的很多。根據這個特點，先民造字著眼單音節詞，一個單音詞配置一個字。這樣就形成了一詞一字，字詞對應的局面。配置的字可以是表意字，也可以是假借字和形聲字。按照裘錫圭先生的解釋，表意字只在意義上和它所記錄的詞有聯繫。傳統六書中的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都可以歸入這一類型。假借字只和它所記錄的詞發生語音關係。形聲字和它所記錄的詞既有語音關係，又有意義聯繫。這三類字中，表意字在表現極相似、極複雜的事物或者極抽象的概念時往往力不從心。假借字借音同音近的字來記錄另一個詞，理論上講是可以擴展開去的，但假借太多會造成大量同音字，給識讀帶來困難。因此假借字也有明顯的局限。只有形聲字幾乎可以為任何詞造字，是最能產的造字方法。形聲字兼具表意字、假借字的優點，聲旁表義，形旁表音，字形和詞的音義同時聯繫起來。譬如甲骨文往字，從止王聲。往要動腳，用止(趾)作形旁，往王讀音相近，用王作聲旁。這樣甲骨文往字便用兩條紐帶緊緊地和往這個詞聯繫在一起。比起單純表意和表音的字來，形聲字與語言的關係更緊密，更能夠多方位的表現語言。這樣，形聲字便從表意字和假借字裡脫穎而出，一躍而成為漢字主流的構形方式。
在漢字自身調節過程中，形聲字也有明顯的優勢。有些表意字廢掉換成新的形聲字，有些通過加形旁或聲旁的方式改造成新的形聲字。假借字的情況類似，有些新造了表意字或形聲字，多數是通過加形旁的方式改造成形聲字。
我們向來主張造字和對字的改造應當加以區別。當語言的詞已經有了自己的書寫符號時，其加工的方法便是改造法，還沒有書寫符號時，為了記錄語詞的需要，給它造一個或借一個書寫符號，都屬於造字，其方法便是造字法。對於某個特定的詞的書寫符號來說，造字在先，改造在後。改造法和造字法都屬於漢字結構的方法，改造法是造字法的繼承和發展。漢字自身的調節過程，主要是漢字自身的改造過程。
一部漢字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形聲字不斷壯大的歷史。在商代甲骨文裡，形聲字的比例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在《說文》小篆裡，形聲字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現代漢字中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於統計的範圍、角度、方法不同，統計者掌握的寬嚴度不同，統計得出的結論會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它們反映形聲字壯大的趨勢確是高度一致的。
漢字適應漢語，走上了一條以形聲字為主體的發展道路。這是漢字自覺的選擇。直到今天，漢字仍然能夠很好地記錄漢語，適應語言新的發展變化，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漢字所走的路，是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民族文化決定了它的走向，賦予了它無窮的生命力。雖然西方的拼音文字曾無情地衝擊它，許多人躍躍欲試，要把它改成拼音文字，但它至今仍然活躍著，成為世界上唯一活著的古老文字，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漢字承載之重
漢字通過記錄漢語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十分厚重，是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主體部分，沒有漢字，繼承傳統文化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漢語和其他有聲語言一樣，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話說完就消失了。在錄音機發明以前，這是很無奈的事情。於是當社會發展到人們要把話記錄下來，或者傳播遠方的時候，文字作為一種交流思想的語言的輔助工具，就適應著這種要求而產生了。自從有了文字，就有了書面語言，我們今天了解古代語言，只能從書面語入手。大家知道，古代書面語言是我們認識古代歷史文化的最直接最豐富的資料。西方學者根據聖書字，進入了古代埃及的世界，認識了偉大的埃及文明。我們要了解中原古代的文明，也必須從古代書面語言入手。
譬如要了解西周春秋的詩歌，不能不看《詩經》；了解夏商周三代的政事，不能不看《尚書》；了解古代禮制，不能不讀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了解古代卜筮，不能不讀《易經》；了解西周春秋的歷史，不能不讀《國語》《春秋左氏傳》。漢字通過記錄漢語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十分厚重，是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主體部分，沒有漢字，繼承傳統文化就會成為一句空話。由此看來，漢字與文化的關係實際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漢字形體結構本身所蘊涵的，一是漢字通過記錄漢語這種方式來實現的。後者比前者要豐富得多。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形成了一波漢字研究的熱潮，越過世紀，至今不衰。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場研究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未能很好地區別文字與語言，把文字結構中的文化現象和文字所記錄的語言所反映的文化現象混為一談了。在我們今後的工作中，希望能夠汲取教訓，避免犯類似的錯誤。
漢字——文化傳播的使者
世界文字可以分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漢字屬於表意體系的文字。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只有漢字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仍然屬於表意文字。漢字的這個特點，是由漢語決定的，是由民族文化決定的。
土生土長的漢字，不僅能夠出色地記錄漢語，而且承載著燦爛的中原文明，對周邊民族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大約從夏商時期開始，漢字就從中原向四周傳播。影響所及，南邊有楚、吳越、閩越、南越、西甌、駱越、壯族、苗族、瑤族、侗族、傈僳族、水族和越南，北邊有白狄、匈奴、西夏，東邊有朝鮮、日本、琉球。西南有古代巴蜀、彝族、南昭和大理，東北有高句麗、渤海國、契丹、女真。漢字在外族的傳播有一個基本模式：第一階段，當地人說漢語、用漢字，把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工具和盤接受；第二階段，用漢字假借字或者自造漢式字來標記本民族語言；第三階段創製民族文字，全面標記本民族語言。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越南、朝鮮和日本。在經歷了漫長的第一階段以後，越南把現成的漢字或漢字偏旁重新組合來記錄越南語，創造了喃字。經過喃字、漢字並用，漢字、喃字、拉丁文並用，20世紀中期開始，漢字和喃字被廢，拉丁文成為越南的通用文字。在日本，為了使漢字適應記錄日語的需要，用漢字音來記錄日語音，用漢字字義來表示日語中的同義或近義詞，形成了所謂「音讀」和「訓讀」。後來又利用漢字單字或半字創造了純表音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在朝鮮則是用漢字或漢字變體來標記朝鮮語，出現了所謂「吏讀」、「鄉札」、「口訣」，又利用古篆字形和反切原理創造了純表音的「諺文」。越南、朝鮮、日本從沒有文字，到引進漢字，改造漢字，最終都確立了適合自己的拼音文字。越南用拉丁文，朝鮮和日本用脫胎於漢字的自創字母。但除越南語完全不用漢字之外，日語中至今還保留著兩千個左右的「常用漢字」，韓語中一些特定場合也在使用漢字。
回溯漢字傳播的歷史，總是以中原文化為先導，中原的政治制度，禮儀風俗，生活方式，物質文明先行進入，然後才是漢語漢字跟進。漢語漢字的傳播，使得中原文化的傳播更加廣泛，更加深入，更加牢固。長期浸潤的結果，在受漢字影響的地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漢字文化圈。在這個圈子裡，對我國中原文化有著很強烈的認同感。
改革開放以後，出於經貿的需要，學習漢語漢字的外國人越來越多。國內的許多大學辦起了以教授漢語漢字為主的留學班，在國外辦起了越來越多的孔子學院，即便這樣，仍然不能滿足外國人學習漢語漢字的需要。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作為傳播文化的使者，漢字承續光榮傳統，正在發揮新的更大的作用，令我們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
需要注意的是，漢字也在傳播的過程中不斷地充實壯大自己。據俞敏先生研究，漢字中的歹就是來源於藏文的。
我們知道，世界文字可以分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漢字屬於表意體系的文字。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只有漢字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仍然屬於表意文字。漢字的這個特點，是由漢語決定的，是由民族文化決定的。通過上面的講解，相信大家對此會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關於漢字與文化，今天就講到這裡。不對的地方，請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演講人：趙平安
趙平安，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2004年)，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文字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長期從事文字學、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研究。出版過《隸變研究》、《〈說文〉小篆研究》、Chinese Characters then and now(合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等著作，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論著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王懿榮甲骨學研究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