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教育的初步發展
1902年以前，全國雖然已經建立一批新式學校，但是尚無統一的學制。1903年，清政府正式頒布張百熙[2]、張之洞、榮慶重新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內容包括學校體系、課程設置、學校管理諸方面。共分三段七級，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體系奠定基礎，是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學制。但學制過長，且保留明顯的封建性。教育宗旨是「忠孝為本，經史為基」。
女子教育被歸併在家庭教育中。「癸卯學制」對中國學校教育影響很大，清末民初的新型學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為依據。「癸卯學制」規定小學（包括幼兒教育）九年，中學五年，高等學堂和大學預科三年，分科大學三年至四年，通儒院五年，共計25年。七級係指初等教育三級、中等教育一級、高等教育三級。課程設置增開算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外語等課程，體育被列為必修課。高等教育實行分科制。在教學方法上，用編班授課制代替傳統的個別授課制。
「癸卯學制」公布後，清政府繼續對教育體制進行調整和完善。1907年頒布《女子小學章程》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1909年，分別在西藏、蒙古設立公立學堂。
此外，設譯學館、方言學堂，修學年限五年，還設有為進士學習新知識的進士館，官員學習新知識的仕學館。均屬高等教育性質。
1905年，正式成立全國教育行政機構——學部（舊有國子監併入）。
1906年，裁撤各省提督、學政，另設提學使司，專管全省教育事務。又於府、州、縣設勸學所作為教育行政機關，勸導地方人士興建學堂。
1906年，清政府的學部明確規定五條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並且明確規定以鞏固封建統治為目的的教育方針。同時，資本主義教育制度中的考試製、升降級制被廣泛採用。
這一時期，按「癸卯學制」興辦各級各類學校。據1909年的統計，官辦學校總計123所，學生22 262人，法科學生佔一半以上。據1910年統計，清政府設立的師範學校415所，學生28 572人。
甲午戰爭後，留學教育有了進一步發展。1910年9月，清政府流亡西安時，曾通令各省選派留學生，學成後分別賞給進士、舉人。1902年10月，清政府督促各督撫選派學生赴西洋各國留學。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廢除後，許多出身富家官宦家庭的姐妹都去日本留學。1906年，清政府學部規定留學資格，大力提倡師範和政法教育，所以，留學生學習政法和六個月短期師範的較多。1907年，江蘇省舉行留學考試，考取男生十名，女生三名，這是女生官費留學的開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寥寥數語宣告科舉制度的壽終正寢。科舉制度自隋朝創始，曾起過積極作用，但明清以來日漸腐朽衰敗，不能擔當甄選與教育兩大重任。20世紀初，清政府籌辦新政，再次提出廢除科舉的要求。
首先，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增加社會對新科技人才的需求。科舉制度無法培養和選拔這類人才，例如僅船政駕駛、製造技術，就要求掌握數學、力學、光學、熱學、化學、電磁學、地質學、航海術等十幾門專業知識，卻無一項是科舉考試的項目。
其次，新政中對官制的改革，產生了對新型政治人才的需求。到1906年，清政府已先後設立外交部、商部、巡警部、學部、民政部、陸軍部、法部、郵傳部等新型機構，需要大批專門人才。
為了解決上述尖銳的矛盾，清政府一方面責令各省督撫儘量多派學生出國留學，另一方面決定對進士、舉人重新進行教育（進京師大學堂學習新知識），但這兩種途徑畢竟人數有限，面對社會巨大需求簡直是杯水車薪。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創辦新學校，培養新型人才。
20世紀初，廢除科舉的各項社會條件日益成熟：清廷的權力變動有利於廢除科舉。戊戌變法中反對廢八股的徐桐、剛毅、趙舒翹，或自殺，或被處死，頑固勢力幾乎被一摧而盡。相反，榮祿、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盛宣懷等滿漢大臣，則因「匡扶大局」，一併受賞。反科舉的主將皆手握重權，在清政府中佔有絕對優勢。新教育思潮的興起，新式學堂的普遍創辦和新學制的訂立，使中國出現科舉制的替代物。社會心理產生有利於廢除科舉的傾向。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影響是很深遠的。
1900年後各種主義迭出不窮，新報書刊競相發行，西方譯著迅速增多，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不少士人從《四書》、八股中解脫出來，知識分子和整個社會心理都在發生轉化。士農工商以士為首，知識分子唯一的價值取向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輕視工商農，而19世紀末像張謇中了狀元卻棄官經商。以前士人輕利重義，現在連狀元也重利，追求利潤，也務實，辦實業。1905年9月，直隸總督袁世凱同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等封疆大吏聯名上奏，主張立即「停罷科舉」，不久，清政府批准了這個奏摺，延續了整整1 300年的科舉制度至此才被廢除。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出身於錢莊家庭，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1892年中進士，授職編修。甲午戰爭後轉攻西學，曾留學德、法。戊戌變法失敗後，開始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他曾在上海與章太炎等人創立中國教育會，並主持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子學校。1907年留學德國，入萊比錫大學研究心理學、美術、哲學等學科。受德國古典哲學影響很深。
1911年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大力推行反封建的教育改革。1917～1923年任北京大學校長，積極貫徹「教育獨立」、「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由於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風，庇護了萌芽中的新思潮。他聘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等都在北京大學任教。理科李四光、法科馬寅初等均各講其學，各抒己見。蔡元培堅持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倡導科學與民主，堅持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學風，為發展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資產階級教育家蔡元培，最早提出以德育為中心的「五育」方針，並首次把美育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主張教育的目的應是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然、自由的發展。為了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他提出「教育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即工即學」、「自學自助」、「兼容並包」等一系列重要原則，發展充實了中國教育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