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跟胡瑗與孫復，並稱為「宋初三先生」。就社會影響力而言，三先生中以胡瑗名氣最大，其次是石介，但因為石介是孫復的弟子，故在敘述三先生的文章中，都把石介排在第三位。
「宋初三先生」被視之為理學先驅，《宋元學案》中，黃百家引用了黃震《黃氏日鈔》上的說法如下：
先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為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
黃震說周敦頤、二程的興起，實是受了三先生的影響，儘管理學觀念到了二程變得精密，卻不能磨滅三先生的啟迪之功。而黃震在這裡還引用了朱熹的話，以證其所言不虛，並且黃還稱讚石介和胡瑗的學問為「篤實之學」。
朱熹的《朱子語類》中，有多處談及「宋初三先生」，比如卷四十七中有朱子回答學生「本朝道學之盛，豈是羇纏」的問題時說到：「亦有其漸。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朱子認為，宋朝理學大興也並非突然發生的事，這要追溯到範仲淹，而後就是三先生，到後來才有了周敦頤、二程和張載。而二程也承認這一點，他們對三先生特別誇讚。
石介撰《石徂徠集》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刻本，書牌
對於三先生的學問，朱子接著說到：「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朱子認為三先生對理學雖有初創之功，卻沒有理學觀念。可能後來朱子覺得自己的這句話說得有些絕對，故而《朱子語類》卷三中又錄有他說的另一番話：「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真是凜凜然可畏。」朱子說三先生的經學思想雖然不精密，但在初始階段能有這樣的理念，就足以讓後世敬畏。
看來，「宋初三先生」在他們的理念中已經有了感性的認識，但還沒有提煉出純粹的理學思想體系，賈順先先生在其所著的《宋明理學新探》中稱：「由於『宋初三先生』在理學的形成過程中，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系統的理論，只是在這方面或那方面提出和解決了一些問題，所以《宋史》只將他們三人列入『儒林傳』而未列入『道學傳』。」賈順先認為，由於三先生沒有建立系統的理論體系，只是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基於這一點，《宋史》中將他們三人列在了《儒林傳》中，而沒有放入《道學傳》。
石介的性格有如他的名字，年輕時特別的耿介。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十二中引用了北宋張師正《倦遊雜錄》的一段話：「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諮重之。」對於這段話，陳植鍔在其所著的《石介事跡著作編年》一書中，將其系在石介23歲那一年。
這一年，石介在南京應天府讀書，因為家裡太窮，常常吃不上飯，王瀆聽到後就要請石介吃頓好的，石介卻一口回絕，說道：好飯人人想吃，但是吃完後，明天就沒這個待遇了。以人的性格，享受容易，吃苦難，由享受轉入吃苦更難。所以他覺得自己吃了這頓好飯後，恐怕就再難咽下粗食，於是他堅定地回絕了。
石介撰《石徂徠集》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刻本，牌記
石介的這個故事，如果僅讀這一段，倒頗為勵志，然而他的一生始終以這種姿態面世，正是因為這種性格，不但給自己，也給很多朋友招來了極大的麻煩，說得嚴重一點，宋朝著名的「慶曆新政」，基本上就是毀在了他的一篇文章上。
石介的這篇文章叫《慶曆聖德頌》，對於此《頌》的創作動機和經過，歐陽修將其記錄在了《徂徠石先生墓志銘》中：「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
當時李元昊締造了西夏國，最初跟北宋的關係還算不錯，而後交惡，宋朝派兵徵討，但卻沒能戰勝西夏。這件事情對皇帝觸動很大，他決定要整頓朝綱，以此來重振國威，這就是有名的「慶曆新政」。面對此況，石介很是高興，覺得應該寫一篇《慶曆聖德頌》來歌頌盛世，同時他也想以此《頌》歌頌對「慶曆新政」有貢獻的大臣，以貶斥那些阻礙「慶曆新政」的佞臣。但石介的這篇《頌》寫出來之後，他的老師孫復卻跟他說：你快大禍臨頭了。果不其然，馬上有人就用此《頌》來攻擊石介。
對於這件事，相應的歷史記錄還不少，比如當時的田況，在其所著的《儒林公議》中有如下記載：「範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頌》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讎。未幾，謗訾群興，範、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
當時頗受皇帝倚重的範仲淹和富弼，正在努力地開拓新局面，他們的做法當然遭到了保守勢力的反擊，而石介在其所寫的《慶曆聖德頌》中，卻指名道姓地誇讚範仲淹和富弼。等到《慶曆聖德頌》傳誦開來，有人就以石介所寫此《頌》為藉口打擊這二人，最終，範與富被趕到了偏遠的地方。
石介的《慶曆聖德頌》在當時流傳頗廣，蘇軾在《范文正公文集序》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頌》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辭，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範、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
石介撰《石徂徠集》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刻本，卷首
蘇東坡還在上小學時，有人把《慶曆聖德頌》拿給老師看，東坡站在旁邊偷看，而後他問老師此《頌》中提到的這些人名都是什麼人物，老師跟他說：小孩子知道這些有什麼用！東坡說：他們又不是神，有什麼不可以知道的。老師覺得這個小孩子如此的有眼光，於是向他一一講解，從此東坡就知道了韓愈、範仲淹、富弼、歐陽修這樣的人傑。
對此，陳植鍔在《石介事跡著作編年》一書中評價到：「在蜀眉州眉山這樣僻遠的地方，連普通鄉村學校一個七歲的童子都能誦習《慶曆聖德頌》，足見其當時流傳之廣。」
那麼，為什麼這篇《頌》招來了這麼大麻煩呢？我們先來看看石介為此《頌》寫的一篇序言，該序中有這樣一個段落：「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絕盛事。」
石介在此段之前，先回顧了近一段時間內朝中重要人物的更迭，他覺得這是皇帝的高瞻遠矚，誇讚這個舉措是進入宋代以來最英明的決定，而後他在該《序言》中又直接點出了範仲淹和富弼的大名：「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於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金石，告於天地，奏於宗廟，存於億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
石介把範與富比喻成遠古至隋唐以來最有名氣的大臣，比如蕭何、曹參、房玄齡、魏徵等，誇讚皇帝重用這樣的賢良之臣，這樣的英名決定，必能垂於萬古。如果石介只是在這篇《頌》中誇讚一些人則罷了，但要命的是，他還在《頌》的正文中貶斥了一些人，王銍《默記》載有如下一段話：「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竦若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一夕，乘馬為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樞密使，緣此與介為深仇。⋯⋯後卒有投蕃將發棺之事。」這裡所說的「夏英公」就是夏竦。
石介在《頌》中指名道姓地罵夏竦、高若訥二人是妖孽，這二人對石介簡直是恨之入骨。後來夏竦上了臺，當然要報復石介以及石誇讚過的人。其實不僅如此，高晦叟在《珍席放談》中又稱：「時石守道進《聖德頌》，公（竦）怏怏銜之深。歲設水陸齋醮，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夏竦在做法會時，專立一牌來詛咒石介，足見其痛恨石介到了怎樣的程度。
於是，夏竦開始想盡辦法進行報復，袁褧在《楓窗小牘》中稱：「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於閺者，手錄此《頌》進於二公。且口道竦非，為諸君子慶。二公去閺，範拊股謂韓曰：『為此怪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當時韓琦、範仲淹從陝西返回開封，他們很快看到了這篇《慶曆聖德頌》，二人都認為石介的這篇《頌》寫得有問題，恐怕要惹大麻煩。
石介撰《泰山書院記》清光緒十五年問經精舍刻《孫明復小集》本，內頁一
對於此《頌》，南宋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十九中做了如下評價：「《慶曆聖德頌》，後世莫能定其是非。按《烝民》《韓奕》《崧高》《江漢》，皆指一人為一詩，其詞優遊，無克厲迫切之意，故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御。』抑揚予奪，至此極矣。仲淹方有盛名，舉世和附，一旦驟用，出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無愧，頌之可也。而介所講未詳，乃以二十年間否泰消長之形，與當時用舍進退之跡，盡於一頌，明發機鍵以示小人，而導之報復，《易》所謂『翩翩不富』，『城復於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徒以自禍也。」葉適認為石介太過誇讚範仲淹，這正是後來招來禍患的原因。
到了清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在評價石介的這篇《頌》時稱：「唐憲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頌》以紀功，是其職也。至於賢奸黜陟，權在朝廷，非儒官所應議。且其人見在，非蓋棺論定之時，跡涉嫌疑，尤不當播諸簡牘，以分恩怨。厥後歐陽修、司馬光朋黨之禍屢興，蘇軾、黃庭堅文字之獄迭起，實介有以先導其波。」
四庫館臣認為，石介稱頌國家的功績當然沒錯，但是卻在《頌》中貶斥朝臣，這不是他應當做的事，而更為重要者，石介所貶斥之人，當時還在世，所以，石的這個做法違反了蓋棺定論這個基本概念。後來司馬光、蘇軾等人引起的筆禍，都是因石介的這篇《頌》而發端者，由此可見，四庫館臣對於石介的這篇《頌》頗為反感。而對於四庫館臣的評價，陳植鍔則認為：「這是以清代的文化政策去理解宋朝人，誠非確論。」
也正因如此，石介的所為讓範仲淹等人認為是他壞了朝中大事，因此，後來餘靖、歐陽修等人在向皇帝推薦石介時，範仲淹極力阻止。宋魏泰所撰的《東軒筆錄》中載有此事：「慶曆中，餘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範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奇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但對於這件事，歷史上也有不同的記載，比如《儒林公議》卷下則稱：「石介為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激為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為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棲楚也。」看來，不想讓石介做諫官的人是皇帝。皇帝了解石介的偏激性格，說如果讓石介當了諫官，一旦遇到令石不合心意的事，說不準他會一頭撞死在臺階上。究竟是誰阻止了石介任諫官，這件事變得很難判斷，但有一點卻是真實的，那就是夏竦想盡各種辦法陷害石介。直到石介41歲去世時，夏竦仍不罷休，還想藉此來打擊富弼。
夏竦的做法，首先是命家中的女奴模仿石介筆體，而後篡改石介寫給富弼的信，再後來，夏竦借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之事，稱在孔家搜出了石介的信。因此，夏竦說其實石介沒死，而是被富弼秘密地派往了契丹，富弼則留在朝中做內應，以此來奪取天下。皇帝竟然聽信了夏竦的言辭，將石介的妻兒關進監獄，而後皇帝又下詔，準備打開石介的棺木，驗證一下他到底死了沒有。死後不得安寧，這在古代是十分嚴重的事。在其他大臣的保奏下，石介的墓總算沒有被挖開，但由此可見，石介的這篇《頌》帶來了何等嚴重的後果。
石介撰《泰山書院記》清光緒十五年問經精舍刻《孫明復小集》本，內頁二
慶曆七年，石介的妻兒被放出了監獄，此時已經家徒四壁，靠韓琦和富弼等人的資助，石的妻兒才得以生活。而直到石介死後的第21年，石介才得以葬回家鄉，在其兒子的請求下，歐陽修給石寫了篇墓志銘。
從石介的個人經歷來看，他性格之特別，不僅表現在那篇惹了大禍的《頌》上，他還最推崇本朝人物柳開。王士禛在《池北偶談》卷一中說：「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其《過魏東郊》詩，上擬之皋夔、伊呂，下擬之遷、固、王通、韓愈，殊為不倫。」王在這裡評價的是柳開的《河東集》，漁洋認為柳開的文佶屈聱牙，但石介卻大力誇讚，石把柳比喻成司馬遷、班固一流的人物，漁洋認為這種比喻不倫不類。
這位柳開雖然在歷史上有一定的文名，卻同時也是個酷吏，因為他喜歡生吃人肝。《四庫全書總目》在《河東集》提要中說：「開字仲塗，大名人⋯⋯蔡絛《鐵圍山叢談》記其在陝右為刺史，喜生膾人肝，為鄭文寶所按，賴徐鉉救之得免。則其人實酷暴之流。《石介集》有《過魏東郊》詩，為開而作，乃推重不遺餘力。絛說固多虛飾，介亦名心過重，好為詭激，不合中庸。其說未知孰確。」這樣的一位殘暴者，石介卻大力誇讚，讓人頗為不解。石介還寫過《過魏東郊》，詩中誇讚柳喜食人肝事：「兩手拿人肝，大床橫鬥肚。一飲酒一石，賊來不怕懼。」由此可見，石介不但知道柳開喜歡吃人肝，他還在詩中極力地誇讚，可見其與常人的觀念相比，確實很另類。
對於石介的業績，南宋魏了翁在《徂徠石先生祠堂記》中說：「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學。」按照鶴山先生的這段說法，石介對學術界有兩大貢獻，一是他恢復了師道尊嚴，二是他排斥佛、道兩家，推崇儒學。
微信號：zhilanzhaiweili
藏書家韋力的古書之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