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孩子的教育，雖然中國不少家長仍舊信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訓導，也有部分家長希望能給孩子一個寬鬆快樂的童年。四十出頭的Jenny夫婦畢業於北京大學，他倆希望孩子成長在一個寬鬆自由的社會氛圍中。可是從他們的切身體會來看，在北京的學校體系裡尋求寬鬆教育，簡直是一個人與整個體系在作戰。一旦把孩子送進學校，一系列圍繞著分數的評比標準，會不斷改寫家長判斷孩子的體系，家長容易變得焦慮而急躁，不知不覺中放棄了自己認可的教育理念。家長希望堅持寬鬆教育，卻覺得自己和學校主流觀點格格不入。
口述/ Jenny；採寫/吳琪
六年前，我兒子Harry到了上小學的年紀，作為父母，我們沒有追逐所謂的名校，而是選擇了北京西城區一所普通小學。
我和我先生都是北大畢業，我倆反而不太看重學校教育。我倆都認為，是否上一個最優秀的大學，對後續人生並不是決定性影響。每個人有自己的智商水平，如果他不是某個層面的人，即使是通過增加學習時間或其它方式而進入另一個學習競爭環境，他也會和周圍的人有差距，在這個差距中有些性格的孩子就會不自信不快樂。所以我們並沒有要求孩子必須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他只要做自己就好，我們也不需要他來完成父母的人生夢想。
我生長在北京一個很普通的工人家庭，小學在崇文區一個很普通的學校，周圍沒有一個人上過大學。但是我從小讀書就很輕鬆，高中考上了當時排名第一的北京四中。當我興高採烈的把這個消息告訴小學班主任時，她甚至表示沒有聽說過四中。那時，我的初中同學很多上了技校、中專，現在做會計、酒店管理等工作，不少人過得很不錯。
我考試比他們出色，後來上了北大，但我從不覺得自己的人生就高人一等，考試能力不是社會生存能力，不是財富能力，更不是幸福人生的保證書。我們這些同學裡最成功的，也不是當時學習成績最好的。
一個人學習上是否聰明，與他在社會上過得好不好，是不一樣的。雖然社會一直在變，但我深信，名校和高學歷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在我看來，沒必要為此目標付出太多，順其自然就好。
可是在國內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堅持自己的觀念是困難的。很多時候，我們夫妻想減少社會壓力對自身行為的幹擾，但這真的很難。我們也常常懷疑自己這樣的思考和行為，是否正確，會不會耽誤了孩子的未來。
像我們這樣放養孩子的教育方法，在朋友圈裡也算個異類了。我們周圍的朋友都努力讓孩子上北京實驗二小、史家小學這些名校，他們的孩子多少都有一技之長，而Harry什麼技能班、學習班都沒上，周圍的很多人都覺得不可理解。
在周圍幾乎所有父母都在給孩子加壓的時候，我發現堅持寬鬆的教育方法，在某種程度上讓孩子變得有些孤單。我兒子小的時候，周圍還有一些同齡的玩伴。他們一見面，就開心得大叫，然後瘋跑著去玩各種遊戲，歡樂洋溢。讀幼兒園大班時，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他周圍的同學幾乎都去上各種補習班了，比如主持、朗誦、英語、識字等。
剛開始Harry還能比自己小一兩歲的孩子玩。等他再大一點，他在小區裡真的就找不到玩伴了，其他孩子都在上各種補習班、興趣班，做各式各樣的作業。
Harry是一個偏內向的孩子，比較容易感受到壓力，所以我和我先生都希望他在一個寬鬆的環境中長大。在小學報名時，我們去的H小學非常普通，孩子的家長有不少是自己做小生意的外來居民，或者是極為普通的勞動者。我覺得他們很淳樸，也很看重孩子的教育。Harry能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成長挺好。
我們希望孩子不要有太多的課業壓力，這樣他能有更多時間去觀察和探索世界。孩子在自由行的遊歷中獲得很多對不同文化的體驗，也許這比單純的知識學習更能激發思考和擴展視野。
平均每年，我們會帶兒子旅遊一兩次，有時候會向學校請假一個月之久。兒子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她教學水平很好，也理解我們對孩子的態度，會很順利地準假。但是數學老師會表示擔憂，因為不少老師很看重孩子的分數，自己也有考核壓力，非常不願意學生請假，怕影響總體成績。
在國內的公立學校，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學習是孩子的唯一出路。如果一個孩子學習成績差，是非常難在公立學校獲得寬容和尊嚴的。
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其他孩子也會以老師的喜好和評價標準，來形成自己衡量他人的標準。好在Harry學習成績好，是那種比較聽話的孩子，他對公立學校的體制還是比較適應的。
但是競爭的壓力無處不在，學校會在每個學年的末期，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勸退學習最差的學生。兒子班上總會有一個被老師定性為「最不好」的孩子。
小學生的價值觀很容易受老師影響，老師如果孤立某個孩子，其他同學也很容易孤立他。可是，在某個所謂「最不好」的孩子離校後，就自然而然冒出來另外一個「最不好」的孩子。這是一個永不停止的遊戲。
這些被勸退的孩子到底去了哪裡，我們也不再知道。在公立學校的體制裡，一個成績不好又不守規矩的孩子，真是很難獲得友誼和尊重。
北京絕大部分公立小學，課間是不讓孩子出教室的，怕孩子出安全問題。學校也不會直接禁止學生去操場。但是老師會要求：學生如果要去操場，要麼走路，要麼圍著操場老老實實地跑圈，不可以追跑打鬧。
孩子們覺得只走路或圍著操場跑圈很傻很無聊，所以也就不願意去了。於是孩子們課間就在教室裡玩，可是老師只讓孩子們玩「安靜文明」的遊戲。
有一陣Harry和同學們喜歡疊青蛙，疊完了之後要比誰的青蛙跳地遠，老師覺得這樣孩子們會很激動，又喊又叫，也可能撞到東西，明令禁止了。
經過幾輪不同遊戲的嘗試，最終孩子們玩起來一種叫「波波仔」的遊戲，它有醫生系列、外星人系列等，這個遊戲在北京小學生裡流行很廣。他們一說到某個系列，就圍成一圈，同時叉腰同時伸手，做出一系列動作來比試，還可以完全不發出聲音。孩子們很高興地玩，但我看了覺得很悲哀的，本來孩子們處在最活潑的年紀，卻連基本的天性都給限制了。可是從學校的立場來說，這也是無奈之舉。
除了北京幾個非常有名的學校比較強勢，能夠另設機制外，其他的學校都在各種考核壓力下，在沒有相應機制保障的時候，選擇了最安全的管理方式，儘管這種方式是不符合孩子天性的。
雖然我們家長不想給孩子壓力，可是難以抵擋大環境對孩子的影響。我兒子到了小學三年級末期，隨著考試的壓力臨近，主課老師佔用大量的時間，甚至是眼保健操時間和課間休息時間，讓孩子猛攻考試的科目。
幾周下來兒子的視力迅速降低。也許長期缺少戶外活動，已經使得視力不好，而密集的題海戰術，更加速了這個過程。Harry近視這件事情對我來說觸動非常大，因為我們一直希望他輕鬆的成長，不給他報任何補習班，也不讓他過度學習。但社會的壓力依然雕塑著孩子，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影響著他們的身體健康。
我們能夠抵擋住家人給他的壓力，可是實際上我們抵擋不住整個社會給孩子的壓力。有時候，想選擇一種成長環境，並不簡單是選擇一個學校，也不是選擇是否去上學習班，而是要選擇一個社會體系。也許這不僅僅是孩子的成長環境選擇，也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選擇。
於是我們有了移民加拿大的想法和行動。我們的移民過程很順利。拿到移民紙的那一刻，我們都有表面的欣喜和內心深處的無奈的嘆息。
2013年秋天，我們全家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婁。行前，在我們剛和兒子提出移民想法時，他不同意，他說自己在國內語文是班裡最高分，如果到了蒙特婁，法語變成了語文，那他的語文就是最低分了。但是到了蒙特婁第三天，他突然主動說很想留下來上學，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促使了他的這個改變。
從Harry在加拿大上學的第一天到現在，一個學年過去了。他也從小學六年級變成了初中一年級。從不會說任何一個法語詞，到現在已經可以比較流利的和別人用法語交流。他每天上學都是高高興興的，沒有我們預想的在陌生語言環境下的巨大壓力和不自信。
在這裡我們依然選擇的是普通公立學校，周圍依然有很多朋友的孩子去上各種補習班和私校。但是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認為高學歷是孩子的唯一出路。實際上很多博士畢業生的工資也未必比大專生高多少，可能只是2-3倍的差距，而不像國內也許是10倍的差距。
就業機會也不和學歷高低或學校排名成正比，甚至大專生是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因為他們的技能和素質已經勝任大部分企業的需要。
現有社會的收入體系和就業機會，深刻影響著教育體系，影響和包容著父母們的選擇。我們的寬鬆教育觀念，不再是孤立的，也不是唯一的。教育觀念多元，互相尊重，沒有必須如何如何做的壓迫感。
這裡的各種課外班，選擇很豐富，不再以學到某些知識或拿到某些等級證書為主流。戶外活動非常受重視，課間時間有充分保障，無論是陽光普照還是大雪紛飛，孩子們都有充足的時間在戶外玩耍和追逐。
學校的任何一次考試都不排名，也不打聽別人的成績。我發現孩子最大的變化是，雖然他成績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仍舊覺得自己很好，變得比過去自信多了。他提到班上的同學，會告訴我誰誰誰做了一件什麼事情，但是不會去刻意評價別人聰明還是笨。他對人的評價變少了，他開始覺得，隨便評價人是件不禮貌的事情。
各教育局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比較信息。每個地區教育局，都是靠這個地方居民的校稅來維持，教育不好，房價就低，校稅就少，教育局的日子就不好過。所以教育局都很努力，目標也很清晰，爭取進入正向循壞。他們不是靠血汗換來的業績晉升，而是靠服務好本地居民來生存。
公校的教育資源與設施，在同一個教育局內力求平等。我感覺公校的職責首先是培養好普通人，而私校的目標是培養出精英。
在社會壓力降低的情況下，孩子會有怎樣的童年，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父母的態度。我雖然希望孩子較為輕鬆，可我自己畢竟是應試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還是會不經意間給孩子造成壓力。
比如在北京時，Harry語文考了97分，我脫口而出的問題是：「小學的考試多簡單，這還得不了100分？」他的身體協調能力不太好，有幾次在平地上走路也會摔跤，有時我表現得非常不耐煩。後來我意識到自己的內心藏著一個苛刻挑剔的父母。當我意識到這點後，我就開始調整心態，去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接受自己。
教育永遠都有新問題，有新焦慮，無論何時何地。但所有的問題與焦慮其實都是社會和父母內心世界的一個縮影。
在北京，孩子巨大的學習壓力是社會財富分配和就業現狀的縮影；孩子較少的戶外體育時間，是社會醫療機制（孩子在學校受傷誰承擔醫療責任）、獨生子女以及價值觀的綜合結果。在家裡，孩子體會到的要求和苛責，是父母成長過程和心理模式的體現。選擇東方還是西方，很多時候是在選擇自己而不只是孩子的生存環境。能否允許孩子做好自己，是在和自我內心對話，而不僅僅是對孩子的陟罰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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