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要有獨特的靈魂，也就是說，大學不僅要有靈魂，而且要獨特。
哈佛的校訓是，讓你與柏拉圖為友，讓你與亞里斯多德為友，重要的，讓你與真理為友，這就是哈佛的精神；耶魯大學的校訓是「真理和光明」；斯坦佛大學的校訓是「願學術自由之風勁吹」；早稻田大學則是：學問獨立，培養模範國民。
校訓顯示出這些世界知名大學的獨特靈魂。關鍵是，這些大學在實踐中秉承著校訓傳達的精神，讓其經過一代又一代師生的傳遞，深入內心，深入骨髓。
一
清華的校訓，原本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現在卻被攔腰斬斷，只剩下前面8個字。
實際上，清華還曾經有過一些校訓，那時候的口號是「又紅又專」、「聽話出活」、「工程師的搖籃」和「做黨的馴服工具」等等。
那個「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被腰斬的前半截，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恢復的。
原本16字的校訓，為什麼無端地被砍去一半？原因不言而喻。就是有人不喜歡，甚至懼怕「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學者餘心曾指出：「校訓被腰斬了，沒有了『精神』和『思想』，清華的傳統也就丟失了，剩下的，就只是教你做個好奴才的訓誡。」
20多年前，清華就發誓，要在校慶100週年也就是2011年的時候，建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不知當初信誓旦旦的當權者，作何感想？
原因何在？人們想過嗎？
時下人們正在發問：中國高等教育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才？發問者不少，回答的不多。從上到下，全都昏昏然，茫茫然，即使隔靴搔癢地說幾句，也都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其實，許多人很明白，就是不敢說出來。或許可以從這個被腰斬的清華校訓中找到答案。
餘心在「被腰斬的清華校訓」一文中指出，如果有獨立精神，就不會甘於做奴才，就不會輕易被驅使，就不會只做工具和炮灰。如果有自由思想，就不會唯唯諾諾，人云亦云，就不會溜須拍馬，趨炎附勢，就不會全國只用一個腦袋想問題。
這就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被當權者認可的原因所在。當權者需要的是「聽話出活的奴才」和「忠誠馴服的工具」，不是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叛逆。
孔老夫子不是早就說過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也是清華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學和中國高等教育培養不出大師級人才的癥結所在！
二
北洋軍閥政府，能夠任命反對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長，而蔡元培校長能夠拿著政府的經費，並同時拒收政府的公文。蔡元培校長寧肯自己辭職，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學生。
為北大奠定「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大學精神的蔡元培先生，早在1919年就提出了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
這是中國大學實現大學精神的基本條件，缺乏這三個條件，中國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將永遠只是夢想。
那時的北大，學術水平低下、教學態度惡劣的教員，一律被解聘；教授絕大多數都30歲左右，最年輕的僅24歲。既有激進民主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也有保守的劉師培、謀求復闢的辜鴻銘；既有主張白話文的胡適，也有反對白話文的黃侃，真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那時候的胡適，能夠喊出「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同理，世界一流大學也不是一群奴才能夠建造得起來的！
「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高等學府的靈魂！沒有「獨立精神」的結果是，上面不讓說的話不能說，上面不讓研究的問題不能研究。沒有「自由思想」，就得揣摩領導意圖，領導允許怎麼想才能怎麼想，領導喜歡怎麼說才能怎麼說。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腦袋想問題，其他人跟著忽悠就行了。
外國總統來清華演講，學生提出的問題也都是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什麼時候鼓掌，都是和上面的要求相一致的。堂堂清華，連一個有點獨立精神的問題都提不出來，還談什麼世界一流大學？！
蔡元培治北大，提出思想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網羅各色人才，領一時風氣之先。
被譽為「清華之父」的梅貽琦校長，也很推崇蔡元培先生的大學精神。他說：「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
清華校訓之被腰斬，並非僅僅清華之悲哀，它標誌著中國大學精神的迷茫和丟失。大學精神是民族精神的象徵，大學精神的迷失意味著民族精神的淪喪。
三
如今，對大學的批判正日益成為一種潮流，對大學的結構和風氣進行全面反省，也成為一種廣泛的呼聲，這時候，將今日的中國大學置於橫向和縱向的坐標中考量是必要的。
的確，無論是將當下中國的大學放入歷史序列中進行縱向考量，還是放眼世界將它作橫向比較，結果都是沮喪的。
我們自己曾經有過輝煌的大學精神，但如今失去了它；我們可以洞察國外優秀大學的精良和完善，卻仍然無法企及。
用「縱向」和「橫向」這兩把標尺，輕易就可丈量出今日中國大學之頹喪。
前者以蔡元培、胡適等教育家為標幟，曾為當時乃至今日之中國，構建出氣度、風骨以及人文精神——這種精神使大學獲得聲譽，並在一個政治和軍事上略顯灰暗的年代，融入幾代人的精神血脈，規束民眾道德，催生出文化繁華；後者，許多世界名校，則標示著大學的構制之善和風氣之謹嚴。
在這個坐標之內評判中國今日之大學，不難發現，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改革，我們已經失去如此之多，距離好大學卻仍然遙遠。中國的大學失去了獨立、自由之精神。
歷史上，這種獨立，部分靠行政系統對大學和知識分子的敬重，部分靠大學校長的骨氣乃至勇氣獲得；在某些更優越的教育系統中，這種獨立則更多依賴於精心設計的教育體制來獲得。但如今，大學正日益成為附庸，校長們對官員而不是對學生負責──他們自己也更像官員而不是教育家。
中國的教授正丟失風骨，他們更多的是唯唯諾諾而不是據理力爭，他們為職稱和經費奔忙，而不是致力於傳承知識和人格。那些希望傳承舊日傳統的教授陷入困境，他們要麼不得不隨波逐流，要麼被邊緣化。
大學曾經引以為傲的嚴謹風氣和多元思潮，也在慢慢凋零。弔詭的是，一方面，我們正在放棄學術的標準，以抄襲為代表的學術體系崩壞，已經損害了整個國家的名譽；另一方面，大學卻正在有意或無意地用僵硬的價值觀捆縛學生，使曾經多元和寬容的大學文化，幾乎蕩然無存。
四
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學功利化、庸俗化，它培養出來的學生也難有高貴之心。
要蕩滌大學裡的功利思想，堅守獨立精神，需要從社會環境的層面著手培育。若社會功利思維不淡化，「大學精神」最終也是無源之水。
天津大學校長龔克坦言：「目前社會上有一個很清楚的官僚體系，高校裡若沒有明確的行政級別，就不知道該和誰對話，找不到省裡的主要負責人，甚至連廳局長都可能不願見沒有行政級別的教授，令你事難辦。
龔克所言「行政化、功利化」不難淡化，但是，學校縱然「淡化」了，那些局長們卻總抱著「以官論英雄」的思維不丟，又有何用？！
我們並非不知道好大學是什麼樣子。我們可以回溯歷史，發現自己曾經處於何等高度；也可以環顧世界，思慕他人的優秀質地，並在這個基礎上，深刻地洞察今日大學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