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些不經意間發生並帶來損失的偏差，Kahnema曾感慨：「在我們要犯嚴重的錯誤時，如果出現一個響亮的報錯鈴聲來提醒，避免錯誤的決策，就能省下很多麻煩，但是很遺憾沒有這樣的鈴聲。」
Part.1
如果必須要指出一種最普遍、最有害的偏差，那可能是確認偏差。一旦陷入這種偏差，我們就會不自覺地尋找證據來確認之前的思考或懷疑，對我們所遇到的事實和想法做進一步的確認，並減少關注或忽略似乎支持著另一種觀點的任何證據。確認偏差在我們當前的政治分歧中表現最為明顯，你會發現雙方似乎都不能「允許」對方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確的，很多時候都是確認偏差惹的禍。
確認偏差在很多情況下都會發生，有時會帶來可怕的後果。2005年總統領導伊拉克戰爭期間，當面對表明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時，分析家們傾向於貶低這些信息，受先前接到的主流理論信息的影響，他們潛意識的駁斥了與之矛盾的信息，而不是獨立地權衡分析這些證據。
實際上已有很多科學家注意到了認知偏差，而且做了系統性的研究。比如1970年Amos Tversky和DanielKahneman提出了認知偏差和錯誤推測法（我們作出的預測和判斷往往是基於經驗或者直覺得來的），社會學家早期的事業紮根於以色列，後來移居到美國。Tversky於1996去世了。他們也是聯合國非洲國家實驗的研究人員。Kahneman於2002年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自己2011年的暢銷書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將這個遲來的諾貝爾獎歸功於兩人共同努力的研究。他回憶道「我們像兄弟一樣共同工作已經有一個世紀了」。
有人戲稱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是「錯誤之王」，他們挑戰了「人們如何判斷與選擇」的傳統觀念。去年的暢銷書Undoing Project中，Michael Lewis講述了Tversky和Kahneman之間一些學術爭議的故事。Lewis早期還有一本書是關於他的英雄——棒球執行官Billy Beane，如何對抗老校友的認知偏差，這裡面的主角是基本歸因錯誤（也就是在評估某人的行為時，我們往往過於重視他或她的個人屬性（譴責或讚譽他人）而忽略外部因素（譴責或讚譽環境）的重要性），而很多外部因素都可以用統計學來衡量。
Part.2
該領域的另一個關鍵人物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RichardThaler。他研究最多的一個偏差是稟賦效應，稟賦效應導致我們對個人財產產生不合理的高估。在Thaler、Kahneman和Jack L. Knetsch進行的一項實驗中，半數參與者每人得到一個杯子，然後問他們如果賣掉要賣多少錢，回答是5.78（平均值）美元。另一組表示，他們會花費2.21（平均值）美元買同一個杯子。這與古典經濟學理論有較大的分歧，這一觀點表明在給定的時間和給定的人口中，一個產品的市場價值取決於一個人是否擁有它。損失給人們帶來的效用降低大於同樣的收益給人們帶來的效用增加。因此出於對損失的厭惡，人們在銷售商品時往往要求高價來彌補損失。Thaler獲得了2017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大多數關於認知偏差的書籍和文章都包含一個簡短的段落，通常出現在結尾，類似於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的：「最常被問及的關於認知偏差的問題是它們是否可以被克服。這個消息……有點喪氣。」
Kahneman和其他人在理解繆勒-萊爾錯覺的基礎上做了一個類比，如下圖：兩條平行線每一端都有箭頭。一條線的箭頭向裡另一條線的箭頭向外。由於箭頭的方向，後一條線看起來比前者短，但實際上這兩條線的長度相同。這裡有一個關鍵：即使我們測量了線，發現它們是相等的，並且已經有對錯覺的神經學基礎的解釋，我們仍然能感知到一條線比另一條短。
至少在光學幻覺中，我們經過緩慢思考與分析後，會意識到繆勒-萊爾的情況（Kahneman稱之為系統2），說服自己不要相信快速判斷系統1的感知。但在現實世界中，當我們面對的是人和錯綜複雜的事件而不是直線時，這並不容易。「不幸的是，這一明智的程序最不可能在最需要的時候被應用」Kahneman寫道，「如果在我們要犯嚴重的錯誤時，出現一個響亮的報錯鈴聲來提醒，避免錯誤的決策，就能省下很多麻煩，但是很遺憾沒有這樣的鈴聲。」
因為偏差看起來是冥頑不變，所以大多數人的注意力並不放在解決問題時的想法、判斷或預測本身。相反，人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於如何改變行為，以激勵或「鞭策」的形式，例如，僱主激勵員工參與退休計劃，如果員工選擇不參與僱主就會採取其他措施讓員工更改初衷，相當於被動參與退休計劃。也就是說，採用一些程序上的做法，用來勸阻或阻止人們改變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