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歐洲宗教在經過西方多次改革以後，宗教的勢利和對政府社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小。而且，當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等人發動宗教改革後，羅馬教會的統治政權也受到了重創，甚至一度要毀於一旦。
教皇權力也遭到了新思想潮流和亨利八世王的反對否認，教會逐漸退出歐洲的權利中心。義大利曾是教皇權力的發跡地，如今也成為了文藝復興的聖地。所以由於新思想的浪潮局勢和人性自然文明的自由，使教會更加風雨飄搖。
雖說出現新的思想是社會發展必須經歷的階段，也是教皇最終要面臨的窘境，可羅馬教皇在十一世克雷芒的處境才是更為形勢嚴峻。原因是，克雷芒當時參與了西班牙王位繼承的爭鬥，還被牽扯進法國王室的戰爭。
但最根本的原因卻是王室成員見到教皇要尊行吻腳禮，而且教皇有權撤廢王位，所以教皇當時權傾全國，甚至於風頭壓過王室。日中則昃，十六世紀後一些歐洲國家專權思想愈發強烈，到克雷芒十一世時，教會已經無法幹涉王室。
也正是由於克雷芒過多參與政治，最終克雷芒與西班牙皇室之間生出了微妙的嫌隙，並且原本支持教會的法國王室最終變成了仇人。正是出現這些問題，克雷芒十一世急於向清朝靠攏，企圖即將自己的宗教勢力侵入東方。
雖然清朝並不會直接對羅馬教會和教皇有著實質性的幫助，但是當時西方各國都紛紛前來與中國交好，開展貿易往來。所以只要自己的宗教勢利融入清朝社會，那麼就可以在清朝統治上也就有了一席之地，這也就代表著他們掌握了清朝大國這個重要經濟來源，這樣才能有改善他們的窘境。
因此羅馬教會和教皇急不可耐的打開清朝大門，可惜當時他們不幸遇到的可是清朝第一帝，康熙爺。
康熙四十三年時，克雷芒便將一封《禁約》寄給了千裡之外的大清朝廷，這封《禁約》看似荒誕無稽,但卻更多包含了對中國的挑釁。表面上是教會幫助人們迷途知返，但是仔細考量就回發現深處含義是在質疑中國清朝政府的君主皇權。
內容大概是這樣的：「入了天主教的中國百姓不能祭拜孔子，並且入了天主教，家中的祠堂之類一律不許參拜，不準上墳弔唁，家中也不許供奉靈牌。違者與異端同罪」
哪怕是用現在人的思想來評議，這樣的《禁約》也無疑是想要傾覆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習俗。雖然這各方面都十分切合天主教的信仰規程，但是對於中國來說這是萬萬行不通的。
最終這封漂洋過海來到大清的《禁約》徹底將康熙帝惹怒。高高在上的皇室尊嚴容不得他人妄加質疑評論，所以康熙看了《禁約》後批示：「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於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這一禁令，使天主教在中國遭受長達百年之久的禁教厄運，克雷芒一廂情願的做法也徹底崩圮。
1719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再次派遣特使嘉樂來到中國。1720年12月，嘉樂到京。康熙先後接見他13次，他又向康熙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西方傳教士雖然生活於中國傳播文化但並不受清朝政府的控制，二是，康熙皇帝要批准《禁約》在中國的施行。
對於這兩個條件，康熙帝全部拒絕。但是對於教皇派來的傳教士，康熙卻十分感興趣，康熙熱愛研究西方科技技術，所以這些傳教士的作用對他來說也只是傳播他們的文化技術，並不是與中國大相逕庭的「上帝」
康熙帝也曾經說過：「即使這兩個條件被接受，但天主教也不能在中國傳教。」後來那些沒有技術的傳教士被康熙立即遣送回西方。康熙還說：「朕不識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皆不論。」並反問使者說「你們並不是第一個來中國的傳教士，那麼，之前的利瑪竇等人為什麼從來不說我們中國有什麼和教會規矩相違背的地方呢？」
西洋傳教士利瑪竇來中國後一直受到皇帝的保護，忠於公務，恪守法令，遵從中國禮儀。而克雷芒十一世妄卻妄想侵入並控制清朝社會這簡直是黃粱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