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把「國語」「國文」一律更名為「語文」，葉聖陶為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草擬《中學語文學科課程標準（草稿）》，該課程標準雖未正式頒行，只是供內部交流討論，卻反映了當時語文專業領域高層人士對語文教育教學的基本認識，並通過教材編寫和配合教材使用而開展的各種培訓，在整個語文教育界發揮了主導和支配作用。其中的主要思想有：「順應學生身心的發育和生活經驗的擴展，逐步的培養他們憑我國語言文字吸收經驗表達情意的知能。」對於閱讀表達和運用的法則和規律，強調「要從實際的聽、說、閱讀之中多多提出實例，讓學生自己去發見種種的法則」「作彼此的比較研究」，「不必像專門家那麼細密」。從中可以看出，在語文學科建設方面，從教科書的編寫到教學指導思想，這一時期已經認識到語文學科作為一門課程，其鮮明的綜合性和實踐性特點。
在此背景下，一些與語文教學藝術研究密切相關的文章陸續發表，強調語文教學應該言文一致，通過言文融合、互相促進的方式，提升學生語文整體素養和語言運用能力。在教學實踐層面，教師也自覺貫徹「語」「文」結合、以「文」促「言」的教學思想。如鄭光儀《如何指導「說話教學」》就是這一方面的經驗總結。
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章，對於在語文教學中如何落實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比較清醒和中肯的認識。其中董純才在《改革我們的中學國文教學》中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說：「我們在國文課中注意思想政治教育，並不是說要在國文教學中說教，把國文當政治課講，國文教學還是要按照國文教學的規律進行，同時又要注意善於利用語文教學，特別是利用藝術形象，來啟迪、感動、激勵學生，取得潛移默化的功效。」
在教學過程中如何順應學生身心發育的特點，尊重語文學科的實踐性特點，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的認識規律，通過大量語言材料和文章實例的學習而不是過細的分析，讓學生掌握語法、修辭、文章法則，提高閱讀、寫作等語言運用能力，探索語文教學的真諦，也是這一時期語文教學和研究人員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有些觀點，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如語文教師劉運沂結合具體課例著文提出：「教學方法應該首先以學生領悟具體的事實為基礎，引導學生走向正確的知識方面去，教師必須把事物和現象本身當作認識的源泉看待。」這是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和蘇聯教育理論來指導語文教學實踐的言之有物的心得體會。
在建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凱洛夫教育思想對中學教學，自然包括中學語文教學，影響至深。在實踐層面上，其「教學五環節」（組織教學、複習舊知、講授新課、鞏固新知、布置作業）成為教師組織教學過程的「金科玉律」。這「五環節」，甚至在時間上都有嚴格的規定：一堂45分鐘的課，組織教學2分鐘，複習舊知10分鐘，講授新課25分鐘，總結複習5分鐘，最後3分鐘布置作業。「當時全國最初只有一本教育雜誌叫《人民教育》，《人民教育》曾經介紹過一位教師怎麼掌控教育時間，嚴格按照規範要求進行教學的先進事跡。那是在福建的一個農村學校，沒有鍾，更不要說電鈴。教師怎麼控制時間呢？當地有一種草的莖，燃燒速度很慢且是勻速的，教師就在草根上刻上刻度，燃燒到2分鐘刻個印……，他在草上標好刻度，上課的時候按照刻度進行教學，完美地貫徹了五步教學法。」在研究層面上，教師們總結經驗或者著書撰文，言必稱凱洛夫，這是當時語文教學藝術研究的一個很顯著的特點。應該說凱洛夫教育學的關於教學過程的要求，對於規範教師教學行為曾經發生過積極影響。但是，其過分強調標準化的傾向和忽視學生學習主體性、忽視學習與社會生活的聯繫等弊端，嚴重束縛了教師和學生的手腳。
在教學方法的更新方面，1953年關於《紅領巾》觀摩教學的討論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由於前蘇聯專家普希金教授親自參與並直接主導了這次觀摩活動，因此這次討論也是語文教學界主動向蘇聯學習的具體表現。當年7月，《人民日報》刊登了北師大語文教學專家葉蒼岑教授《從<紅領巾>的教學談到語文教學改革問題》，並同期編發短評，呼籲「穩步地改進我們的語文教學」，從而引發了全國範圍內語文教師改進語文課堂教學方法的熱情。許多學校迅速展開討論，進行教改實驗，組織觀摩教學，一時間「文學分析」、「提問」、「談話法」成為語文教師的教學法寶，「『《紅領巾》教學法』幾乎成為語文教學的唯一方法，《紅領巾》教學中的『分析課』幾乎成為語文教學的唯一『課型』」。「《紅領巾》教學法」激發了廣大語文教師研究語文教學規律、探索語文教學方法的積極性，但卻表現出明顯的方法至上和形式主義的弊端。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動議於1953年，並於1954年2月得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批准的中小學語文教學實行語言、文學分科教學實驗，也是新中國語文教學主動學習蘇聯模式的一種表現。1954年起，由教育部責成人民教育出版社負責漢語、文學教學大綱、課本和教學參考書的編訂工作。為了使初中漢語教學不致因語法體系的分歧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此次實驗還擬定了一個「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該語法系統在此後相當長時間內在中小學語文教學領域仍然發揮作用。可惜這次分科教學的改革實驗尚未完全鋪開，到1958年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就中途夭折了。
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有兩件大事值得關注：一是1959年和1961年上海《文匯報》開闢專欄開展「關於語文教學目的任務」和「怎樣教好語文課」的討論，並引發了《光明日報》《天津日報》《北京日報》等重要報刊類似主題的討論，這就是現代語文教育史上著名的「文道之爭」。二是60年代初，呂型偉、吳天石等上海、江蘇的教育工作者率先提出了「加強雙基（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口號。上海語文教學界把「雙基」內容概括為「字、詞、句、篇、語、修、邏、文」八個字，稱為語文教學的「八字憲法」。
這兩個事件看似各自獨立，但究其實卻有著內在的深刻聯繫。語文作為一門人文學科，長期以來受到意識形態領域，尤其是左傾錯誤思想的幹擾，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目的、任務經常模糊不清。因此，不管是「文道之爭」的論辯還是「雙基口號」的提出，其深層的動機，都是語文學科試圖從學術層面發力擺脫意識形態的幹擾和束縛，為自己作為學科的獨立性建立學理的依據，進而明確作為獨立學科的特定的教學目的和任務。
1961年12月3日，《文匯報》發表了題為《試論語文教學的目的任務》的社論，對「文道之爭」予以初步總結，並把爭論巧妙地引導到「怎樣教好語文課」的實際操作上來。在這前後，《人民教育》先後發表洛寒的兩篇文章：《反對把語文課教成政治課》和《不要把語文課教成文學課》；與此同時，張志公先生《說工具》一文也在《光明日報》發表。這樣，「文道之爭」與「雙基口號」正式合流，語文學科的工具性成為語文教學界的共識。
基於這種認識，這一時期發表的有關語文教學研究的文章，比如吳天石《加強語文基礎知識教學和基本訓練》、沈佩畦《中小學語文課字、詞、句、篇教學初探》、高潤華《談語文教學中教師的主導作用》、顏振遙《教育閱讀方法，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周學敏《改進語文教學的幾點體會》等，基本都是圍繞語文教學中如何落實「雙基」，突出語文課的工具性特點而發表看法。應該說，這對於語文教學克服片面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片面重視文學鑑賞，突出語文教學的學科特質，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研究片面強調語文的工具性，再加上討論中採用的「文」「道」術語本身是來自傳統經學與文學的概念，其作為理論話語，自身具有含混性，並且與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語文」，在內涵與外延上多有齟齬，由此帶來闡釋與論證上的障礙。所有這些，為語文教學的健康發展留下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後遺症。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讓全國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語文教育不僅不可能倖免，而且由於它的人文屬性，以及與思想文化領域人事的天然聯繫，反而成為「文革」動亂的重災區。1967年3月7日，《人民日報》以「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為標題發表的社論，雖然讓學校暫時回到了教學的軌道上來，但是「政治掛帥」的極左路線，讓語文課基本變成了「政論課」或「時政課」，完全喪失了語文自身的個性；教材分析生搬硬套階級論和路線鬥爭的政治話語，而脫離對文本的深入細緻的閱讀，脫離對語言的扎紮實實的訓練；藉口批判「教師中心論」，徹底消解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語文課堂成了工農兵「革命小將」宣講路線鬥爭、階級鬥爭和毛主席語錄的場所；藉口批判「課本中心論」，把一些充滿了政治叫囂、語言極端粗鄙的社論、大字報等作為學習材料，徹底消解了教材作為語言學習的範本意義；而所謂的「開門辦學」，藉口走出象牙塔，到工農兵鬥爭的第一線接受教育，把課堂搬到田間地頭車間兵營，教學秩序一片混亂，更遑論教學方法、教學藝術。
因此，這一時期的語文教學，連一般的研究文章也難覓蹤影，更談不上對語文教學藝術的研究。顧黃初、李杏保先生編選《二十世紀後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時在一篇文章的按語中沉痛地寫道：「1965年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批判，已波及語文教育。1965年到1966年幾乎查閱不到比較能反映語文教學自身規律的論文。朱作人先生發表在《心理學報》上的這篇大作，是政治批判尚暫時難以顧及的一塊『淨土』。在這兩年中，本論集僅選用了朱先生的一篇與語文教學相關的心理學論文，一方面是填補了本論集中的一個『空白』。另一方面，則告示大家語文教學研究的更大『空白』正越來越嚴重地降禍於整個語文教育界。」
「文革」之後，百廢待興，語文教學領域更是如此。1978年初，呂叔湘先生著文指出：「中小學語文課所用教學時間在各門課程中歷來居首位。……10年時間，2700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他進而建議：「是不是應該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用較少的時間取得較好的成績？」葉聖陶先生也發表長篇發言，呼籲語文教學「必須趕緊研究」，從「少慢差費」轉變到「多快好省」上來。由此引發了語文教學改革的熱潮，語文教學藝術研究也掀開了全新的篇章。綜觀這一階段的語文教學藝術研究，主要呈現出如下特點：
這一時期，語文教育工作者進一步端正思想，不斷吸收新知識，接受新的信息，更新教育觀念，語文教學由培養「雙基」到培養能力，進而由發展智力到塑造學生的健康人格，實現知識、能力、人格的和諧統一。並認識到語文課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教給學生某種語文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優秀作品的教學，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精神世界，影響學生對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達方式，幫助學生形成價值觀和人生觀，最終造就學生的健康人格。
對語文學科性質的認識也逐步擺脫左傾思想的影響，不僅確立了語文作為「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這一基本屬性，從而使語文教學從「政治工具」和「階級鬥爭工具」桎梏中解放出來，而且通過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後期的「語文課程性質」論爭，使「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基本成為人們的共識。在新世紀，雖然仍有人對已經成為《語文課程標準》官方表述的這一定論提出質疑，卻並沒有從根本上使它受到動搖。
觀念是行動的先導，有了語文觀念的不斷更新，新時期語文教學藝術實踐與研究才有堅實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的語文教學研究，不僅強調訓練的重要性，而且在語文訓練的科學性方面也做了可貴的探索，如常青《為什麼要探索寫作的基本功訓練》、陸繼椿《語言訓練教學法綱要》等，對語文訓練的科學性和序列化做出了可貴的探索，而於漪《語言教學應以語言和思維訓練為核心》更是將語言訓練與思維訓練緊密結合。這些研究，與六十年代的同類研究相比，顯然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無論實踐層面還是研究層面，這一時期，人們對學生在語文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均給予了充分重視。錢夢龍明確提出了「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訓練為主線」的語文教學觀；魏書生發表了《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在語文教學改革實踐中著力培養學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學能力，探索語文教學民主化、科學化的途徑；楊殿奎著文《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從教和學的關係上探討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規律。這些文章，都試圖在語文教學中努力探索教與學的正確關係，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真正成為語文學習的主人。
改革開放以來，語文教學藝術研究進入自覺期，一批優秀的語文教師，如於漪、顏振遙、洪宗禮、時雁行、潘鳳湘、陸繼椿、錢夢龍、魏書生、寧鴻彬、蔡澄清、張孝純等積極投身於語文教學改革，在優化語文教學過程，改進語文教學方法等方面，做了許多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他們的教學異彩紛呈，各具特色，有些人已經形成自己的風格，創造了許多獨具特色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上海的於漪老師「多維立體無恆」教學探索，陸繼椿「一課一得，得得相連」的教學主張，錢夢龍「三主四自式」導讀教學法和「認讀—辨體—審題—發問—質疑—評析」六步自讀法，遼寧魏書生「定向—自學—討論—答疑—自測—自結」課堂教學六步法，江西潘鳳湘「默讀課文—查疑難字—小組朗讀—個人寫出分析草稿—小組分析課文—聽老師分析—寫讀書筆記—背誦課文」八步教讀法，北京寧鴻彬「通讀一質疑一理解一概括一實踐」五步閱讀教學法和「卡片輔助教學法」，安徽蔡澄清「中學語文點撥教學法」和「積累·思考·表達」語文訓練「三部曲」體系，此外還有「讀讀、議議、練練、講講」茶館式教學法、「情境教學法」，等等。
據不完全統計，從改革開放到二十世紀末的二十幾年間，僅教學方法就有43種之多，尤其可貴的是，這些教學方法並非單純的經驗總結，而是基於大量的紮實的實踐研究。這些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在全國語文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對於改變語文教學「少慢差費」的現象，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發揮了積極的影響。
就研究方法而言，這一時期的語文教學藝術研究，已不僅局限在經驗總結和印象梳理的淺表層面，而努力從多角度，運用實踐研究法、比較法、調查法等，研究方法更趨多元，研究過程更趨規範，研究的開展更趨科學，努力揭示語文教學內在規律。
從研究的主體來看，除了上述以個人為主體開展的語文教學探索外，以教研組、學校、地區乃至省份為單位開展的基於實驗的課題研究也在各地蓬勃開展，如山東省高密一中的「語文實驗室」計劃，湖北省宜昌市的「課內外銜接語文能力訓練」等，很多課題實驗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從研究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上看，這一時期的語文教學研究還藉助教育學、心理學基本原理的支持，廣泛吸收國內外語文教學論、課程論、教育技術學、教學心理學的最新理論與方法，立足語文學科，對語文教育活動的目標、內容、過程方法以及教育效果的評價，作了可貴的探索，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此外這一時期的研究，還引進、借鑑其他有關理論闡述語文學科，豐富語文學科的建設，比如運用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等現代科學研究方法開展語文教學改革與實驗研究，人們開始以系統思維方法研究語文教育，把語文教育看成是由多種要素、多個層次所組成的動態有機整體；運用資訊理論闡述語文教育活動中的信息交流、教學反饋與調控。又如運用接受美學闡述對作品進行個性解讀，創造性解讀等等。
顧黃初、李杏保兩位先生梳理二十世紀後期語文研究的歷史線索發現，在這50年間，語文學科逐步實現了四個「轉變」，即「從較多地關注政治性轉變為在關注政治性的同時較多地關注規律性」，「從較多的強調統一性轉變為在同一基本要求前提下努力實現多樣性」，「從較多地尊重本本、尊重權威轉變為在正確路線指引下尊重調查、尊重實驗、尊重多學科的綜合考察」，「從較多地重視『舶來品』的引進和借鑑轉變為較多地重視在引進『舶來品』的同時更注意研究我國本民族的文化，繼承和發展我國語文教育的優秀傳統」。我們認為，這「四個轉變」用來描述二十世紀後期語文教學藝術研究的發展軌跡，同樣是恰當、準確、合乎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