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公眾號發了一篇《甘谷籍國民黨將領、保定軍校及黃埔軍校人員》的文章，有一位網名叫'青出於藍」的網友給我留言，說他的爺爺也是黃埔軍校15期畢業生，於是互加了微信，在微信中他向我敘述了他爺爺悲慘的一生，我聽了為之動容。於是把他敘述的寫了下來，既是為了生者心中對長輩的紀念，也是為了慰藉逝去的靈魂。
這是網友「青出於藍」通過微信發來的他爺爺王天祜年輕時候的照片，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是一位帥氣英俊的年輕人，一頭烏黑茂密的頭髮，兩道濃濃的眉毛，黝黑明亮的雙眼，筆直的鼻梁，寬闊的嘴唇，極為協調而勻稱，都如雕琢般鮮明的輪廓配置在英俊臉龐上，冷峻而透出文雅，又帶著一絲嘲諷。雪白的襯衣領子非常挺括，那條黑色的領帶十分奪目，從他冷峻得近乎殘酷的眼神，似乎已經預感到他未來的命運？
現在我根據網友青出於藍提供的材料，把王天祜一生的簡介描述如下：
王天祜（1921-1990）字力行，甘谷縣八裡灣鄉咀頭村人，1927年至193年在天水中學求學，1938年畢業後考入中央軍校（黃埔軍校）南京分校學習。
1940年，王天祜從中央軍校畢業，屬於黃埔軍校南京分校第十五期畢業生。畢業後任軍統局特務團中尉組員，那個時候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軍統在抗日戰爭期間發揮的作用是人們知道的，但是王天祜在此期間幹的工作，他的後代已經無從知曉，他的許多故事也隨著他的去世而永遠消失。
1941年，王天祜任第八戰區軍統天水組任上尉組員、組長。青康藏邊區專員公署少校參謀兼副官。這裡抗日戰爭第八戰區是指1938年左右，為了因應戰爭形勢，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中國境內劃分；與日軍作戰的戰區之一。第八戰區作戰區域為綏遠、甘肅、寧夏及青海一帶，1938年至1943年第八戰區的司令長官蔣中正（兼）副司令長官朱紹良，1944年後的司令長官為朱紹良，1945年9月13日訂定的受降計劃中，劃分為受降區之一，接受日軍繳械。
1948年，王天祜在中央警校甲警班一期學習，畢業後任天津市水上分局少校警察。同年12月底，在副局長齊慶斌率領下起義，王天祜在十二分局集中參加了起義。起義後，王天祜既回到了家鄉。為了適應新的生活，他開始自學自學書法、風水堪輿、陰陽祭祀等農村普通人生活中常用的技藝和道術。
在五六十年代，像王天祜這樣的軍統出身的人，本來就是每一次運動都屬於批判鬥爭的對象，而他的風水陰陽更會讓他雪上加霜，成為運動中逃無可逃的對象。他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農村各種運動中被毆打，家屬被歧視是一種必然現象。網友青出於藍說：我爺爺後半輩子太慘了，文革的時候，帶著門板遊街示眾，門板上的釘子嵌入肉體，慘不忍睹，他太慘了，太苦了。我爺爺的遭遇，我們這些看在眼裡，點點滴滴都是血淚，我們的眼裡在流淚，心如刀絞。為他的不公，為他的不平，難道上蒼就這樣不平等嗎，他不是已經起義了，為什麼還要遭到這樣千百次的折磨和無窮無盡的屈辱呢？他原來的起義證和各種證件都被沒收銷毀，後來被關到監獄，要判死刑。我的一個在四川工作的親房，給當時的省委書記宋平寫信，反映我爺爺的問題，才得到平發，1979年3月18日甘谷縣委77號文件通知為起義人員，一直到八五年才補發了起義證書。上面雖然平反了，下面仍然歧視我們。
按照我們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軍統都是特務，幹盡了壞事，實際上，軍統在抗戰時期是一支特殊的力量。抗戰時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4年多時間裡，除了初期蘇聯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國幾乎是在獨自奮戰。為了鼓舞士氣，軍統經常在城市採用擾亂、暗殺、爆炸、恫嚇、策反、反間等方式打擊日偽，在城市和交通沿線，破壞日軍機場、兵營、倉庫、糧庫、彈藥庫等軍事設施，鐵路、公路、水路等各種交通設施。1939年3月20日，軍統追殺中國現代史上「天字第一號」大漢奸汪精衛，從國內殺到國外，又從國外追到國內，屢次失手，仍堅持不止，犧牲了多位勇士。雖未成功，但嚇得汪精衛及大小漢奸頭目寢食不安。華北的軍統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至抗戰初期，先後組織了刺殺漢奸張敬堯、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動，其中有成功（如成功刺殺了張敬堯），有失敗（如刺殺石友三、殷汝耕），有誤殺（如1938年3月29日下午2時，行動小組於北平煤渣胡同20號原平漢鐵路俱樂部外行動，擊斃與王克敏同行的日本顧問山本榮治，王受傷。而刺殺汪精衛時錯殺了其副手曾仲鳴）。在「遠東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憑藉外國租界的掩護，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裡，軍統在上海的暗殺行動就有150餘次。刺殺對象，開始主要是各類漢奸，少數是租界裡與日偽勾結的高級警探。例如，1937年12月30日，在呂班路，刺殺了參加上海地區改組委員會的華商領袖陸伯鴻。
抗戰時期的王天祜，工作在西北，處於大後方，具體的情況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但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作為國民黨人員，一旦列入反革命分子，就屬於四類分子。從土地改革開始，一直到文革，對四類分子的歧視就一直存在。當時的 許多村裡，對四類分子的管制大都採取這樣的辦法：1、無償清掃道路，補橋鋪路；2、幹最苦最累最髒的活；3、不準私自外出；4、如有與其他人家交往，就是收買拉攏；5、走路時、碰到貧下中農不準當中走，須低頭靠邊走； 6、無論批鬥什麼人，都必須隨叫隨到，陪鬥陪批。7、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辱罵毆打，以表現政治正確。因此，王天祜的遭遇，是無數四類分子所經歷過的，在哪個時代，是一種常態。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剛剛畢業分配到農村工作，哪個時候也是剛摘了四類分子帽子的時候，村間道路再無人清掃，鄉村道路下雪後路上積雪難行，就聽到過許多人咒罵鄧小平為四類分子摘帽，路都沒人掃了。斯情斯景，仍然歷歷在目，而文革時期對四類分子的殘酷鬥爭，也是親眼見過許多場景，因此，網友青出於藍說的他爺爺遭遇，我相信沒有任何虛假的成分。只是他哪個時候很小，記憶的很不全面罷了。