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學校教育」有兩個不同含義。一方面越來越多地用來描述與學校不同的教育方法，主要是指不過多依賴於教科書或是久坐於書桌前；另一方面，在創造這個術語的的人——教育家、作者和家庭教育介導者約翰·霍爾特（John Holt）——的設想中，「非學校教育」指的是特殊類型的教育，以興趣為基礎，父母並非高高在上指導孩子的教育，而是幫助孩子探索他（她）的興趣。「非學校教育」不是指孩子沒有受教育，而是指不在學校裡受訓（school也有訓練和控制的含義），或者用嚴格的學校式方法進行教育。
至少不是沿襲傳統、按部就班、盯著表等待下課鈴聲響起的那種。非學校教育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參與者認為，一成不變的標準化考試和室內運動扼殺了孩子們的創造力。唯一可行的做法是：給孩子們自由。
在佛蒙特州北部小鎮郊外43英畝大的一塊地方，有個隔板屋。9月初始，屋裡的兩個男孩睡醒了，他們是兄弟倆，大的十二歲，小的九歲。曙光仍沒從暗夜的魔爪中掙脫出來。尚未入秋，但氣候已有了變化，溫暖的夏末之夜逐漸變得漫長而寒冷，寒風蕭索的季節即將來臨。在男孩們臥室的窗外，楓葉開始變紅。
學校已開課兩周或更長時間，但兄弟倆卻不急，緩慢而安靜地穿著衣服——從廉價店買來的褪色破舊的迷彩褲、法蘭絨襯衫、膠皮靴。他們腰間的皮帶上掛在刀鞘，每個刀鞘裡別著一把直柄刀。
清晨六點半，當第一縷陽光燃燒著穿過地面的霧靄時，男孩們出了家門。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一輛黃色的校車將隆隆地駛過連接農場和城鎮道路的車道，車上坐滿了男孩們的同齡人，他們的額頭貼著玻璃，注視著不斷閃現的風景，田地、山丘和森林，環繞著被孩子們稱之為「家」的小型工人社區。
男孩們不會留意校車，可能是因為他們要坐在廚房餐桌前，與父母共進早餐。又或是由於他們已經走進屋外樹林的深處。在那裡，一條盛產鱒魚的小溪穿過香脂冷杉林；小溪邊有座古老的石板橋臺，男孩們喜歡站在上面，將掛著米蟲的吊鉤垂入水中。也許他們不會注意到校車，是因為他們已沉浸在其他一些項目中：用洋槐的新枝做長弓，或者升起一堆火，將從河道中捕獲的海味烤來吃。男孩們在火堆旁放一塊平坦的石塊，灼熱的石塊已經把魚烤成乳白色，裂成薄片。
男孩們不曾留意校車，又或是因為它的經過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或許他們從未坐過校車，抑或從未上過學。在男孩們短暫的童年裡，那種呆在四面牆壁的教室裡、一會盯著窗外一會看著掛鍾、數著分分秒秒、期待著放學的日子，他們一天都沒經歷過。
也許，這哥倆其實就是我的兒子，也許他們的名字叫芬和萊，也許，要是我和妻子潘妮一直我行我素的話，他們永遠不會去學校讀書。
看，父親也可以有夢想，不是嗎？
對於芬和賴伊所受的教育，有個詞叫「非學校教育」，雖然潘妮對這個詞始終不太喜歡。但「在成人指導下、根據特有興趣而自主學習的生活」確實有點繞口，所以還是叫「非學校教育」比較好。
很明顯，非學校教育和程式化的課堂學習截然不同，但是，怎樣將它與日益普遍的在家學習區別開來呢？恐怕最好的解釋是，所有非學校教育都是在家學習，但不是所有在家學習都是非學校教育。大多數在家學習的孩子遵循一套結構化的課程，而像芬和萊這種非學校教育者，則對自己的生活擁有完全自主權。按兄弟倆的年齡段，大的應該上七年級，小的應該上四年級，我估計我的孩子每個月坐著學習主流教育普及科目（如數學和科學）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小時，每天甚至每周都不會超過兩個小時。每個月兩個小時。相對而言，直至目前，芬在課堂上花了約5600個小時。小他三歲的萊則用了大約一半的時間。
如果這些聽起來很激進，那只是因為你沒有把眼光放遠，誤以為孩子們醒著的大部分時間，都應該被禁閉在課堂裡，陶醉在貧乏的歷史舊聞中。
義務教育始於1852年，當時麻薩諸塞州要求社區提供免費的公共教育，並要求每個8-14周歲的孩子每年至少上學十二周。在接下去的七十年裡，其他州也採取了類似的法律，到了1918年，才完全過渡到強制公共教育。
不久，一些家長、甚至是教育者開始質疑義務教育的價值。其中一位是約翰霍·霍爾特，他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並在科羅拉多洛基山學校任教，1964年他將自己的觀點寫入《孩子是如何失敗的》，這本書最終銷售超過百萬。作為對教育制度的控訴，書中認為，孩子天生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和對學習的熱愛，而這些都被學校剝奪了。
霍爾特後來成為在家教育的狂熱擁護者，因為它存在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但他很快意識到很多父母只是把課堂教育模式簡單複製下來。因此1977年，在他的雜誌《不上學也能長大》中，他創造了一個新名詞：「這份雜誌中提到的『非學校教育』是指我們把孩子帶離學校，『去學校化』意味著我們正在改變規則，使學校不再具有強制性，不再擁有打分、排名、給學生貼標籤的權力，也就是說，給學生們長久、官方和公開的評價。」
霍爾特於1985年去世，著有11本兒童培養方面的書籍。他聯手資深教育家、《愚弄美國：義務教育的潛課程》一書的作者約翰·泰勒·蓋託讓這項活動普及起來。普及也許有些誇大其詞，儘管在美國住家教育的180萬兒童中，非學校教育的人數約佔10％，但沒有確鑿的數據為證。
除了基本課程不盡相同之外，兩種教育方式之間還存在文化分歧。住家教育的普及與強烈的宗教理念密切相關（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2007年對住家教育的調查，83%家長認為「宗教或道德教育」是他們選擇這種教育模式的部分原因），非學校教育似乎沒有這種關聯。
JohnHoltGWS.com是一家關於非學校教育的網站，其負責人派屈克·法倫加解釋說：「非學校教育在世俗領域一直存在某種規範，認為學習不是特殊技能，不能獨立於萬事萬物，更不能受制於專家的條條框框。孩子們具有好奇心，要培養他們以家庭和社區為起點來探索世界。」
當然，我大致明白你的想法：沒錯，但你們是住在鄉下，都在家裡工作，麼我們其他人怎麼辦？說的在理：我和佩妮做出這種選擇，很多人認為是走極端。我在家裡寫書，我們經營自己的農場，以銷售農產品和肉食來維持日常開支。其實，我們所認識的非學校教育實踐者當中，不論貧富貴賤，人人都自主選擇。麻煩的是有幾年我們勉強脫貧。但事實上，非學校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教育方式的選擇，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佛蒙特州山區農民正在將傑斐遜主義的美夢付諸實踐，但這種教育理念並非他們的專屬品。克裡·麥克唐納做過企業培訓師，為了在波士頓教育自己的四個孩子而辭職，不過她丈夫布賴恩仍然是一名技術顧問。「這座城市就是我們的課程，」麥克唐納說，「我們相信，孩子置身其中就可以學有所得，所以我們讓他們經受現實世界的錘鍊。」人行道、博物館和城市公園都可以成為他們的「教室」，雖然和我兒子的教室在外觀上大相逕庭，但兩者的精髓如出一轍。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學習就像呼吸一樣簡單自然。
除此之外，只要一些簡單通知、專業評估、「課程」審批、甚至家訪等基本規定合乎條件，那麼，非學校教育在所有50個州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許多非學校教育的實踐者三緘其口，不願成為眾矢之的，也許是因為這項倡議往往會在擅於獨立思考、反對權威的人士中間引發關注。
就某些方面來說，我的身上以前未曾表現過的這些特性，在我十六歲生日時大放異彩，此事要從兩件偉大而持久的重要事件開始說起。當然，首先是拿到了駕照，同時有了一輛破舊不堪的大眾甲殼蟲汽車。母親開了六年後，以200美元賣給了我。
其次是佛蒙特州的最低輟學年齡悄悄誕生了。美國每年有300多萬青少年輟學，約佔全國16-24歲人口總數的8% 。在州監獄的犯人中，輟學者佔75%，而在聯邦監獄為59%。他們一生的人均收入為26萬美元，低於高中畢業生。
1987年12月23日是我十六歲的生日，那天晚上，我將剛剛拿到手的駕照放進錢包。由於粗心大意，那輛小甲殼蟲刮傷滿滿，凹痕累累。高一那年，我最後一次開著它駛離高中停車場。
關於我輟學的嘲諷意義，怎麼說都不過分。雖然父親擁有康奈爾大學的學士學位和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的博士學位，但當時也只不過任職於佛蒙特州教育部。母親畢業於愛荷華州格林奈爾學院，是一名代課教師。我的家庭對結構化教育如痴如狂，那不僅是父母在世上打拼的平臺，也是養兒育女的手段，而現在他們的一個孩子卻反其道而行之。
要是我說自己從高中輟學是因為品行問題，例如無師自通地學習高難度的熱核聚變工程學，或者在撒哈拉以南的某個貧窮村莊裡挖掘水井，作為孩子們的初級教育者，我所扮角色也許更加可信。但事實上我離開了公立學校，是因為那裡無聊透頂，到了令我怒不可遏、啞口無言、奮起一搏的地步。
我日復一日地坐著，迫不得已地重複、背誦。教室似真空地帶，我如墮五裡雲中。所學的一切令人感覺既抽象又標準化。我對學校的實際感受是：平板玻璃窗將豐富精緻的世界隔絕在外，儘管一切通徹透明，人在其中卻如同身陷囹圄。
彼得·格瑞熟知我的感受。格瑞是波士頓大學的一名心理學教授，在其2013年的著作《免費學習：釋放遊戲本能，讓孩子更快樂、更自主、更好地從生活中學習》中，不遺餘力地批判義務教育。「孩子被迫去學校，在那裡他們被剝奪了大部分權利，」他寫道。「現在要爭論的不應該是學校是否是監獄，除非你想改變監獄的定義。學校人為去除了促使孩子自主學習和引發其天生好奇心的環境條件，好像將孩子們鎖在了衣櫃裡一樣。」
格瑞的主張是，與學校教育正相反，孩子需要的是無監控下的自我探索和玩耍，這會使他們養成自我決策意識和自信心。如果格瑞的觀點是對的，那麼現今的教育趨勢不容樂觀：在2012年，已經有五個州投票決定增加學年長度，使之不少於300小時。
當然，非學校教育不是唯一的選擇。一些家庭逐漸轉向選擇華德福教育——世界上最大的替代教育行動。它源於澳大利亞哲學家魯道夫·斯坦納的教育方法，即創造性玩耍是孩子們的最佳學習途徑。華德福教育學校1919年首創於德國斯圖加特，1965年在美國僅有9所，如今已有123家。
即使不考慮學費問題，我們也不會選擇把孩子送進華德福，因為一年學費高達三萬美元。但是當芬五歲的時候，潘妮和我認為有必要對他的生活起一些引導，試圖將華德福的一些課程和他的學習結合起來。於是我們買回一大疊厚牛皮紙和柔和的蠟筆和水彩顏料，潘妮在廚房餐桌上布置了一個「教學點」，以為我們的長子會心滿意足地坐著，表達先天的創造力，儘管當時他學過不少死記硬背的知識，足以引導他進入現代世界。
說得好聽點，這是一次失敗的假設。在感覺到行動不自由的每一秒，芬都很憤怒。他摔壞蠟筆，在牆上亂塗亂畫。一張又一張昂貴的紙張也被撕成碎片，流下苦澀的眼淚。這真的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對我們的家庭而言，這也相當於一座分水嶺。因為很快我們就放棄了教育兒子的主觀想法，學會觀察在什麼情況下他學得最快。結果是當我們不再強迫芬坐下畫畫、寫字、塗顏料時，他已經開始自覺地做這些事了。也是在那段時間，他開始將木頭刻成漂亮的蝴蝶結，利用手頭的材料做出複雜的玩具：不僅能旋轉、還能伸縮吊杆的挖土機；刨掉軟木塞、削去木釘，用銅管制成的玩具槍；甚至還有一架用旋轉木「刀片」製成的鋸木機。
換句話說，當我們放棄向孩子灌輸什麼那一刻，才是他真正開始學習的時候。
二十剛出頭，我就通過了普通教育水平（即高中畢業）考試，在佛蒙特州州立大學系統下熬了兩個學期。當時我住在月租75塊美元的小平房，就在具有田園詩歌般的沃倫市佛蒙特村外。那正是我痴迷於自行車賽和越野滑雪的高潮期，偶爾會去一間自行車滑雪用品店打工，靠一些傳統的極限運動食品維生，像什麼盒裝麵條、金槍魚罐頭和商店垃圾桶裡過期的能量棒。
從山谷望去，我的小平房緊挨著一片錯落不齊的農場式建築。那是20年代70年代的準公有制田地，始終飄散著檀木焚燒的香味，還有愛吃豆腐的人身上那種獨特的體味。門上的標誌寫著：復活之城。復活什麼？我不知道，好像沒人知道。
我在復活之城營地待了整整一年，欣喜地獲知，宅子裡住著一個名叫唐納德的單身傢伙，三十幾歲，在家教育他的兩個兒子克雷森特和奧瑞安。也有可能只是他不讓他們去學校上學。我模糊地記得他們坐在桌子前、學習. 之類的。但在大多時候，孩子們都在瘋跑，在森林裡探險。周末，唐納德裝備好他的橙色大眾貨車，載著克雷森特和奧瑞安去自行車賽和音樂節，在那兒兜售素食卷餅。到了六歲和八歲，兩個孩子就開始準備貨品，並做了一些改進。
我簡直驚呆了!當然還有嫉妒！這明明是我所夢想的童年，自由、責任和尊重，樣樣都不缺，沒有學校裡折磨人的死記硬背，也沒有讓人心靈破碎的記憶。當然，克雷森特和奧瑞安可能會野一點——有一次我發現卡車的前保險槓「吻上」了一棵橫在車道和房子之間的雲杉樹——但他們卻很早熟，很有自我意識，充滿自信與好奇。他們盯著你的眼睛，說出完整的話。他們也時不時地奔跑和嬉鬧。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描述，只能說在此之前，我從來不曉得竟有如此豐富充實的童年。
當潘妮——我那時的女朋友——來看我時，她也發現了。「這些孩子簡直太棒了，」她說。「我甚至不知道還會有這樣的孩子。」
芬和萊幾乎總在黎明前醒來。我們沒有鬧鐘，但早起已成為習慣，從開始經營小農場至今15年一直如此。一家人分擔著雜務：潘妮去穀倉擠牛奶，我把剩下的畜群趕去新鮮牧草地放牧、餵豬，男孩子們去餵矮山羊，名字分別是花花、綠萍和午夜。
七點左右家務都做完了，我們圍坐在寬木桌旁共進早餐——通常是雞蛋，以及用去年殺的豬製作的鹹肉。早餐後，我坐到書桌前開始寫作，潘妮去田裡或果園，芬和萊一般先跟著他們的母親，然後消失在樹林裡。有時候他們拿著魚竿，挖些小蟲子，去小溪邊，回來的時候袋子裡裝滿了魚、羊齒厥和雷爾蘑菇。偶爾我也一起去，一路上總是走走停停，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男孩停下來跪在地上去觀察一些小小的新發現，我也很喜歡這些小發現，連忙跌跌撞撞地趕過去。
「爸爸，你看，野洋蔥。」他們用小手挖著，把小小的根莖從鬆軟的森林土裡挖出來。稍過一會兒，我們用黃油把它們煎了，直接從鍋裡拿出來就吃，在吞下去前野洋蔥在舌尖上還很燙。
其它時候，他們一起建造夢寐已久的房子，遠遠傳來他們協商材料和設計的聲音。
「芬，我們把門放這邊吧。」
「你是說十又八分之三，還是十又八分之五？」
「萊，這頭還需要一個洞。」
這些房子多到遍地開花，以至於我偶爾經過一座時，竟然不知道它是何時存在的。我也能從結構不斷改進的簡陋建築中看出男孩們學習能力的日新月異。冬天的第一場大雪再也無法摧毀它們了，男孩們已經學會建造傾斜屋頂，以及用橫梁在中間撐起房屋。他們把開口朝南，將房子建在一塊排水性良好的地面上，任何與土壤相接觸的地方都用上了抗腐蝕性很強的雪松。
芬和萊能夠熟練使用大部分農場常用的手動和電動工具。他們八歲時就能駕駛拖拉機，並在必要時駕駛裝有圓木的卡車。在我們的身邊，他們精準地掄起大槌劈柴。他們都有狩獵證，擁有0.22口徑步槍和20毫米口徑獵槍。他們幾乎隨處佩戴皮帶刀，毫不在意周圍大人們關注的、疑慮的，以及在我看來，含有懷舊之情的目光。
孩子們並非完全無師自通，我們懂得年輕人心智和持續提高的判斷力的界限所在。這些能力不是基於年齡增長的硬性規定，而是不斷發展的技能和心智成熟的自然結果。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他們越是多動手就越能幹；越是得到信任，就越出色。這樣的結果聽起來明顯有些救世主的意味，但我不得不注意到體制化教育——連同它所固有的、規避冒險的特性——在抹殺這些品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每一天都有條不紊：從早到晚做家務，在花園翻地、耕種，摘草莓去賣，所有的事情都在周期性重複進行。但在這些日常活動之外，芬和萊自行決定如何度過每一天。他們經常同時消失數小時，直到吃飯時才回來。他們身後背著木籃子，籃子是在一個也沒有送其孩子到學校的朋友指導下，他們自己動手編的。回來時，籃子變得沉甸甸的，裡面裝著他們喜歡的小玩意兒，腦袋裡充滿了讓他們好奇的小故事：看到了麋鹿的腳印，驚跑的松雞，坐在分杈的楓樹下吃零食。「樹皮很厚，」芬說，「足以度過寒冬。」
讓孩子們成為什麼樣的人是父母不能迴避的問題。當然，我無法給出全部答案，因為他們的童年尚未結束。
但我經常遇到來自其他家長的疑問，他們似乎不相信我的兒子們未來將研究特定領域，或選擇潛在的職業方向。人們以為，我們在家教育孩子、讓他們按自己的興趣來學習，限制、甚至可能剝奪了孩子們選擇的機會。老實說，當然會這樣。但每個父母做出選擇時就應當明白：無論我們為孩子們作出何種選擇，總是有得有失。
我要說的是芬和萊都基本不用人指導，自己學會了讀寫，雖然都在八歲前後，比預期時間晚了一年左右。他們能夠運算加減乘除。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他們確實有一些上學的和不上學的朋友，而且，社會技能也與同齡人持平。事實上，我和潘妮經常聽其他大人們說，我們的兒子們似乎比同齡學生的社交能力更強。芬和萊參加了一個由在家學習的和接受非學校教育的孩子組成的定期聚會，並且芬還加入了一個定期的野外生存技能節目。實際上，他們的同齡人極少可以像他們一樣在叢林中摸爬滾打，而且有時候他們希望有更多朋友來分享自己對大自然的熱愛。但即使可以這樣做，在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他們必須懂得自己的方法不是唯一途徑。
如果他們想要成為醫生，怎麼辦？那麼他們就會成為醫生。如果他們想要成為律師，怎麼辦？那麼他們就會成為律師。彼得·格雷畢業於麻州法明罕市的瑟谷學校，在那裡，小到四歲的「學生」就可以完全自主地設計自己的學習課程，即使課程不包含任何學習內容也是可以的，與此同時他們發現，進入精英大學並取得高分輕而易舉，在家受教育的孩子，甚至像我兒子這樣，也可獲準讀大學。事實上，許多大學都特別為在家受教育的學生開發了應用課程，儘管沒有專為非學校教育者設立的主修課程，但在家受教育的孩子比我們其他人更容易掌握大學水平的課程。
「在我的記憶中，非學校教育可謂一場人生盛宴，」切爾西·克拉克告訴我，當時，她獲得了全額獎學金，在南卡羅來納大學法學院就讀，此前，她作為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成員的身份從該院的本科部畢業。「事實上，這確實具有巨大優勢，我對想做的事充滿信心，而且我不會像大多數坐在教室裡上課的孩子一樣學得精疲力盡。」切爾西的整個高中階段沒有在校就讀，而是在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座小鎮中度過的。
孩子們所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我能給出的最佳答案可能是提出另一個問題：在校就讀的孩子要為他們所受的限制付出什麼代價呢？生理指標很好計算，在校學生患糖尿病的比率極高，1980年以來，6-11歲肥胖症兒童的比例攀升了近三倍。而孩子們在學校做什麼呢？沒錯，就是坐著。
不活動也對大腦有害。喬治亞州健康科學大學2011年一項研究發現，鍛鍊可提升兒童的認知能力，與複雜的思考、決策和社會行為運作機理相關的前額皮層的活躍度也會提高。在研究中，那些每天鍛鍊四十分鐘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平均提高3.8%。
然而，在我們決定對芬和萊實行非學校教育時，對在校學習的生理和認知方面的考慮極少。不是我不想讓他們健康聰慧，我肯定是這樣希望的，我是他們的父親啊。
不過說實話，我對孩子們的最大希望無法用表格或圖形表示出來，也無法衡量，至少用常規方法無法度量。沒有一種標準化測試能證明我的方法是否成功，也沒有一種具體課程能將這些希望變為現實。
這就是我想讓兒子們得到的：自由。並不只是生理自由，而是擺脫學校普遍存在的古板教育模式、獲得智力和情感上的自由。我希望他們擁有徜徉在住家周邊森林原野上的自由，漫無目的的散步，不受拘束。我希望他們順從根植在DNA中的天性來發展，不要受到教育機構的束縛，那些人之所以要求孩子達到一定標準，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這決定了學院融資規模的大小。我希望他們愛上學習本身，而不是被迫或是為了獎勵而學。我希望他們不必承受社會壓力，以最自然的方式去看、去做、去思考。
我希望他們擁有作為孩子的自由，而這是任何人都教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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