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1978年之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可以稱之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思想解放的時代」或「改革開放的時代」。而真正奠定這個時代發展基礎的，是在胡耀邦主持指揮下進行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為「地主富農分子」摘帽的工作。也就是胡耀邦在「新隆中對」中所說的：「冤獄一理，人心大喜」。胡耀邦才是中國新時代的奠基者和開啟者。
胡耀邦 圖片來源：百度
人類社會從人與人的直接關係考察，可以分為傳統的身份等級社會和現代的契約平等社會兩種類型。在身份等級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決定於社會賦予的等級不同的「身份」（貴族、平民、奴隸等等），人不能隨意逾越、突破「身份」的界限。在契約平等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決定於人們之間的平等交往和自由合意，可以自由選擇。在身份等級社會，人的個性受到壓制，被不同家族和階層的身份共性所覆蓋，沒有獨立的意志和思想，只是家族和階層團體意志的附屬品和工具。在契約平等社會，人可以自由地生活、思想，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個性和潛力。社會不允許人有獨立的意志和思想，就不可能有創造的活力和發展的動力。正因為如此，19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律史學家梅因，就把傳統的身份等級社會稱之為「停滯性社會」，把現代的契約平等社會稱之為「進步性社會」，並提出了解放「人」，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從身份到契約」的轉型公式。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宗法性的滋生皇權的身份等級社會（《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根本破壞宗法等級制。隨後進行的「共產」革命，也沒有使中國變成現代契約社會，卻跟在俄國人後面，一步步走上了「黨權國家奴隸制」的不歸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並沒有貫徹各個階級和階層「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和原則，保障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建立民主法制國家。而是實行一黨專權和階級歧視政策（所謂「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劃分），用鬥爭和專政的手段（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強行把公民的財產和土地收歸國有，剝奪公民自由謀生的權利，用「戶籍制」和「城鄉二元制」限制公民自由遷徙。公民失去了財產，失去了謀生和遷徙的自由，就實際上淪為依附於國家和權力的奴隸。為了鞏固「利出一孔」的所謂「國有制」（實為「黨有制」、「官有制」）和「黨權國家奴隸制」，毛澤東大搞政治運動，把一切持有不同看法的知識分子、幹部和工農群眾都當做敵人，打成「地富反壞右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對他們實現「全面專政」。
無休無止的酷烈、蠻橫、荒唐的政治運動，使中國陷入分裂、動蕩、混亂和人人自危的苦海之中。據周揚說，抓右派之前，毛澤東給他一個文藝界知名人士的名單，要周揚給名單上的人都戴上「右派」帽子，而且要每天匯報「戰果」。周揚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毛說，翻延安的老帳。周揚想保護漫畫家華君武，對毛說，華出身貧苦，到過延安，言論有錯，還不是右派。毛立刻嚴厲斥責：「華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揚就是右派！」儘管周揚遵旨整出很多文藝界的「右派」，「文革」時，他還是沒能逃脫被打成「反革命兩面派」的厄運。毛澤東整人的邏輯是，先確定要整的人，然後找材料羅織罪名；你不整別人，就整你；即使你整了別人，需要整你時還是要整你。
在運動中經常會出現這樣戲劇性的荒誕場面，一個人正在聲色俱厲地揭發批判另一個人，會議主持人突然宣布，揭發者已經被別人揭發並「揪」了出來。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文革」中卻被紅衛兵揪鬥，妻子自殺，兒子被打死，家破人亡。林彪靠整彭德懷、劉少奇上臺，卻被毛澤東逼得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劉少奇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整死了很多幹部、學生，最後卻頂著「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含冤死去。關押高級政治犯的秦城監獄是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負責建造的，但第一個被關進秦城監獄的竟然就是楊奇清自己。很多人在運動中只因一時大意，喊錯一句口號或寫錯一條標語而被打成了「反革命」。運動即使對孩子也不肯放過，「反右派」運動中，一個年僅12歲的孩子只因幫別人畫了一副諷刺漫畫，就被打成「右童分子」，投進監獄關押了7年。文革開始時，年僅13歲的習近平只因說了對文革不滿的話，就被打成「反革命」關押起來。一個運動還未結束，另一個運動已經開場。亂鬨鬨，他才整你他已倒。政治運動真的把中國變成了林立果所說的國民自相殘殺的「絞肉機」。
毛澤東搞運動整人的根本出發點是維護他個人「英明偉大」的絕對權威和權力。他在節日口號中自己加上「毛主席萬歲」，並公開提倡對他搞「個人崇拜」。柯慶施說過「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毛因此對柯十分賞識和信任，一度想讓柯取代周恩來當總理。而對從黨章刪除「毛澤東思想」的彭德懷、劉少奇和鄧小平則耿耿於懷，伺機進行清算。毛澤東明知道說彭德懷「反黨」、「裡通外國」是沒有根據的，也明知道「真理」在彭德懷那裡，卻執意不給彭平反，因為給彭平反就可能否定他樹立的「三面紅旗」，削弱他的絕對權威和權力。哪怕會餓死幾千萬老百姓也在所不顧。
習仲勳被打成「反黨集團」首領，彭德懷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對妻子浦安修說：「怎麼他也出事了，我的問題怎麼把他也連累了」。毛澤東十分了解習仲勳對黨的忠誠，也完全知道習仲勳是無辜的，但是，如果不整倒習仲勳，就否定不了小說《劉志丹》，而小說《劉志丹》會使人產生「陝北救中央」，「陝甘是革命正統」的想法，而習仲勳又是陝甘根據地的代表人物，這無疑會動搖毛澤東的正統地位和絕對權威。對於毛澤東來說，習仲勳是不是真的「反黨」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絕對權威不能受到任何損害，為了維護毛的絕對權威，「需要」習仲勳承擔「反黨」的罪名。江青說，毛澤東1962年憋了一口氣，1966年出了一口氣。劉少奇何罪之有，只因為他1962年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公然挑戰毛澤東的權威，要把餓死人的帳算到毛澤東頭上，於是1966年，要「出一口氣」的毛澤東就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並點燃「文革」大火燒死了劉少奇，同時也把中國燒成了一片焦土。
狼當然知道小羊是無辜的，但是狼餓了，還要名正言順地吃小羊，狼「需要」小羊有罪，小羊就必須是有「罪」的。毛澤東時期的冤假錯案都是源於狼的「需要」。套用郭沫若和毛澤東的兩句詩，「人妖顛倒是非淆」都是因為有「黑手高懸霸主鞭」。「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狼」還在，無辜的「小羊」就一定是有「罪」的，冤假錯案就會不斷增加積累。
每次政治運動都聲稱要團結95%的「革命群眾」，打擊5%的「階級敵人」。從「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派」一直到「文革」，大大小小運動有幾十次，把每一次的5%疊加起來，整出的「階級敵人」達幾千萬，受牽累的子女親屬達1億多人。一個人一旦被戴上「××分子」的帽子，不僅本人會受到嚴厲處罰，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團籍，送去「勞改」、「勞教」，其子女親屬也會被剝奪上學、參軍、入團、入黨、提幹的資格，全家都會淪為「專政」的對象和處處受歧視、排擠的「賤民」。一頂「××分子」的帽子，就把一個人和他的全家都送進了人間地獄。一個人被劃定為「階級敵人」，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審判程序，往往只是根據某個領導人的一句話，每個單位的領導人都是生死予奪的活閻王，而中國最大的活閻王就是毛澤東。一次次的政治運動，把國民劃分成迥然對立、貴賤分明的「紅五類」與「黑五類」兩種政治身份的人，造成了一個世所罕見的龐大的「黑五類賤民」階層。「共和國」早已名存實亡，成了一個比傳統社會更嚴苛的身份等級社會。「家庭成分」決定著一個人的前途命運，在「文革」期間，去商店買東西，乘車出門，上醫院看病都會被盤問「是什麼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不僅政治上受壓制，經濟上被掠奪，人身還會無端地被打罵、侮辱，甚至被殺害。比他們身體創傷更深重十倍的是他們精神上的創傷。夾邊溝的累累白骨，湖南道縣驚心慘目的大屠殺，射向林昭、遇羅克的子彈，割斷張志新喉管的利刃……都在訴說「賤民」們的苦難人生和悲慘命運。
政治運動如同一把達摩克裡斯之劍，高懸在中國人的頭頂上。在運動魔爪的籠罩下，鬥爭批判無處不在，告密揭發無處不在，審查處理無處不在，陷阱羅網無處不在。「紅五類」如何使自己的「紅色」不變成「黑色」，「黑五類」如何洗刷自己的「黑色」，是人們戰戰兢兢，時刻都在思考的嚴重問題。人人都成了好鬥的烏眼雞，人與人之間正常和諧的人際關係不復存在，只剩下「我不整倒你，你就整倒我」的生死抗爭關係；人的正常的思考力、情感力、想像力和創造力也已經乾涸，只剩下自我保護、處處設防的生存本能。在這樣緊張恐怖、人人自危的氛圍中，人們能有心思進行正常的生產、教育、科研和文藝活動嗎？經濟和社會有可能發展進步嗎？如果愛因斯坦被戴上「右派」帽子，發配到夾邊溝，他還能創立相對論嗎？如果馬雲是被監督改造的「地富分子」，中國還會有阿里巴巴嗎？
政治運動把億萬中國人推進了人間地獄，等級身份像毒蛇一樣纏住了每一個中國人。誰能砸爛地獄之門，把億萬「賤民」解救出來，使他們成為擁有平等權利的公民？誰能斬殺等級身份的毒蛇，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免於恐懼地生活、學習、勞動、創造？中國人在翹首以盼，中國人已望眼欲穿。
「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大地乍暖還寒。「文革」的殘餘勢力仍把持著很多重要部門，他們面對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強烈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呼聲，頑固堅持兩個「凡是」，拒絕重新審理歷史積案，平冤糾錯。歷史的難題召喚偉大歷史人物的產生。粉碎「四人幫」後僅過了4天（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就提出了著名的「新隆中對」：「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停止批鄧」就是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冤案一理」就是解放「人」，從根本上恢復社會的公平正義，破除極權統治下的身份等級社會，最大限度地釋放人的創造力。「生產狠狠抓」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追求富裕幸福的生活。「新隆中對」實際上成為中國新的歷史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綱。
領導「真理標準」大討論，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人」，是胡耀邦的兩大歷史功勳。解放「思想」是先導，解放「人」是根本。把「人」解放出來，使「人」揚眉吐氣，才能真正贏得人心。「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曹劌論戰》）。「冤案一理」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前提和基礎。
早在1964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就曾果斷停止並糾正陝西省在「社教」運動中打擊面過寬、抓人過多的錯誤做法。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立即著手進行平反冤案和解放幹部的工作，並組織人商量撰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破冰之作，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使背負冤案的人們看到了希望，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報社在一個月之內收到表示支持的讀者來信和電報達一萬多封。同年12月，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立即開始全國的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放幹部的工作。他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頂住重重阻力，提出「兩個不管」應對「兩個凡是」，親自接待上訪者，閱批大量的申訴信，以事實為依據，既雷厲風行又慎重穩妥地為幾百萬幹部群眾徹底平反了冤案，為幾千萬「地主富農分子」摘下帽子。使幾百萬、幾千萬「賤民」恢復了「人」的尊嚴，重新回歸社會，回歸人間，這是何等偉大的歷史壯舉，其意義已超過林肯解放黑奴。
毛澤東推行「左」的錯誤路線，搞政治運動整人，依靠的是蘇式的「黨權國家奴隸制」。從「國家奴隸」到「政治賤民」只有一步之遙，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黨國」體制，建立自由平等的公民契約社會，有憲法也不會有「憲政」，有法律也不會有「法治」，無辜的民眾隨時可能成為政治上的「罪犯」、「賤民」，冤假錯案隨時可能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發生。
胡耀邦主持制定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寫道：「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胡耀邦還說過：「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可以說，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民主」和「自由」，是胡耀邦一貫堅持的政治理念，也是他平反冤假錯案的思想基礎。但是，由於「民主」和「自由」是與「黨國」體制格格不入的，胡耀邦力圖以「民主」和「自由」來糾正「黨國」體制的弊端，卻被體制以「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罷黜」了。胡耀邦逝世後，人們試圖繼續舉起「民主」和「自由」的旗幟，於是發生了那場「政治風波」。
胡耀邦在辭去總書記職務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情懇辭切地說：「我們在討論明年黨的十三大指導方針時，一定要順從潮流，順從民心。在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制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世界各國流行的理論和思潮都在中國提倡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學作為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制和落後壓抑困擾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四十年建設，十年動亂，又加上了一條法制。這些已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順從潮流，順從民心」，這是偉大的「解放者」胡耀邦留給中國人民的最後遺言。
作者：韋大林
來源：愛思想網
編輯：愛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